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一些不成熟言论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也许总是觉得你的父亲不够优秀。现在，我坦诚的把描绘家庭成员肖像的素材摊在你面前，看看你的脑海中会闪现出怎样的父亲肖像。
  关于你的父亲的可看之点。
  A、我的主要经历：1961年在我四岁的时候，母亲（你奶奶）作为国家正式工人，主动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县农械厂带着一家回乡种田，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当年回家时我坐在马车上兴高采烈而姐姐一路大哭的情景。大约七岁时，我每天跟着本屋叔公上山砍树，当然，那时是重在参与，背回来的都是小树。一、两年后，我带着妹妹砍光了名叫高简上山中，我和妹妹能扛得动的所有小树。
  在劳动中，有一个情景对我的人生观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大约是1965年夏天，我和十多个同龄小孩一起到离家三、四里路的磨石寨与柴载坑之间的山岗上砍树。大致下午四时，我肩扛着一条近四米的小树与同伴走在山岗上，突然间狂风大作并下起了暴雨。这时，我被狂风向前猛推了将近10米远，被推到一个有十层楼高的崩岗（悬崖）前，只差一步——眼看要掉下去了，正在双腿哆嗦之际，又被狂风向后猛推了七、八步远，这时我放下肩上的树木，紧紧抱住一棵高山松，待风雨过后才回家。数十年来，我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如1976年和1980年两次触电事故均因电击后倒地而脱离了电源得以生还，1985年夏，我因胃部大出血，妹妹用自行车送医院途中，我已经两眼漆黑，躺在地上10分钟后才重见天日）。此外，在人生历程中也多次陷入是非之地和各种困境，但好象冥冥之中总有力量助我，故总是能迈过去，不由得你不信服。
  1967年，我十岁了，父亲（你爷爷）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受到批判，随后进了县“五·七”干校劳动，停止了工作、停发了工资，家中每月的油盐钱没有了来源。我利用假日和放学时间跟着母亲上山砍杂木，每天早晨挑到八里路外的镇上去卖。天没亮时已经到了镇上，而且很高兴的卖到了两角钱，然后回家吃了早饭去上学。第二年进步了一点：一个早上能卖到三角钱了。后来，我读高中时依样画葫芦，也是用自己在假日里砍的柴木挑到学校抵交了全部学、杂费。
  我十七岁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的当天下午，便赤着双脚投入了一年间农村最艰苦的夏收夏种的劳动中。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劳动到晚上八点，在田里吃两顿饭。在60多天的夏收夏种劳动中，虽然每天累得有时想坐在田埂上休息一会儿：“那怕休息五分钟也好啊！”但仍然没有偷懒过一天。我的吃苦精神深得全村父老乡亲的称赞。不到十九岁便当了管辖近1000来人的村干部，三年中，到了五个生产队驻队（与所在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后来，我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单人日插秧两亩田”的成绩轰动整个乡镇，被镇里撰写成广播稿，广为宣传。
  我十八岁那年，当了一年小学教师，我以启发式教学启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当我离开学校的时候，我的学生自发集中起来，要求接任的老师“要像夏天老师那样教”才能教好他们。有趣的是，这位接任老师也曾经是我的老师，他听了我的学生对他的要求，显得满脸尴尬。1978年春天，我成了国家恢复高考后的首届考试学生（也就是通常说的77届）就读广州金融专科学校，在学校学习期间备受师生喜爱，被评为广东人民银行系统“优秀团干部”。学校多次要求我留校任教。因作为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的爷爷提请组织要求照顾，1980年1月我被分配回县人民银行工作，历任信贷员、人事秘书股长、信息公司经理至1992年1月。期间，1983年被县人民政府表彰为“财贸战线先进工作者”，1982、1985和1986年被市人民银行、工商银行表彰为地、市级“金融红旗手”；六次（年度）被评为县级先进工作者。1988、1989年，我领导的部门连续被省工商银行表彰为省级先进单位，另被市银行表彰为先进单位三次（年度）。
