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作者:王敬瑞 更新:2021-12-04 03:06
大家司空见惯的事物,习以为常的话题,作者能够独辟蹊径,谈出新意,其观察角度和归纳方法新颖独特,许多篇章读来令人耳目一新。例如,“人生四季论”、“领导成长三靠论”、“领导者的四把工具”等论述,没有出处,都是作者灵感顿悟的思维结晶。这些思想火花的产生,也许在乡间小路散步之时,也许在坐车行进途中,也许在清晨醒来的一刹那。王敬瑞有个好习惯,一有奇思妙想,便掏出小本记下来。书名中“悟语”二字,拆字便是:吾心吾言——我这样想,我如此说,说心里话。文如其人,王敬瑞就是一个有独到见解的人。
二是道理实在。实在,也就是联系实际,言之有物,不空洞,有一定参考价值,有一定借鉴与指导作用。本书是作者从政多年摸爬滚打、成败得失的实践总结和经验之谈,对刚走上领导岗位的青年干部,本书是入门、引路的向导,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良师,告诉年轻人何处放胆,何处谨慎,“政”途坎坷,一路走好;对有一定经验的领导者,本书又像一位益友,好比闲暇之日,同行在茶馆相聚,一同品茗谈心,交流从政的体会,分享做领导的苦辣酸甜。
三是语言生动。王敬瑞从小在农村长大,又在农村乡镇长期工作过,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向群众学习语言,从而形成了有点像“山药蛋派”的语言风格,比如,“精神是詄出来的”、“耐力是种挺功”等。本书善用各种浅显的比喻来说明深刻的道理,比如用“重茬庄稼不长”来说明一任领导长期固守一地的许多弊端,说得形象而生动。这些方言土语,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似乎可以嗅到泥土的味道。
四是成书严谨。王敬瑞写此书确实最早出自我的动意:早在80年代中期,他在中共山西省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学习培训期间,就对领导科学这门新型学科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几乎每次听课,他都要和老师讨论、交流一些深刻问题。1995年11月,当他作为一名县区长再次回到母校培训时,我无意中看到了他在阳泉市委党校一份长达三万字的讲稿。我十分惊讶地发现了其中许多他在领导工作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精彩观点和生动语言,这些都是研究领导科学的理论工作者们在书桌上、在讲台上“发明”不出来的。于是,我积极鼓励他应该在此基础上写出一本应用性的领导科学书来。王敬瑞写成这本《芝麻官悟语》,历经六年多时间。写成书稿后,不仅请了诸多专家学者从内容上“把关”,而且自己又对书稿的框架结构作了几次大的修改。直到定稿成书,敬瑞对自己的作品仍有不满意之处。这都表明了作者对出书的严肃、严谨和严格的态度与作风,这也是一个能把领导科学原理与自己的工作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领导者应有的学风。
因此,我愿把此书推荐给研究领导科学的理论工作者和更多的基层领导者。“读到会人处,掩卷忽而笑。”相信有心的读者,一定会从本书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
2002年6月6日于太原
(作者系山西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
后记(1)
王敬瑞
有些好心的人对我说,现在不要出书,看有什么负效应。我总这样认为,有些事情不能过多地考虑结果,而过程往往是非常重要的。这本书出版后的效果如何我倒不很在乎,恰恰是它的写作过程我觉得很有意义,它逼着我想了不少问题,看了不少资料,学了不少知识,悟出了不少道理。对我来说,这个学习提高过程可能更有价值。《芝麻官悟语》这本集子终于完成了。不管别人怎样评说,我还是爱不释手,因为它毕竟是我多年实践与思考的结果。
说实在的,我过去并没有写书的愿望。即使是偶尔想过将来把自己一生的得与失、苦与乐记录下来,总认为那是退休后的事情。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萌生了整理书稿的念头。那是1995年11月,我在省委党校短训期间,把一份在全市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三万字的讲稿,交给我的老师——山西省委党校领导科学教研室主任刘树信教授,请他指点。刘老师对此讲稿给予充分肯定,他说:从多年的实践中悟出一些深刻的道理来,很有价值。刘老师最后叮嘱道,要能把这些从事领导工作的经验教训整理成书,那就更有意义了。我当时还是那个想法:写书,那是将来的事。刘老师却说,边整理,边实践,整理中总结,实践中提高,既有利于指导工作,又有益于丰富自己,何乐而不为?
