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进一步要问，为什么有一些人并未创造财富却能分享别人的成果？这与一个社会如何在其成员之间分配全部产品的制度规则有关。所谓经济制度就是人们分配社会产品的规则。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出卖生产要素，从而获得其收入。学过宏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方法有二，一是将最终产品的产值相加，二是将要素所得相加。这二者应当是一致的。此处暗含的意义就是，创造出来的财富都分配给了创造财富的人。在计划经济中，人们从事生产不是为了出卖所创造的财富。社会也不鼓励人们追求自利，相反鼓励劳动而不计报酬，这当然很高尚。可是没有分配出去的财富却为少数侵占别人利益的人创造了机会。他们手中有权，权可以与钱相交换。这种分配制度不但存在于要素的使用上，也存在于消费品市场。有一部分消费品不是拿钱就可以买到的，还与“此人是谁”有关。过去友谊商店要持外国护照才能进入；特供商店专供持有特供证的人；软席卧铺票必须是处级以上干部才可购买。在这里也是权在起作用。我国在引进市场机制的过程中，这些分配规则已逐步地被市场交换所取代。市场化的过程就是用钱代权的过程。
  再谈谈物尽其用。每种资源都有许多不同的可能用途，粮食可以吃，可以做饲料，做工业原料，也可以出口；电力的用途则更广泛，也许可以提出1000种。究竟每种资源如何分配，何者最急需，奇 -書∧ 網需要多少量，这都属于“物尽其用”的范围。从另一个角度看，每种资源又有不同的生产方法。发电可以用水力，也可以用火力；火力发电又可以烧煤，烧油或烧气，还可以用核能；用燃煤发电机组，可选用的技术路线又有许多种，在每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必定有一种技术是最节约的。比如在靠近煤矿的地方，煤得来容易，就不必用复杂的技术去节约煤，因为复杂的技术是要花费成本才能得到的。这许多资源配置的问题，外行人看起来似乎不难解决。正好像Ａ小姐和Ｂ小姐谁更美一些一样，每个人都能容易地作出回答。可是经济问题不是主观价值判断，它要经受客观检验。而这个检验的根本问题是如何确定一个客观标准，只有市场经济制度下这个问题才得到彻底的解决。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始终建立不起一套客观评价系统。过去人们常说最大的浪费是计划中的浪费。造成这种浪费的根本原因不是计划人员不努力、不聪明，而是作为一切经济评价基础的价格出现了扭曲。价格完全是价格管理部门的主观产品，尽管他们也力图“使价格符合价值”。可是，什么是“价值”又陷入了无穷尽的争论之中。
  市场经济另辟溪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摆脱了一切理论上的争论。直接从实践中找到了答案。它的方法是让市场去调节价格，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供过于求时，价格下跌，最后使一切商品和服务均处于价格均衡的状态。在此状态下用钱可以买到任一种商品和服务，而且每一种商品和服务都可以按均衡价格出售。于是钱就成为衡量价值的精确度量。因为价值不存在绝对的度量，一物的价值完全是相对于它物而言的。一件甲物可与两件乙物交换，我们就说甲比乙的价值高一倍。当一切物品的价格都经过供需调节而达到均衡状态时，任一种商品都可以通过钱的媒介与另一种商品交换，钱就成为价值的标准。在计划经济中人们怀疑用钱度量价值的客观性，因为许多东西不是单纯用钱就可以买到的，像黄金、外汇、土地等，还被排除在交易之外。一商品的价格直接或间接受其他商品价格的影响。如果有这许多商品不能通过钱来交换，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都将被扭曲。
  在一个允许价格随商品的稀缺性浮动的经济内，资源会流向最能发挥其作用的地方，不必由外人去干预。最近北京发生了王府井新华书店搬家之争。不少人听说在王府井开了几十年之久的新华书店被迁走，觉得非常惋惜。有的人认为书店被商业挤走是斯文扫地，于是乎动了感情，非要挽留不可。但是在一个发育完善的市场内，书店应该设在何处？一块土地该派什么用场？市场的竞争自然会作出判断。书店并不是放在繁华区最恰当，一块价格昂贵的土地是不是应该用来开书店也是大有疑问的。美国的金融一条街华尔街，银行林立，但并没有书店。解放前的上海外滩也是银行和海关的地盘，到了计划经济年代，外滩这块宝地变成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所在地。现在引进了市场机制，外滩又要办银行了。资源能用在产出价值最大的地方，整个社会的生产力能得到发挥，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能直接或间接受益。