  1992年1月6日，我借调到深圳特区总公司，在面临极度困境的情况下，用三个月时间打开局面、站稳脚跟，最终成为公司的核心和依靠。不但受到全公司上下的一致认可，还被深圳市人民政府表彰为1993年度市“审计先进工作者”。在我离开该公司后的一年间，那些员工仍不断向新上任的公司总经理叙说我的为人。
  1993年12月4日，我找到刚成立的深圳梅林金融服务社谈聘任意向，经考试考核， 16日以总分第二名成绩被聘请为信贷员；1994年3月4日，我找到湖贝金融服务社，第二天下午与庄宇总经理等面谈后双方都很满意，当即决定我为该金融服务社其中一个信贷部的经理，一直任职到市民银行接管后改名为湖贝支行担任由原四个部门合并为一的信贷部经理、计划信贷科科长、资金信贷部主任至2000年1月离开。在市民银行工作期间，我于1997年和1999年被市民银行党委表彰为“优秀党员”，1998年被表彰为市民银行系统“先进个人”。
  综上所述，我在孩提时代，是长辈眼中的好孩子；在学生时代，是老师心目中的骄傲；回乡务农时期，被父老乡亲肯定为吃苦耐劳的后生；偶尔教教书，也颇有心得。后来，经过广州的学习，开拓了视野，尔后数十年，在国家干部、企业高级管理者、银行业务主管、私营业者等岗位上，也是掷地有声地表现出血性男儿的风采。
  现在谈谈创业的艰辛与荣耀。
  你知道什么叫任劳任怨吗？早年，你的父亲作为市属一级企业的中层干部，曾与工人们一起一顶一地安装万吨液压机；也曾一言九鼎、快刀斩乱麻式地处理工人集体罢工事件。还曾打着雨伞为下属员工找过住房、为新调进员工提过皮箱；为新同事顺利调进让过户口指标。此外，还义无返顾地代理过下属法人企业的领导协调工作，而工资却比下属少三分之二，但我毫无怨言。
  你知道四川大厦有多少层吗？你的父亲为了开展业务是一层一层爬上去、敲开各公司的大门，散发自己的名片，直到顶层。在梅林金融服务社开业满三个月时，我的客户占全社的三分之一，就是这样辛勤劳动得来的。
  你知道早年在深圳大街上，骑自行车逆行一次要被交通警察罚款多少钱吗？你的父亲曾经在1994年夏的一个中午因为急匆匆要见客户，戴着一顶客家人特有而深圳不流行的草帽，骑着一辆28寸的自行车逆行而被交通警察罚款两次共40元。
  你知道什么叫名誉吗？你父亲的个人名字，曾经在本县工作的时候，在乡镇父老乡亲的心目中也许要比当时县人民政府的招牌珍贵、可靠；在深圳——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也有广东××深圳公司、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大公司的核心成员会议，确认“夏天是可靠的”，在与我所在单位打交道（存入数千万元巨额存款及处理相关敏感业务）时，只确认我而不倚重所在单位。俗话说，黄金有价，而个人的名誉、信誉哪是用钱可以买到的！
  你知道什么叫会办事吗？1992年夏，总公司交给我一项很难办的任务：向区环保局申请办理含有对人体有害的六氯乙烷成分的《产品生产许可证》，此前由于原工厂旁边的小学师生的反复投诉，公司花费了三年时间都没有办妥此事。我到环保局的办公室坐了半小时，听到工作人员带着客家口音以开玩笑的口气对一个客户说：“中午到××海鲜酒家吃饭啊？”心中便有了五成把握。接着，我以咨询的角度向他们了解办证的可能性。第二天我带着家乡的茶叶、香菇直接到了他们的办公室，说了一句：“家乡土产不成敬意”，一番笑容可掬的寒暄之后便拿到了办证回执单。七天后，当我看到比我大12岁的公司总经理看着《产品生产许可证》，那兴奋得散发着红光的脸和合不拢的嘴皮时，我确信：我已经在总公司站稳了脚跟。
  你知道什么叫智慧吗？你的父亲曾于1992年到公司设在深圳田面村的一个工厂观察了15分钟而制定出一个绩效挂钩的《满负荷工作法》和《辅料厂关于完善生产管理，鼓励超产保质的方案》。不到一年，该方案不胫而走，成为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佛山、南海、深圳等地）五家同类工厂争相实施的管理规范。
