我四叔公有个女儿，嫁到了南乡舒洪镇东面二十里双溪口村的洪姓人家，丈夫是个老老实实的种田人，生有一子一女。一家四口，男耕女织，日子过得倒还安定。我们全家从上海内迁缙云城内以后，我这个姑妈也曾经带着女儿进城来到我家走动。我这个表姐比我整大十岁，却只读过两年书，就因为“女孩子读书没有用”而辍学了，还没有我的“文化水平”高呢。我表姐名叫桃花，真是人如其名，一张粉脸长得有如桃花一样鲜艳娇嫩，伸出手来，也像莲藕一样白白胖胖的，尽管穿的是家织的土布衣服，也没戴什么头面首饰，看上去还是很惹人喜爱。我见她的那年，她才虚岁一十七岁，当地人崇尚早婚，早在两年前就经人撮合，许配给邻村洪坑桥地方的青年农民潘振华为妻，只等我表姐满十八岁，就要过门成亲了。
  我姑妈登门，一者是为走亲戚：我们全家定居上海多年，她也多年没与我们见面了；而主要的原因，还是来与我父母商量：她的儿子，时年一十九岁，虽然国家有独子不服兵役的规定，但是农村中的乡保长办事可不全按规定，他们村子里，就有两个独子被抽了壮丁。我父亲在北伐军中当过团党代表，又是上海法院在任法官因战事暂时回乡来当律师的，在当地也算是个“著名士绅”。我姑妈的意思，是要我父亲给他们乡的乡长写封信，以免他日抽壮丁的时候抽到她儿子的头上。我父亲呢，是个积极抗日的开明士绅，这样的信他不肯写。再一问，她儿子只读了四年村小，就动员我姑妈让她把儿子送到城里来上中心小学，这样，按国家规定：学生可以缓役，绝不会被抽壮丁，文化知识也可以得到提高，真是一举两得的事情。至于学费，我父亲答应适当资助。我姑妈自己没主见，当然一切都听我父亲的。于是通过我父亲的帮助，我表哥一十九岁了，比我高出一尺多的大个子，却成了我的同学，也穿起童子军服装来。
  我表哥与我不同，我家在县城，是走读生。他家在乡下，我家只有租来的两间房子，没法容纳他，所以他只能住校。当时的住校生大都来自农村，交得起学费却交不起伙食费，所以有相当多一部分学生自己做饭吃：在宿舍的一角放一个小炭炉，用一个小铜罐焖饭，做一次吃三顿，菜是从家里带来的霉干菜、豆腐渣之类，可以不用做。每逢节日，我母亲总让我叫他到家里来过节，平时也常常给他送点儿时新的菜去。我的表姐洪桃花，也常常进城来，给哥哥送米或送菜。
  就因为哥哥上学，桃花的婚期推后了一年。我九岁那年，我表哥终于小学毕业，回家去了。因为家里穷，无力再上初中。
  我表哥一回家，潘家就托媒人来催办婚事。双方商定，当年秋收之后，就给我表姐完婚。为此事我姑妈特地进城来一趟，通知我母亲，要我们全家都到她家去喝喜酒。那时候我父亲已经去了抗日前线，家里只有母亲、小姐姐和我三个人。于是我天天盼着快到秋天，好到我从来没去过的双溪口观光观光，看看热闹。
  那一年气候反常，一连旱了三十多天没下雨，加上时疾流行，暑泻、疟疾，交相为害，乡民们苦不堪言。潘振华白天黑夜地车水浇田，饥寒劳累，喝多了生水，加上夜间又受了点儿凉，不幸染上了痢疾，久泻不止。当时农村中缺医少药，农民患病，大多是找偏方吃草药，再不然就是去拜佛许愿，求神佛保佑。潘振华吃了几服草药，总也不见痊愈。
  洪桃花听说未婚夫患病卧床，忧心如焚。当时风俗：没过门儿的媳妇儿，是不作兴登门探病的。桃花无奈，只能在家里烧一炷香，恳请神佛保佑夫君早日康复。只是消息传来，潘振华的病不但不见有起色，反倒日见其重，瘦得都脱了人形儿了。桃花心想一定是自己拜佛不够诚心，许的愿也不够大的缘故。正好同村的树才大嫂也因为丈夫得病要到城隍庙去烧香，于是桃花就和父母商量好，决定跟树才大嫂一同进城上城隍山烧香许愿。
  炎天盛夏，暑气蒸腾，桃花和树才嫂虽然天一亮就离开了村子，可是一人手提着一只遮着新毛巾、装满了香烛供品的细篾红漆竹篮子，刚走出五里路，就已经汗津津的了。走到舒洪，太阳已经老高，汗水把两人的阴丹土林蓝布上衣的肩头全打湿了。过了舒洪，太阳越来越高，晒得人们几乎流油。当时当地人的说法，拜佛烧香是不能坐轿也不能打伞的，桃花和树才嫂两个为了表示自己礼佛的心诚，也没敢带阳伞，只是在确实顶不住的时候，才用大蒲扇遮一遮脑袋，看见路旁有凉亭，就进去坐下喘上一口气儿，扇上几扇子，等汗水落一落，再继续赶路。