从1996年初,我开始整理书稿,断断续续已经6年多了。写一阵,停一阵,忙了就放一放,稍有一点空,并且心情好时就抓紧动笔。大多数时间是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平时则利用时间的边角料,中午、晚上以及出差、会议的间隙,挤出个半小时,或构思,或起草。有时灵感来了,半夜还爬起来写上几句。什么都怕坚持,只要自己感到有兴趣就能坚持下来。
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我每天都处在极度紧张的工作之中,经济指标、企业发展、公益事业、日常事务常萦绕脑际,要挤一点时间思谋写书,确实十分艰难。好在我回到区里担任副书记后,就养成随身携带一个方寸小本的习惯,凡认为对自己工作有价值的观点和感悟,都草书其上,日久天长,便纳入了属于自己的“文库”。后来担任区长,接触的各方人士多了起来,名片似雪片一样装在我的衣袋里。我的一大发现,就是名片背后可以随时记载自己的种种感悟。写书的第一手材料就这样靠这些本子和名片积累了许多。
我读初中、高中时正值“文革”时期,文化基础不扎实,虽然后来上过两年省委党校,但写起东西来仍感到缺乏深厚的理论修养和文化底蕴。好在我多年从事领导工作,各种场合讲话不断,养成了爱思索、善归纳的习惯。虽然动嘴说还可以,但动笔写文章就有些费力,可是,“摊子”已经铺开了,咬牙也得完成。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就推倒重来。经过多次的反反复复,几易其稿,仍有不少章节我还感到不太满意。但愿抛砖引玉,能引发大家的思考。此书犹如“土特产品”、“地方小吃”,如果大家嚼起来还多少有点味道,我也就十分欣喜了。
从古至今,最难当的官是“七品芝麻官”。我多年工作在“芝麻官”的岗位上,有所感悟,也积累了一些粗浅的认识,但与资深的领导者相比,我仍然是个小学生,这本集子就算作我的一个“阶段总结”吧。对于这份“作业”中的不妥之处,十分希望读者朋友评判指正。
本书附录中“难忘经历”部分,目的有两个:一是想作为资料保存并经常鞭策和激励自己;二是便于读者从中了解笔者,以印证书中的一些观点。
我衷心感谢关心、支持、帮助我完成这本书稿的同志们。山西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教授涂荫森和山西省委党校教授、我的老师刘树信亲自审阅书稿,提出了宝贵意见。我的同事赵佩龙、我的老乡郭玉珠、我的同学张峻参与通篇整理、修改,留下了重重的笔墨。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同时,对编写过程中曾阅读、借鉴、参考过的所有著作、文章的作者表示诚挚谢意。
2002年6月于阳泉
五版后记
我的书第五次印刷了。这本书为什么人爱看?我想可能主要是因为说的是真情、写的是实感;不少观点来自基层实践,内容贴近了读者实际。我感谢与我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他们的经验我用心归纳了,他们的教训我也用心琢磨了,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个地方、一个群体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凭我个人,论文化程度一个大专生,论职位一个小小的芝麻官,按理说,我没有写书的功底和探索领导规律的资格,不过有一条,我长期工作在基层领导岗位上,有实践、有感悟,比单纯理论学者进行领导科学研究要多一些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存在的问题是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坐下来写东西。如果退休后再写,时间是多了,但灵感又少了。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我想放长时间,不断积累,挤时间成稿。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坚持十年写书,我的梦想成真了。
我的书是车上写出来的。因为工作常到外地出差开会,乘车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养成了在车上写书的习惯。在车上写东西我既不头晕也不眼花,且思路集中,坐几个小时能写几个小时。我的书是床上写出来的。十几年来,我养成了随时想、随手写的习惯。笔和本子常在床头放着。写好躺下了,又想起新东西,就又开灯,爬起来写。有时晚上反反复复十几次,折腾得睡不着,只好喝安定催眠。我的书是假日写出来的。放长假我告诉别人外出旅游了,关了手机,封闭了自己。十年来过春节,只能休息初一、初二两天,其余时间不串亲、不访友,关起门来写书。我常想,想干的事不要说没时间,一天二十四小时,工作十小时,睡觉八小时,吃饭三小时,还剩三小时,每天挤出一小时,没有干不成的事。我的书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后记(2)
