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如果我们反问一句：多大的能源弹性系数算恰到好处？就可发现上述判断缺乏证据，因为没有人能对此作出答复。如果看一下美国的记录，1973～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45％（按可价格），而一次能源消费只增加2％，弹性系数只有0．04；日本在同一时期的弹性系数为0.32，西德为－0.03，英国为－0.43，而这些国家还在号召继续节能。所以弹性系数低既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也可能是主动选择的优化策略，何况我国的弹性系数比之上述国家并不算低。有的同志以国民生产总值的能源密度作比较，我国的能源密度不但比发达国家高，也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高得多,并以此论证我国有很大的节能潜力,弹性系数还应该更低一点。事实上,弹性系数也好,能源密度也好,都不是理论指标,不考虑一个国家的资源条件、地理环境、生活习惯、经济发展阶段等因素，单靠弹性系数是不能得出确切结论的。
  第三个理由是能源市场供应紧张，有钱也买不到需要的品种和数量。然而供应紧张主要和价格偏低有关。在市场经济国家，价格随供求形势而变化。换句话说，供应总是充足的，只是价格在变化；只要你有钱，东西总是有的。当然。也不能无视价格的高昂，只看到供应不断而否认有能源短缺的可能。可见不问价格而只看供求关系，并不能得出一种商品是余是缺的结论。更难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价格水平正合适，超过它便出现短缺。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们依然不能判断余缺。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国确实有能源短缺问题。1990年我国人均能耗仅910公斤当量煤，还不及美国的1/10。相差如此悬殊，难道还不能说明我国缺能吗？可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不仅缺能，而且缺汽车，缺住房、缺衣服、缺食物。因为我们是一个刚刚解决温饱，正在向小康水平发展的国家。所以按愿望来论证余缺，并无政策意义。
  问题分析到这时似乎走进了死胡同：能源是否短缺是一个无法论证的问题。幸亏微观经济理论给了我们一线光明，这个理论推导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一般均衡状态（或总体均衡）最优性。它证明，当一切交换通过价格调整余缺而全部达到供需均衡时，不仅能源和其他一切商品处于供需均衡状态，而且愿意寻找工作的人统统都就业，人们的储蓄统统转化为投资，自由买卖的外币市场产生均衡汇率，这种总体均衡就是理想的效率最高的状态。此时如果一国的能源（譬如石油）价格以均衡汇率，折算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时，说明该国能源短缺，应该从外国进口；如果现今的能源均衡价格高于过去，说明现今的能源比过去短缺。这说明余缺是一个相对概念，必须从比较中去把握，国内和国际比，现在和过去比。前面的讨论从不同的角度说明判断余缺的困难，这些困难之所以发生，说到底，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应该用多少能才算恰到好处。如果有了一个用能的标准量，这些困难立刻迎刃而解。实际用能低于标准量，说明能源短缺，反之则能源使用浪费。现在均衡理论为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能源价格调整的讨论中，不少同志直接间接地论证了均衡价格的有利性，一般均衡理论进一步指出，能源价格处于均衡点时是否是最优价格，还取决于其他交换是否也处于均衡状态。只有当一切交换都均衡时，均衡价格才是最优的。更要着重指出的是，均衡理论不但证明了均衡价格的最优性，同时还证明了在均衡条件下交换的量是最优的量。一切商品都有一个最优用量的问题，而不是一般人所希望的那样，生产和消费总是越多越好。原因很简单，我们所拥有的生产要素是有限的，劳动、资金、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都是有限的。多生产此物必以少生产它物为代价。所以经济学要解决的任务不是无限制地生产一切商品，而是保持各种产品有一个恰当的比例。这个比例就是在总体均衡条件下的交换数量比例。