  两个人紧赶慢赶，到了县城东门，已经将近中午。我家就住在东门，按说她应该先到我家吃过中午饭，再上城隍山的，但她一者拜佛心切，如果半路上拐到别处去，未免有不诚心之嫌，二者又与不是我家亲戚的树才嫂同行，带到我家来，也似乎有所不便。因此她跟树才嫂说：不如先到城隍庙拜佛，然后再把撤下来的供品送到我家来，在我家吃过中饭，躲过中午的大毒太阳，等下午三四点钟，再动身回家。
  树才嫂三十多岁了，平时经常上山下地，身板也结实，如今在大太阳下晒上半天，虽然也热得浑身大汗淋漓，倒还顶得住。桃花是个大姑娘，主要在家里干点儿家务活儿，平时除了农忙季节往地里送几趟点心汤水之外，大热天儿的很少有在太阳底下干活儿的时候；今天给夫君烧香许愿，在大太阳下面晒了半天，汗水把衣服湿得全贴在身上不说，口干舌燥，头晕脚软，眼花恶心，直想呕吐。但为了给夫君消灾降福，她硬是咬住牙根儿在树才大嫂的搀扶之下，一步一步地爬上了庙前那二百多级台阶，等到她站在大殿前面，已经又累又饿，原本像桃花一样艳红的脸色，都变白了。
  两位女香客从城隍山脚到城隍庙大殿，爬完了这二百多级石砌台阶，穿过了一个大门洞，迎面是一个大院落，正南有一个大戏台，两旁各有几间披屋。院内紧靠东墙根儿，有一棵四五个人合抱的大樟树，据说还是隋朝留下来的，唐朝李阳冰迁庙的时候把他砌在围墙之内，如今已经与围墙长在一起，算得上是当地年纪最大的樟树了。因此有很多妇女生下儿子之后怕命蹇运乖长不大，就让初生婴儿认它做“干娘”，以求沾一点儿长寿的福气。每一个认它做干娘的娃娃，都要敬献一双绣花儿鞋或一个红肚兜儿作为贽见之礼。为此，这棵大樟树的枝杆上，从上到下挂满了一串串的红肚兜儿和三寸来长、一寸来宽的绣花儿鞋，有红的，有绿的，远远看去，饶有风趣。
  正对着戏台子，又有几十级台阶，直通仪门。仪门的东西两侧，东面是鼓楼，西面是钟楼。那鼓，足有大号圆桌面大小；那钟的下口，则比一张圆桌面还要大些，用几万斤青铜铸成，比一个拳头还厚，内外全铸满了捐资者的姓名和乐助的数目。仪门正中，滴水檐下悬一块黑底泥金的竖匾，大书“显佑伯”三个金字。两旁柱子上一副楹联，上联是“好大胆敢来见我”，下联是“快回头去做好人”。真要是做了亏心事的香客，见了这副楹联，准会吓一大跳，再也不敢去迈那条一尺半高的门槛儿了。
  迈过高门槛儿，门内东西两侧是黑白无常的泥塑像，每个都有丈八开外。走进仪门，东西两廊是判官小鬼和手持水火棍儿、头戴瓦罐儿帽的衙役的塑像。庭中东面一个大化纸炉，西面一个大香炉，都是条石砌的。
  大殿正中，神座上供着胡深的木雕坐像，比真人略为高大一些，穿着丝质金绣的大红龙袍，白面长须，手执纸扇，微带笑容，一副长者风度。神像的头顶上，也挂着几块牌匾，写着“威灵显赫”、“有求必应”、“诚则灵”之类的巨大金字──那都是许愿有应的香客们送来的。神像前面的香案上，有个其大无比的铜铸大香炉，里面插满了香。香案前面，是一座高矮三排的铁铸大烛台，每排能插二十四支蜡烛。香案前面的供桌上，放满了时新果子和煮得半生半熟的鸡、鹅、肉、猪头之类。
  由于这天正是阴历十五进香的日子，再者近来瘴疬流行，烧香许愿的人特别多。桃花把供品拿出来放在供桌上，点上香烛，好不容易等到蒲团上有了空，赶紧双膝跪下，手执清香，顶礼膜拜，低声祝愿：一愿父母长命百岁；二愿夫君早日病愈；三愿城隍老爷保佑她夫妻相敬，妯娌和睦，早生贵子，发家致富。要是以上愿望都能实现的话，来日生猪生羊抬到城隍山来还愿……刚说到这里，抬起眼皮儿来向座上的神像瞟了一眼。啊！ 只见城隍老爷一手拈着长须，一手摇着白纸扇，正斜着眼睛，对她嘻嘻而笑呢！
  桃花吃了一惊，身子一哆嗦，手一松，一把点燃了的清香竟撒了一地──烧香拜佛，把香烛撒了，是一种“大不敬”的行为──桃花更加惊慌了，忙不迭地俯身把香一根一根地捡了起来。树才嫂一边数落着她，一边帮她把香拾起来插进香炉，然后取出纸钱银锭，嘱桃花把供品收进提篮里，她自己转身到化纸炉前面烧化纸钱去了。
  桃花神思恍惚地正往提篮里装供品，忽然听见一个嘶哑的嗓子在身后嚷着说：
  “诸位香客，陈司令降香来了，大家请让一让，请让一让！”
  这个陈司令，姓陈名平，祖籍浙江，寄居上海，黄浦第三期毕业后，也当过几年军官，只因他无志于参加国内混战，升官无门，干脆借个名目请了长假，回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