作 者
二○○六年八月四日晚于阳泉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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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道理实在。实在,也就是联系实际,言之有物,不空洞,有一定参考价值,有一定借鉴与指导作用。本书是作者从政多年摸爬滚打、成败得失的实践总结和经验之谈,对刚走上领导岗位的青年干部,本书是入门、引路的向导,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良师,告诉年轻人何处放胆,何处谨慎,“政”途坎坷,一路走好;对有一定经验的领导者,本书又像一位益友,好比闲暇之日,同行在茶馆相聚,一同品茗谈心,交流从政的体会,分享做领导的苦辣酸甜。
三是语言生动。王敬瑞从小在农村长大,又在农村乡镇长期工作过,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向群众学习语言,从而形成了有点像“山药蛋派”的语言风格,比如,“精神是詄出来的”、“耐力是种挺功”等。本书善用各种浅显的比喻来说明深刻的道理,比如用“重茬庄稼不长”来说明一任领导长期固守一地的许多弊端,说得形象而生动。这些方言土语,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似乎可以嗅到泥土的味道。
四是成书严谨。王敬瑞写此书确实最早出自我的动意:早在80年代中期,他在中共山西省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学习培训期间,就对领导科学这门新型学科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几乎每次听课,他都要和老师讨论、交流一些深刻问题。1995年11月,当他作为一名县区长再次回到母校培训时,我无意中看到了他在阳泉市委党校一份长达三万字的讲稿。我十分惊讶地发现了其中许多他在领导工作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精彩观点和生动语言,这些都是研究领导科学的理论工作者们在书桌上、在讲台上“发明”不出来的。于是,我积极鼓励他应该在此基础上写出一本应用性的领导科学书来。王敬瑞写成这本《芝麻官悟语》,历经六年多时间。写成书稿后,不仅请了诸多专家学者从内容上“把关”,而且自己又对书稿的框架结构作了几次大的修改。直到定稿成书,敬瑞对自己的作品仍有不满意之处。这都表明了作者对出书的严肃、严谨和严格的态度与作风,这也是一个能把领导科学原理与自己的工作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领导者应有的学风。
因此,我愿把此书推荐给研究领导科学的理论工作者和更多的基层领导者。“读到会人处,掩卷忽而笑。”相信有心的读者,一定会从本书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
2002年6月6日于太原
(作者系山西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
后记(1)
王敬瑞
有些好心的人对我说,现在不要出书,看有什么负效应。我总这样认为,有些事情不能过多地考虑结果,而过程往往是非常重要的。这本书出版后的效果如何我倒不很在乎,恰恰是它的写作过程我觉得很有意义,它逼着我想了不少问题,看了不少资料,学了不少知识,悟出了不少道理。对我来说,这个学习提高过程可能更有价值。《芝麻官悟语》这本集子终于完成了。不管别人怎样评说,我还是爱不释手,因为它毕竟是我多年实践与思考的结果。
说实在的,我过去并没有写书的愿望。即使是偶尔想过将来把自己一生的得与失、苦与乐记录下来,总认为那是退休后的事情。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萌生了整理书稿的念头。那是1995年11月,我在省委党校短训期间,把一份在全市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三万字的讲稿,交给我的老师——山西省委党校领导科学教研室主任刘树信教授,请他指点。刘老师对此讲稿给予充分肯定,他说:从多年的实践中悟出一些深刻的道理来,很有价值。刘老师最后叮嘱道,要能把这些从事领导工作的经验教训整理成书,那就更有意义了。我当时还是那个想法:写书,那是将来的事。刘老师却说,边整理,边实践,整理中总结,实践中提高,既有利于指导工作,又有益于丰富自己,何乐而不为?