  回想该方案执行之初阻力不小，该厂一个大学硕士毕业的管理员不情愿地问我：“你在我们厂房里呆了15分钟写出的东西就那么管用？”
  我说：“你已经在厂里管理了半年了，依你看，要呆多久才能搞出管用的东西？”
  她红着脸、怏怏地不敢再说话。
  你知道“挽狂澜于既倒”的含义吗？我在深圳市民银行（含金融服务社）工作期间，曾牵头参与协调了近十个复杂的金融诈骗疑案的处理应对工作，其中有中央政法委批示“要严肃查处”的贷款本息金额超过两亿元的“安延、岸尾公司贷款案”，有牵涉面既深且广的跨省专案“贵州招商（深圳）公司和深圳泰山公司抵押贷款案”，有离奇的“深圳雄鹰工贸公司贷款2700万用3000万假存单质押案”，有牵涉深圳多家银行的“深圳建华公司小车营运牌重复抵押贷款案”，有“皇龙酒店系列贷款及抵押物被分割案”，有纠缠了数年、造成广泛影响的“宝安福利床业公司涉嫌贷款诈骗案”；还有像深圳凝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三八股份公司贷款抵押无效纠纷案，等等。历时四年，牵头接待和受理包括中央纪委暨北京市纪委、兄弟省市检察、侦查机关以及深圳市公、检、法机关的调查询问不下30次。
  这种一方以单位利益为依托被动应付，并经常被人怀疑是既得利益者的当事人与同案人，而另一方则借助政法机关的公权力，间中或许夹杂办案人员情感和利益的博弈与较量，是一次次凶险复杂的碰撞过程。个中体会，可以用海上踏浪来形容。
  现就以1998年宝安区有关部门框定的所谓宝安“四大诈骗案”中涉及我行的最小金额的贷款纠纷案来折射我的工作环境。
  1994年12月27日，宝安一家私营企业——宝安福利床业有限公司以宝安工业村的三栋房产作抵押，向我行申请贷款350万元，经信贷员欧忠诚、刘爱华到工业村调查，经包括我在内的三级审批，并到宝安区公证处、国土局办理抵押登记，贷出320万元。到期后该企业无力归还，银行遂于1997年起诉至深圳中级人民法院，中院于1997年11月3日判我行胜诉，工业村要以抵押房产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工业村不服，一方面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并提出该案是诈骗案。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5月21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省高院明确指出：该案合同“内容合法，手续完备，而且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为有效。……至于陈连平是否构成诈骗的问题，不是本案审理的范畴，本院不予处理。”另一方面，工业村在省里召开党代会期间组织村民集体上访，引起省、市高度关注。这样，区政法部门当作维护一方稳定的大事，以刑事案立案并实行公、检、法联合办案。于是，各种手段出来了：该公司法人代表陈连平被收押，用特殊手段获取证词。我行经办贷款的四人，也分别做了询问笔录。
  更为离奇的是：1998年8月16日，被公安局收押的陈连平竟用专用信纸写给我一封信，由陈连平爱人送来，信中说：“到了公安局我才听人说，你跟金融服务社总经理庄宇瓜分了我支付的70多万利差，你得了25万元。你得的那一部分要给回我，我就保你无事。”云云。
  看了信后，我联想到1998年6月16日应约到公安局交谈贷款经过，经办干警闪烁其词称我是“客家精英”、“有两个胆”，和他们事后多次对贷款经办人员的无礼纠缠，我觉得有人出于某种目的（如认定贷款非法）在演戏。从1998年5月4日至1998年6月24日公安干警对银行调查期间，我和支行领导先是积极配合调查，后来看到个别公安干警比较离谱，我们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6月17日，王显耀行长明确告诉经侦队准备逐级投诉经办干警。