  微观经济学只是从理论上指出了如何讨论和判断余缺，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计算方法。实际上，这个均衡交易量是无法计算的，它只能通过市场交换来求解。换言之，每个消费者根据他自己的收入水平和各种商品的价格决定每种商品的需求量，这个计算机存在于每个消费者的头脑之中。均衡交易虽然无法计算，但可以从对市场的观察来推测。根据均衡理论，我的推测是我国虽然存在能源供应紧张的现象，但就我国的主要能源煤炭而言，并不是生产不足所造成，换言之，如果将不合理的煤炭消费削减下来，短缺现象就可以消除。这个推测的政策意义，是能源政策的重点应该从增加生产转移到节约用能，但石油、天燃气和电力的情况则不同，虽然它们的使用同样存在着浪费，但即使浪费完全避免，供应仍将是紧张的。下面简单地介绍一下这种推测的依据。
  1985年是我国能源供应十分紧张的一年，华东、华南等地的煤价在几个月之内上涨了一倍左右。根据这两个地区的申报的缺能数量，总共只有4000万吨煤，不到该年全国产量的5％，而一般估计我国能源的浪费量则远超过5％。1986年中央控制了经济增长速度，到1987年初出现了大面积的煤炭供过于求。这一现象在1989年以后的市场疲软形势下再次发生。从国际比较看，国内煤炭的市场价格最高的时候，仍比国际市场价格低。最近我国与日本签订的出口动力煤的离岸价为39．5美元／吨，这样的煤价对我国东部的一切煤矿都有吸引力。
  石油产品的情况则不同，即使在疲软形势下，也没有发生像煤炭那样的大面积积压，汽油、柴油的市场价格波动幅度较小，而且始终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电力的市场价格不断在上升，80年代初期6分钱1千瓦时的价格早已成了明日黄花，办电可以赚大钱的事实吸引了大批资金拥向电力建设。电力项目投资的利润率高于其他投资，这种利润率的不均衡正是对电力的旺盛需求造成的。
  对过去市场的观察和分析不同于对将来的预测。过去不缺能不等于将来永远不缺能。从煤炭需求来看，几亿农民收入增加之后，生活燃料将从秸杆转向煤、油。靠近煤炭供应线的农民将是未来煤炭市场主要的新主顾。生活提高后。对油，气、电这类优质能源的直接间接需求会迅速上升。但如果节能措施得力，工业用能不会大幅度上升，因为大中企业和乡镇企业者存在着巨大的节能潜力。
  2．是能源开发和节约并重吗？
  能源政策的重点是开发还是节约，不是可以随意决定的，应建立在能源形势分析的基础上。如果能源生产并不少，问题在于使用的浪费，则政策重点应放在节约上；如果使用中已经避免了浪费，则重点应放在开发上。根据上面的分析，我认为我国能源政策的重点就该是节约，而不是开发。然而我国近两个五年计划中提出的方针是开发与节约并重。
  更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并重的方针，在执行中变成了以开发为主。这是我国多年来管理国民经济传统思想的继续：一样东西短缺的对策就是增加生产，很少从提高使用效率减少浪费上去想办法。“七五”期间全民所有制能源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达3000亿元，其中绝大部分直接间接用于开发。同期安排的节能技改资金为46．5亿元，再加上节能基建投资114亿元，合计才160．5亿元。当然节能投资很难统计周全，不少企业有助于节能的小改小革并未包含在以上的统计内，但是3000亿与160．5亿元的巨大差距应该可以说明并重的方针并未认真贯彻，事实上，俯拾即是的节能机会我们往往视而不见，浪费惯了就不再觉得是浪费。以建筑物节能为例，北京冬季的气温和伦敦、柏林、波士顿、慕尼黑等地差不多，但北京建筑物很少采用双层玻璃窗，上述城市则普遍采用双层玻璃窗。我国的照明，低效白炽灯仍占大部分，国外白炽灯几乎已被淘汰。老旧低效的汽车、锅炉、土法炼焦等国外早已绝迹，我国还相当普遍。这些现象之所以存在当然与资金不足有关，因为绝大部分资金用于开发。
  节约一吨能源所花的代价低于开发一吨能源的代价，则节能的经济效果比开发好。更重要的是，节能还有一系列开发所不可能具备的优点。第一，节省了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第二，有利于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缓和原材料的紧张状况，充分利用现在开工不足的加工工业的生产能力；第三，节能见效快，而煤矿，油井，水电站建设都要好几年，远水难解近渴；第四，节能可以缓和铁路运输紧张的困境，而开发将使其进一步恶化；第五，节能对环境有利，开发将增加污染和温室气体的排放。由于这些附加的好处，节能的代价即使稍高于开发，仍可能比开发有利。这也是应将能源政策重点放在节约上的理由之一。
  3．要不要节能法？
  浪费能源是多年来的老问题，于是有的同志提出用法律手段来保证节能。可是我们应该节约的资源不仅是能源，粮食也存在着严重的浪费，难道节粮不比节能更重要吗。如果各种资源的节约都要立法，那就要制订几十乃至几百个法律。这不是解决资源有效利用的正确途径。经济学原理最主要的一条结论，是公平竞争的市场可以保证各种资源的高效利用，所以解决浪费问题的正确办法是用法律保证公平竞争的市场运转规则，而不是通过法律去干预市场，规定什么产品可以生产，什么不许多生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