从1996年初,我开始整理书稿,断断续续已经6年多了。写一阵,停一阵,忙了就放一放,稍有一点空,并且心情好时就抓紧动笔。大多数时间是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平时则利用时间的边角料,中午、晚上以及出差、会议的间隙,挤出个半小时,或构思,或起草。有时灵感来了,半夜还爬起来写上几句。什么都怕坚持,只要自己感到有兴趣就能坚持下来。
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我每天都处在极度紧张的工作之中,经济指标、企业发展、公益事业、日常事务常萦绕脑际,要挤一点时间思谋写书,确实十分艰难。好在我回到区里担任副书记后,就养成随身携带一个方寸小本的习惯,凡认为对自己工作有价值的观点和感悟,都草书其上,日久天长,便纳入了属于自己的“文库”。后来担任区长,接触的各方人士多了起来,名片似雪片一样装在我的衣袋里。我的一大发现,就是名片背后可以随时记载自己的种种感悟。写书的第一手材料就这样靠这些本子和名片积累了许多。
我读初中、高中时正值“文革”时期,文化基础不扎实,虽然后来上过两年省委党校,但写起东西来仍感到缺乏深厚的理论修养和文化底蕴。好在我多年从事领导工作,各种场合讲话不断,养成了爱思索、善归纳的习惯。虽然动嘴说还可以,但动笔写文章就有些费力,可是,“摊子”已经铺开了,咬牙也得完成。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就推倒重来。经过多次的反反复复,几易其稿,仍有不少章节我还感到不太满意。但愿抛砖引玉,能引发大家的思考。此书犹如“土特产品”、“地方小吃”,如果大家嚼起来还多少有点味道,我也就十分欣喜了。
从古至今,最难当的官是“七品芝麻官”。我多年工作在“芝麻官”的岗位上,有所感悟,也积累了一些粗浅的认识,但与资深的领导者相比,我仍然是个小学生,这本集子就算作我的一个“阶段总结”吧。对于这份“作业”中的不妥之处,十分希望读者朋友评判指正。
本书附录中“难忘经历”部分,目的有两个:一是想作为资料保存并经常鞭策和激励自己;二是便于读者从中了解笔者,以印证书中的一些观点。
我衷心感谢关心、支持、帮助我完成这本书稿的同志们。山西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教授涂荫森和山西省委党校教授、我的老师刘树信亲自审阅书稿,提出了宝贵意见。我的同事赵佩龙、我的老乡郭玉珠、我的同学张峻参与通篇整理、修改,留下了重重的笔墨。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同时,对编写过程中曾阅读、借鉴、参考过的所有著作、文章的作者表示诚挚谢意。
2002年6月于阳泉
五版后记
我的书第五次印刷了。这本书为什么人爱看?我想可能主要是因为说的是真情、写的是实感;不少观点来自基层实践,内容贴近了读者实际。我感谢与我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他们的经验我用心归纳了,他们的教训我也用心琢磨了,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个地方、一个群体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凭我个人,论文化程度一个大专生,论职位一个小小的芝麻官,按理说,我没有写书的功底和探索领导规律的资格,不过有一条,我长期工作在基层领导岗位上,有实践、有感悟,比单纯理论学者进行领导科学研究要多一些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存在的问题是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坐下来写东西。如果退休后再写,时间是多了,但灵感又少了。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我想放长时间,不断积累,挤时间成稿。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坚持十年写书,我的梦想成真了。
我的书是车上写出来的。因为工作常到外地出差开会,乘车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养成了在车上写书的习惯。在车上写东西我既不头晕也不眼花,且思路集中,坐几个小时能写几个小时。我的书是床上写出来的。十几年来,我养成了随时想、随手写的习惯。笔和本子常在床头放着。写好躺下了,又想起新东西,就又开灯,爬起来写。有时晚上反反复复十几次,折腾得睡不着,只好喝安定催眠。我的书是假日写出来的。放长假我告诉别人外出旅游了,关了手机,封闭了自己。十年来过春节,只能休息初一、初二两天,其余时间不串亲、不访友,关起门来写书。我常想,想干的事不要说没时间,一天二十四小时,工作十小时,睡觉八小时,吃饭三小时,还剩三小时,每天挤出一小时,没有干不成的事。我的书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后记(2)
作 者
二○○六年八月四日晚于阳泉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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