  1998年10月19日，工业村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申请再审书》，要求法院撤销终审判决，全案移交区公安局侦查。此后，工业村又向********呈送申诉信。后来，省高院审监庭启动审判监督程序。1999年6月18日，我们向省高院提交《关于深圳某工业村民委员会提出再审申请的几点意见》，紧紧抓住工业村自称“只取得100万元贷款”的事实，说明工业村委是知情的，应维持原判。
  至此，省法院明令深圳中院恢复执行程序。
  1999年7月8日，为响应重新回到谈判桌前的工业村委的要求，我向市民银行总行呈报《关于变通处理宝安福利床业公司贷款抵押物的请示》并获批准。1999年7月12日早上，在市中级法院牵头下，××镇法庭庭长和中院法官一早就在我办公室门口等着，邀请我亲赴宝安××镇人民政府，代表湖贝支行与乙方*区工业村民委员会、丙方××镇人民政府（代付款方）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三方签字后，市中院当即送达1999年7月11日制作好的（1999）深中法执字第B018-153号《民事裁定书》，终结此案。
  作为当事人的一方，某区工业村委主任陈胜利在签合同时极具诚意地邀请我们察看了工业村的村容，中午在全区最好的酒店设宴请我们吃饭。席间，村主任对银行和我极尽道歉之意。
  早在此案终结前开始暗潮汹涌的1998年5月25日，作为贷款经办当事人的我，以坚定的意志写了这样一段话给我的核心部下：
  “作为岗位练兵，现提供省高院170号判决书给诸位一阅。该书至少可以给我们提供以下启发：
  一、表明经济现象的纷繁复杂。作为经济管理、计划管理岗位的员工，应该在经济分析和企业交往中，不断锻炼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本领，要摒弃人云亦云的做法，同时避免感情用事。
  二、深圳经济环境的复杂性。上诉人在一审败诉后提出并采取了相当极端的措施（判决书引述上诉状可看出一点），经办贷款的三个同志由于工作认真，记忆细致而顶住了是非。否定了‘贷款的公证、登记、审批违法’的论点。
  三、维护单位利益的重要性。本行的答辩也颇具水平。抓住了村委上诉状中‘分贷款’的说法和信贷档案中保存的工业村委《证明》这两个要点，表明工业村委抵押的自愿行为，否定了‘一直被蒙骗’的说法，从而保全了银行的债权。一张《证明》成了物证，价值超过了贷款本息的总和。
  我们通过学习，应该在行为规范上有所收获。”
  孩子：最近，我查看了我在银行工作期间的一些工作纪录、日记和《1994——1996年历次稽核材料》，那一宗宗介乎于红灯、黄灯之间的“灵活措施”着实令人胆战心惊；我手中握着的贷款审批权也使人不敢相信：在金融服务社时期，我是可以批准单笔数额千万元贷款的两个核心人员之一；而在市民银行接管后，面对支付危机而实施的综合应对措施，也足以让人赏心悦目。我数次把个人荣辱与单位的兴衰绑在一起：在银行被责令停业整顿期间，我极尽智慧地与人民银行协调得以重新营业；在银行面临支付危机的1996、1997年，我逐级呈报的《关于减轻逾期贷款罚息以协补资金的请示》，执行后协调旧贷款户协助支行存入了1.6亿元定期存款；1998年，我又向总行呈报《关于调整我行逾期贷款利率的建议》并经批准，再一次在协调中得到20多个企业的响应，为支行取得了1.77亿元的定期存款，从而为银行的生存赢得了时间。
  回首往事，有一句话，我总想说：我出生于相对幸福的年代，综观我的前半生，虽然没有做大官，但我做过大事；虽然没有机会上那硝烟弥漫的军事战场，但我亲历过错综复杂的经济金融领域的存亡之战。
  改革开放时期的深圳，全国各方面的精英云集于斯，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十分高明的骗子蜂拥而至。贷款决策者不仅手中有权，同时也有责任尽快把钱贷出去，以实现经营业绩。因此，身边不乏企业家和诈骗犯。回顾自己在深圳十余年的奋斗史，我能够十分写意地写出这篇文章，就足于说明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你知道什么叫审时度势、适者生存吗？当1993年冬，市委组织部和深圳市人事局联合工作组经考察框定我为深圳特区总公司总经理人选时，我知不可为而不为，在五天内利用干部年休假迅速到梅林金融服务社当起了信贷员（从调进特区总公司到正式离开整整两周年）；而当我感觉在敏感岗位呆得太久而可能令人生烦的时候便考虑淡出，独辟蹊径。因此，就有了“随意来花艺店”的诞生。