  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均衡不但解决了经济评价的客观标准问题，而且提供了激励机制，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提供稀缺商品而得利。在一个具备正确评价系统的环境内，每个人的努力都为增加社会财富起了作用，任何浪费的劳动将被市场惩罚，表现为企业的亏损。所以市场经济具有非凡的活力。人类社会引进市场机制的二三百年来，社会的生产力空前提高，寿命延长，教育普及，生活呈现出极其丰富多彩的情趣，这是近千年来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即近二三百年来的物质文明的进步，似乎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但从深层次分析，这是一种肤浅的认识。首先，发展科学技术要聚集一批有专长的人才。在计划经济时代，以红代专，把大批有巨大科学潜力的人送到工厂、农场去接受再教育，当时提出这样做的理由也是极其动听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事情决不可能发生。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只是提供了生产工艺的许多新的可能性，并不能指出哪一种可能对社会有益。只有可以商业化的技术，它能降低成本，节约资源，才有推广的前途。这一筛选过程也只有在市场制度之下才有可能。当然，市场环境为发明人提供了巨大物质报酬，成为科学技术的推动力。
  分工是社会生产力的重大泉源。因为通过分工可以实现专业化生产，使各种自然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北方人要吃桔子，不必自己去种，可以利用南方的气候种植桔柑，然后通过交换得到它。分工又可以利用大规模生产降低成本，分工又培养了各种专门技术的工人。一个人专攻一种技术，一定可以做到精益求精，并创造出高效的专用工具。分工是在价格引导之下发展的，它使各人各地发挥其独特的优势。计划经济是有分工而无正确价格的制度，它无法区别出何人何地具备何种优势。在计划经济时代不少该进口的东西在出口，该出口的东西在进口，正是价格错乱造成的。
  市场有这许多好处，人们参与市场难道就没有成本吗？有的，这就是交易费用。它包括搜寻价格和交换对象的信息费用、谈判和制定合同的费用、万一毁约的损失和诉讼费用。要降低交易费用就要有畅通无阻的信息交流，各种制度的透明规定，精简高效的行政手续，与人为善的政府管理，诚实且守信用的商业行为，有妥协退让精神的谈判对手。我国在交易费用上的巨大浪费，是我国不能迅速致富的极大的原因。手续繁，互相推诿，重复谈判，责任不明，使得做成一笔生意十分困难。极高的交易费用阻碍了市场交换，购买不如自己生产，这是我国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原因。交易费用高与所有权不明确有关。公有制的财产究竟谁有权说了算非常模糊，于是扯皮就成为必然。明确界定所有权可以大大地节约交易费用，己为我国的实践所证明，所以近年来我国经济界对明确产权给予了特殊的注意。社会的经济效率从更深层次分析，还与人们的道德水平有关。杀人越货，欺诈勒索都是犯法的事，都有法律在管理。但开会不守时，说话不算数，工作拖拉，得过且过，待人粗暴，这些都不算犯法，却会造成重大浪费。光是开会开车交货付款不守时造成的不便和纠纷，一年的损失可能上百亿。工作马虎，产品质量差，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显著的特征。门窗关不严，马路不平，厕所漏水，路灯不亮，书籍缺页，邮件送错，电报延误，打电话总机无人接，更不用说各种劣质产品，这种质量问题己变得无孔不入，无奇不有，我们每个人天天都在品尝互相提供的质量苦果。这类的经济损失每年至少几千亿元。质量的背后是责任心、敬业精神，总之是道德问题。有人以为市场经济就是人人追逐私利，是道德沦丧的经济，这是极大的片面理解。事实上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是讲礼貌、重信用、守秩序、尊重人、富有同情心的社会。道德和市场并不互相排斥，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市场制度如此美妙，它就没有改进的余地了吗？人类社会还要进步吗？它应迈向何方？当然，市场制度虽然比之人类社会过去尝试过的各种制度优越得多，但它自身包含着深刻的矛盾。最主要的是资源的严重浪费，它起源于人类对物质欲望无休止的追求。市场经济也没有找到解决公平与效率的有效手段。过分地突出个人权利，发生了权利和责任的脱节，表现为吸毒、依赖心和社会的两极分化。而且市场规则之有效，仅仅限于处理企业、家庭之间的关系。在企业内部和家庭内部，市场规则并不适用，甚至还产生负作用，工人不能事事与老板处于平等地位讨价还价；家庭内部更不能“按劳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