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侵入的定向
  首先涌现在眼帘的是侵入的定向。从邃古直至十八世纪，地球上这一地区人民的移动——侵入或迁移——几乎常常是从北到南，从草原地带到耕种地带。侵入高加索南边的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于纪元前七世纪向小亚细亚、阿美尼亚和米底前进。在戈壁的月氏人于纪元前二世纪侵入大夏，他们后来又干公元第一世纪侵入印度。当我们纪元的第四世纪，戈壁的匈奴人和鲜卑入侵入中国的北方。五世纪时候，拓跋人侵入同一方向。这也是在第五世纪，……哒匈人侵入大夏，嗣后又侵入旁遮普。也在五世纪时候，还有阿提拉的匈人侵入巴尔干、高卢和意大利。六世纪时候，历史上的突厥人——就是中国对音称为T'ou-hiue 的——从蒙古里亚下趋，建立西突厥斯但，在七世纪时候，他们并且不断侵袭中国的河套。十世纪时候。蒙古种的契丹人据有北京。十世纪之末，伽色尼突厥人占领东伊兰。十一世纪中叶，塞尔柱突厥人侵入阿刺伯帝国。十二世纪，通古斯种的女真人或金人，征服中国北方。十三世纪，成吉思汗系的蒙古人征服中国、伊兰和罗斯。十四世纪之末，帖木儿兰征服伊兰，十六世纪，帖木儿的一系人又征服印度。十七世纪，满洲人征服中国。以上是侵入表的大概，历时两千五百年，从北到南，更迭不休， 带有给人印象深刻的规律性。
  在这个同一地带，有没有方向相反的移动呢？至少有一些在膺惩或防御出兵的形式下的试图，例如大流士的出兵至于欧洲的西徐亚，中国的迭次出兵至于蒙古里亚，特别是公元前二世纪之末汉武帝的出兵，公元七世纪之初唐太宗的出兵，十五世纪初年明永乐的出兵，最后，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时候，满洲人皇帝康熙和乾隆的出兵。在两方，情形与之相同，我们可以举阿拔斯王朝在八世纪向河中的膺惩性举兵，萨曼王朝在十世纪向楚河和伊犁的出兵，帖木儿兰在十四世纪时候向蒙古斯坦的出兵，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时候，阿拔斯沙和纳迪尔沙的进攻鸟兹别克。然而所有这些从南到北的出兵都具有十分鲜明的防御性质。这是一些对策，有类于罗马人的出兵，先至山内高卢继至山外高卢。这里的规律，侵入是“长驱直入”的。
  然而我们如果移转目光至于地中海以南的地带，所看到的是相反的表演。在这些地方，一切侵入系从汉志的干燥草原开始，尤为常见的是从阿刺伯西部或摩洛哥南部出发而“上升”至于北方。例如阿莫里特人和阿拉米人侵入叙利亚和巴比伦，纳巴泰人的渗人，伽色尼王朝后来的侵入希腊化和罗马化的叙利亚，拉克米特人的侵入萨珊王朝的加勒底，类似情况还有伊斯兰教的阿刺伯人侵入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最后还有阿勒摩拉维德人以及稍后马格里布的阿勒摩合德人的涌人西班牙。
  由此可见，仅仅就西亚东欧而言，这里已涉及到许多不同民族，在北方草原地带，西徐亚人和匈人有那些不同地方呢？关于西徐亚人，克里米亚的希腊古瓶曾提供我们以精细的人种学的参考材料。从罗马时代的绘图，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高卢、日耳曼和达基亚祖先的形象，他们完全是北方的雄伟战士。相反地，中国编年史家和艺术家们遗留下来的匈奴形像都接近于若南德所描绘的阿提拉形像，即所谓典型的匈人。此外，语言学家们一致以为匈奴人是属于阿尔泰系，他们的方言或属于原始蒙古的类型，或者更可能是属于原始突厥的类型，而专用名称的研究使我们知道西徐亚人所说的是一种伊兰方言。
  然而，我们可以将希罗多德所说的和中国史家们所说的相比较。前者告诉我们西徐亚人的生活形态，后者说到匈人所过的生活，几乎与之完全一样。这些猎取人头的人，携带着他们的车辆和可以折卸的帐幕，流浪在他们畜群的后面，以兽肉和乳料为生，当人们攻击他们时候就逃走，不提防他们的时候就来攻击，固然在种族上有所不同，他们都是属于同一的文化阶段：即畜牧的阶段。阿剌伯人，这些从南方来的侵入者，也是属于畜牧的阶段。这是人类地理学的具体事实，制约着亚洲的一切侵入的历史。
  在草原地区的畜牧生涯需要时常徒移，因此将人们固定在放牧状态之中。这是极为低级的文化阶段，然而就是很有潜在力的民族（我此刻想到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一类人）也不免如此。所以成群的殉葬，在美索不达米亚， 于乌尔女王楚拔之后不久就废止，在中国，在安阳帝墓之后不久就废止，而在西徐亚人中间继续至于希罗多德时代，在蒙古人中间一直继续到成吉思汗的埋葬。引起这些侵入的，正是一种时代的移位，将约略停止在等于纪元前三千年情形的人和我们的中世纪的人同时并存，在上亚细亚，草原上还维持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状况，而在南方，早就进入极其发达的农业阶段。