  人们或许可以不经意地小看这个花店，但它的意义在于：在深圳这样人才竞争激烈、高度商业化的城市里，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条不用求爷爷、告奶奶的生存之路，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双手采用简单劳动的方式养活自己。可以说，这个花店是不会经商的父、母亲的神来之笔，它让父亲自调任深圳以来的巨大精神压力消弥于无形，从此迈着轻松的脚步，走在悠然自得的生活之路上。
  你知道什么叫淡定吗？你的父亲在1992年初刚到深圳，每月领取480元工资的时候，工作起来其乐无穷。因为忙，1993年在深圳过春节，到了大年三十的上午，家里连过年的大米都还没有买回来。1995年，当我在金融服务社的合同工资每月8500元，而实际绩效工资最高时每月能领到八、九万元时也没有喜形于色。
  我在深圳的经历，曾经有过挑战和机会并存、夹着尾巴做人的短暂时期；有过受人尊敬、说一不二的有权无钱时期；有过一字千金、众人瞩目的有权有钱时期；也有过新桃换旧符、等待淡出的过渡时期；以及目前这种悠然自得、采菊东藜下的养花种草时期。无论在什么时期，我可以说都做到了：第一、以最快的速度自觉转型。如立即由动嘴为主的组织协调改为亲力亲为。第二、在思想观念上以人生阶段性过程看待已过的岁月，既不留恋，也不后悔。正所谓：
  宠辱不惊，任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随天上云卷云舒。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做到淡对世间功名利利禄、人情冷暖，这是感悟人生真谛有了相当造诣的境界。
  B、我的学习ABC。我对学习从来都是向往的：早在1964年8月26日，母亲为我初上小学报了名，当时叫“破学”，我骑坐在家乡祖屋门前的围墙上，逢人便说：“多好啊！再过五天，我要上学了！”此后的读书阶段，每逢星期六中午排队回家时，我就想，“如果现在是星期一多好啊，又在课堂上课了。”在读高中时，我曾因期末考试五科得到总分498分，而招来不少同学的妒忌，被人们取绰号“五科一百”。虽然常常在上学路上被各村的小孩哄说，但在学校却受到老师的重视与偏爱：1972、73年县里在一个镇建设富石水库，春节期间，教育局组织全县老师参加义务劳动，我的高中老师把我的考试卷以包年果的方式带到劳动现场，并在有意无意间遗留在大坝上。
  1975年——1992年，我曾经在小学、中专、大专课程任教。其中，中专课程任教超过120课时。1983年10月至12月，我在广州金融高等专科学校进修期间，为该校完成了一万多字的《工商信贷》讲义第四章的编写工作。1984年9月，我的第一篇论文《论加强资金管理与提高经济效益的关系》经著名金融教育家、全国劳动模范王伟民教授圈阅后推荐在省级专业理论刊物《广东金融研究》上发表，到现在屈指算来，共有36万字论文、材料、文件被中央、省、市级专业刊物发表或上级主管单位采用。同时，我还以论文作“门票”参加了三次省级经济金融理论研讨会。1986年，我取得中山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证书。1994年，我在全国第一次中、高级专业职称考试中，顺利取得经济师职称。从1987年起，我是广东城市金融学会、深圳审计学会、深圳工程师学会会员，深圳金融经济专业专家成员。
  C、我的自我评弹。
  第一，我骨子里涌动着正直、坦诚和嫉恶如仇的个性，也就是《智取威虎山》里李勇奇说的：“山里人说话说了算，一片真心能对天。”但是，这种特性，不仅在商品社会中是人生的莫大缺点，而且也注定了我及与我相类似者不可能在和平时期比较崇尚虚以委蛇的官场上有多少作为。据一位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学者说，***在晚年说他身上有两种气：一种是虎气，也即是霸气——刚性、原则性；另一种是猴气——灵活性。综观***的一生，他确是根据他所处的客观环境的变化而灵活运用这两种气的高手。抗战胜利后，担心美国支持蒋介石时，***表现出比蒋更喜欢美国式的民主，盛赞美国，还说要到密西西比流域考察一番，似乎暗示着什么。后来，***的虎气也展现在世人面前：在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斗争中，不惜与美国兵戎相见。这就是成功政治家（或者说官员）的惯有举措。
  我还有一个看法不知道对不对：一个虎气很强而没有猴气的人，或者猴气很强而没有虎气的人，都不可能在官场上取得成功，也不可能实现人生的完胜。你看，被***赞誉为“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元帅，既有岳飞的忠勇，又有项羽的霸气：在军事领域，他一生不怕国民党，不怕日本人，也不怕美国兵。这是一条多好的汉子啊——虎气写在脸上。但是，他没有猴气，因此，他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但没能成为成功的政治家，也注定他不可能在和平后的官场里吃上香的、喝上辣的。
  通俗说来，政治（官场）是妥协的艺术，但我不屑妥协，或者说没有学习好协调的艺术。另一方面，我从少年时期算起，因为学习成绩优秀，常常被师生吹捧，无论小学、中学都作为学生代表过早地参加了过多的社会活动（如十一岁便十分有趣地成了家乡——大队“革委会”委员），养就了鹤立群鸡的感觉；进入社会后，无论是农村工作时期，还是成为国家干部后在内地银行工作期间抑或是在深圳的公司、银行工作期间，都因为我的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成果而被单位所倚重，成了超越自己岗位职权的本单位的重要决策人和实际上的主要执行者而倍受人们瞩目。一般说来，我只适合成为单位一、二把手的人选。当没有担任这样的职务，而又在履行这一岗位的权力时，一方面，或明或暗地形成了一股抵制和反对我的势力，正如古人所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而另一方面，又直接导致纵向联系和横向协调的圈子较小。坦率地说，我是学习《行为关系学》或说《行政关系学》课程没有毕业的学生。
  第二，我在原则性与灵活性、守制与变通、刚与柔的临界点的把握上也有突出问题。毛先生说，要有松树的风格，也要有柳树的风格，就是讲的这个问题。老子在《道德经》里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现代也有人谈了对水的看法：高山凝重而水圆润。然而，若说水圆润，我是不赞成的。你看，几个与水有关的成语可见一斑：水乳交融、似水柔情——是有点圆润的味道，但是下面几个就不同了：水火无情、水火不相容：说水的原则性；洪水猛兽：形容水的凶残；水滴石穿：说水坚韧的意志、毅力和决心；似水流年：说水的不可逆转。还有，水往低处流：是说水不可逆转的原则和目的，但它以高度的灵活性去实现这个目标。你看，水碰到石头时立即拐弯，碰到高山后不得不潜入地下，但最终还是要向目标奔去。
  第三，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太强而形象思维能力相对不足。前者导致我分析问题一针见血，观察时弊入木三分。这样，在与人交往时很清楚看到对方的意图和短处而产生洞察秋毫的感觉。这些特点在与人交际方面也是不小的障碍，这也许是郑板桥老先生感叹“难得糊涂”的真谛。因此，我不善于、不乐于、不喜欢与他人多做交流沟通，尤其是当自己有求于他人时，显得十分腼腆、难以启齿。人们综观古今中外有成就的政治家、军事家、实业家、富商，没有不求人的。在商品社会里，不求人的人不是成功的人。谋事求人时过分难为情，其实是爱面子的思想作怪，而爱面子与好虚荣是一对双胞胎。讲到面子，关键要以实力为基础。两个例子发人深省：一是抗日战争时期，不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靠吃野草、树根与敌人作战，就连戴安澜统帅的国民党远征军一样要在中缅战区吃树根、芭蕉叶艰难度日。二是建国初期的周总理作为一个大国总理，出国访问时穿的衬衫都是烂的。每天国事终了，脱下来给我驻所在国大使馆的女同志洗，她们是一边洗一边为我们的总理还穿这样的衣服而动情地哭了起来。我们想一想，英俊潇洒的周总理是不爱自己面子的人吗？而形象思维能力的不足使得我的文学素养难有跨越式的提高，伏笔老是埋得不深。三十年前，我在广州写了章回体自传长文《二十年华》，令得时值春心涌动的同学们争相传看，他们也许在不切实际地翘首期待着中国又一个伟大作家的诞生。当时，我在文中写道：再过三十年，我将写出《四十年华》作为自己人生奋斗历程的历史纪念。