  第五章 对蒙古征服的总结
  第二节 蒙古人入侵的规律：是气候的周期性运动还是政治事实？
  如果草原常常足以供养畜群，由此而供养它的游牧人，但有时不能很好地供养他们。这是不是沃壤和沙漠永久的互相调剂？从古地理学说，这是不是一种由暑热而至于沙漠化的过程呢？亢旱的年头使畜群倒毙，引起饥荒， 迫使游牧者向耕种地的边缘寻找活路。欧文·拉铁摩尔由这个事实出发，想从突厥-蒙古人对于中国的周期性的入侵中找出蒙古地方亢旱的周期性运动。照这样说，入侵的规律将是一个测定温度的规律。这种解释足以诱惑人。
  然而它不幸有中国的历史家们用心地对我们叙述各种政治的情况，我要说这是属于政客们的情况，他们曾在中国的朝廷里面帮助了、也可以说是招致了各种入侵。不能否认，每当游牧人的潜在的压迫力和定居国家正常所具有的抵御力失去了均衡的时候，几乎必不免有以启其端。司马氏的普朝到了公元四世纪初叶时候，宋朝到了十二世纪初叶时候，明朝到1640 年时候，都是没落的王朝，有时是在解体之中（就晋人和明人说），出现了一批批的霍诺里乌斯和阿卡狄乌斯，他们在游牧人的弹指之间一败涂地。处于游荡在长城北边的纪元前三千年的人和文化极度发达的例如与宋徽宗同时的人之间，只要后者一旦示弱，就可以使这座屏障——万里长城——屈服。如果象拉铁摩尔所说的，气候的周期性运动足以影响历史，这个周期性运动只能在历史听任其发展和黄河的防线放松的时候，才能够发生作用。
  第五章 对蒙古征服的总结
  第三节 周期性侵掠的规则与偶然的征服
  游牧生活实际上使突厥-蒙古人，对定居人民处于显然优势。游牧人—— 一般的说是骑马射箭者——具有流动性，几乎有到处皆是的神秘性。他们的失败不发生什么后果，因为他们可以立即逃走。欲使他们受到惨痛失败，中国的军队就要进攻至于戈壁沙漠的北边，至于鄂尔浑河和客鲁涟河之上，即他们安放其财产，即畜群的地方。当第八世纪时候，一个突厥汗王想在鄂尔浑河上建筑一座和中国一样的有城墙的美丽的国都。他的老谋深算的谋臣暾欲谷对他悦：“你要小心呵！现在你在中国人面前可以无限制地退却，所以你是不可制服的。如果你将自己关在城垣里面，你就要失败。”从另一方面说，当成吉思汗的左右劝他暂停对唐兀人的战争时候，曾对他说，唐兀人住在城里，总是可以在原地方找到他们。由此可见，定居人民常常是容易受攻击的，而掠夺的入侵几乎是一定可以成功。即使其结果是失败，而在开始时候也可以带来战利品和欢宴。如果事有凑巧，中国人的宫廷里面或是兵营里面发生了什么骚动因而边境空虚，就可以征服一座城、一个省、一个帝国。这就是历史上中国和蒙古关系中的一种规律。如果细究中国的编年史，突厥- 蒙古人的掠夺性入侵是经常性的，除在汉、唐全盛时期以外，几乎每十年就有一次。如果这个朝代正在强盛时候，侵掠仅仅是侵掠，有如虫螫在广大的帝国躯体之上。如果机能有了毛病，这就是死亡。
  根据上面的举证，我们可以总括地说，周期性的侵掠（和相应的定居人的反攻）是突厥-蒙古人和中国人关系的通常形式，而真正的入侵，即征服， 只是例外的偶然事件，大约有百分之一的机会，它常使征服者们自己不知所措。十世纪时候就发生过这种情形，契丹人攻占了中国的都城开封之后，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又退出该地。
  第五章 对蒙古征服的总结
  第四节 联盟者和边境民族
  结成联盟的鞑靼人以移民或隶属者的资格住在长城外沿的中国与匈奴人杂居的三角地区，他们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些属于匈奴种的小王侯们，成为中国的藩属，沾濡中国的文化，获得中国的封号，以帝国的名义管理他们在鄂尔多斯、绥远和察哈尔的驻营地方，比起在外蒙古君临鄂尔浑河、土拉河和客鲁涟河之上的突厥-蒙古汗王们，他们显然是微弱得多。但是他们在实际上常常危险性更大，因为他们常常到中国的朝廷去，所以了解中国朝廷的一切弱点，有供给情报的人在那里，而政客、失意者以及内奸们往往向他们通款。公元四世纪初，刘聪的事件就很有代表性。这个事例令人联想到许多在报达宫廷里面居住过的突厥人首领们，他们就象南下长城的结成联盟的匈人后裔，与加色尼朝和塞尔柱朝的逐渐侵蚀伊朗具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