  是啊，又经历了近三十年的人生体验，并亲身经历了祖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全过程。与此同时，自己既成为这期间社会进步的受害者，又是它的受益者。这是多么可贵的历史见证啊！它为我积累了多少有趣的人生阅历！只要你稍有文学修养，一部史诗式的历史画卷便跃然纸上。而我在金融服务社和市民银行的复杂经历，也足以写一部峰回路转、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长篇财经。为什么不能成书呢？知道我的经历、看过我的文章的人们，也许充满了遗憾。当然，最应该感到遗憾的还是我自己。
  看看吧，当我六十岁的时候，看能不能把这事做好，这也许是一件对社会极有意义而且荫及儿孙的善事。
  第四，家庭教育给予后人的启发是：
  ㈠、好的家庭教育必须在家庭中树立一个中心，要培养同一种声音教育子女。不能人为地、想当然地、不自觉地树立父母对立、上下对立。不要在小儿面前各自吹嘘自己，以免导致其在潜移默化中，把父、母亲或者爷爷、奶奶变为他为达到自己目的时可以加以选择和利用的工具。
  ㈡、不能以是否舍得在孩子身上花钱作为爱子女的标准。好父母是不会随意给孩子钱花的，而好的子女也是不需要父母多花钱用于教育的（在教育子孙后代方面，时下流行的“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提法，也许初衷不坏，但从客观效果看，是非常错误而且十分有害的口号。一旦儿孙躺在钱堆里养尊处优而不能自拔，无论是对国家、对民族、对祖宗，抑或是对儿孙自己说来都将是莫大的不幸）；而生就顽鲁的子女，做父母的就是耗尽亿万家财也没办法使他成才，反倒落得人、财两空而徒增怨气。
  ㈢、判断子女的受教育方向很重要，不能想当然的、一味的在“望子成龙”的胡同里走到黑而不愿意回头。最近，丁肇中教授谈到他那早年在美国获得教育心理学硕士的母亲教育他成长的经历时，自豪地认为：正是他母亲从不计较他在学习期间考多少分，常常说：“考了就好”，才使他日后发挥出自己的天分，四十多岁便成为物理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㈣、教育子女如同人类的生存之道，一样要有坚定不移的意志、毅力、决心和恒心，不要被小孩的哭声、笑声、吵闹声所左右。过不了这个关口的父亲、母亲们，爷爷、奶奶们，无疑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
  ㈤、为人长者应该冷静分析“富不过三代”的原因。在我看来，起码有两类长者要为此“买单”：一是自己少年时期非常困苦，辛勤劳作发家以后，再也不愿意看到儿孙受苦而把儿孙供奉起来的人。二是在儿孙进入人生道路时，满脑子都是人文思想，而同时又对儿孙有着过高期盼的人。这种人想把儿孙当作动物园里濒临绝种的华南虎圈养起来。试想，他的子女就是有再好的遗传基因也是白搭。
  我看过不少《动物世界》的电视片，地球上不少动物教育子女的方法远比人类聪明、有效、实用。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知道：如果不提高儿孙的生存能力，就意味着本族群的灭亡。因而总是采用最明智的方法教育子女在继承中超越、在磨练中提高、在竞争中求得生存。
  孩子，你的爷爷没有机会上学读书。他，一是小时候利用放牛的机会，在小学门口听老师讲、用牛鞭在沙地上练写字。二是参加工作后自己努力学习。到后来，他有了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能教懂在读高中时的我写文章要注意的“帽、论、叙、果”。你的父亲学习时条件好多了，顺利读完高中，但因为国家政治运动而中断了高考。后来国家恢复高考时考上中专，另在工作后考取了大学文凭。在我读高中的时候，你爷爷从他那每月只有48元的工资中花钱买了一本《袖珍英汉辞典》给我，他举了很多事例告诉我说：“外语多么重要啊！”后来我到了广州、深圳，亲身体会到英语的重要，但为时已晚。我所担心的是：我的儿孙是否像我一样在外语学习方面仍然会掌握不多。
  好了，我评价起自己来，没完没了说了不少，也许有黄婆卖瓜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