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9章
作者:张洁 更新:2021-12-03 18:54
专家想了想说不是特异功能,只是因为他的脑子里将这个图像想得太久,所以铭刻在脑子上去不掉了。隔绝、等待,离婚的艰难,将唯物主义者胡秉宸折磨得变成了唯心主义。
那日想给吴为寄一份剪报,先将剪报折好而后寻找信封时,心中默默祈望着:如果信封能将剪报装下,那就意味着他的离婚案一切顺利;如果装不下需要重折,就意味着不顺利。结果信封恰恰将剪报装下,尽管离婚案毫无头绪,胡秉宸那一整天都很快乐。
第二天又不行了;病房有个病人,在电视室将电视频道换来换去,胡秉宸把人家大骂一顿,说:“你再敢动一动试试!”那人不理,继续换来换去,胡秉宸竟骂出“浑蛋”这样的字眼。
门卫有眼无珠,对胡秉宸不够尊重。胡秉宸发了邪火,将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掏出来,撤得到处飞舞,还说:“你知道我是谁?老子有的是钱……”
没能等到玫瑰的下一个旺季,胡秉宸出了院,并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到上海去做进一步的治疗。办案人的指导思想本来是能拖就拖,一看胡秉宸要走,白帆的律师和书记员马上找胡秉宸谈话。
胡秉宸刚一出门,芙蓉就到吴为家来了,说:“我妈让我来问问你,因为我爸爸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吴为说:“如果你父亲一不在家,你母亲就到我们家来找,我们家还活不活?”
可是中国没有这条法律,能够阻止白帆想什么时候进入就什么时候进人吴为的家。
就在与胡秉宸见面之前,白帆的律师还说:“照我的意见,根本不给他判离。”
此时已无人不晓某领导发了话——不得批准胡秉宸离婚。但形式还得走。
胡秉宸刚刚出院,身体还很不适,坐下之后好一阵喘息,身体不行,神态却是满不在乎的样子。
行动能够自主,使他恢复了不少信心。
年轻的书记员说:“胡副部长,我们的意见是你顶好撤回离婚起诉,你再不撤回起诉,我们就要给中央写报告了,可能还要考虑给你党纪处分。如果你一定坚持起诉,我们准备给你开大庭,差不多会有五百多人参加旁听。”
胡秉宸洒脱一笑,“给我开五百人的大庭?五百人太少了,再多几倍才好。正好我没有说话的机会,趁这个机会讲讲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封建主义。”
看看办事员顶不住,白帆的律师插嘴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要自己说没有第三者就是没有。”
“那还要法律干什么?十年‘文革’,群众喊了十年打倒刘少奇,但定案能靠群众吗?”胡秉宸质问道。
律师说:“你知道不知道吴为是个作风不正派的女人?”
胡秉宸发了脾气,“我离婚为什么老提吴为?《婚姻法》上有这一条吗?那些写在纸面上的东西,你们到底执行还是不执行?你怎么能这样逼我、训我?我是刑事犯罪分子还是什么?为什么老提吴为的作风问题?难道离婚就是坏人?那《婚姻法》为什么还有准许离婚这一条?二三十年后,这种情况再没什么希奇。”
见胡秉宸发了脾气,律师态度反倒变了,说:“法院没这个意思说吴为是坏人。因为白帆老提吴为作风不正派,我们得把前因后果搞清楚。”
“白帆有什么脸皮说吴为作风不好?她还不是偷人养私生子?”
“那都是白帆同志过去的事。”“吴为的事难道就不是过去的事?你们有没有一个公平的尺度?”
律师没的可说了,“白帆一九四六年的问题就不要计较了,我们是马列主义者嘛,”
胡秉宸说:“那你们为什么揪住我不放?”
见律师没了辙,书记员再次上阵,“你如果从上海回来再签字,我们就宣布诉讼终止。”
“你有什么权力终止?终止要讲出终止的道理。又没有发生意外情况,起诉人没有死亡也没有要求终止,你凭什么给我终止?”书记员又接不上茬儿了。
律师问:“你在医院里和胥德章谈过什么?”
“什么也没谈。”
“当时有谁在场?”“只有他……你们这是于什么,是在搞诱供!什么叫诱供?就是把张三说的话告诉李四,让李四承认。刚才这位书记员上来就对我胡说八道,又是上报中央又是什么的……我干这个买卖比你们早几十年,还想在我面前卖这个!”
律师说:“他不代表法院。”
胡秉宸烦了,“我身体不好,不能这样纠缠下去,我走了,请我的律师代理。”
律师说:“你不能走。钱财可以代理,这个问题不能代理——感情问题别人怎么可以替你说清楚?”
“我非走不可。如果你们十天内给我开庭,我就不走。”
“十天之内开不了庭,我们还没调查完。”
“那我就走。什么时候开庭请你们通知我,因为我还得买飞机票。”
书记员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希望你们早判,不管判不判离。我该采取什么办法再采取什么办法,不能像旧社会那样,把人拖死,要按法律办事。吴为的问题法律上没有那一条,你们的法律是不是过二十年再执行?法律上写得清清楚楚,不能由你们自己随便解释。随便由人解释还叫什么法律?”
律师说:“我们没说二十年后再执行,但法律也没规定得那么具体,总要照顾影响。”
律师只好对白帆说:“胡秉宸不老实,不和法院合作,不说心里话,法院也拿他没办法。”
可见姜还是老的辣。按照胡秉宸的社会地位,真是说句话比吴为、比茹风那些“小孩子”管事。
刚一亮相,就杀得个落花流水。可惜胡秉宸不常做这样的示范,电投有传授吴为一技。
到了这个时候,过河卒子吴为的战斗力反倒明显减弱,像了一只靠惯性运作的滑轮。
使吴为觉悟的不是这些压力,而是胡秉宸出尔反尔的那些表现,茹风母亲认为吴为那个单位不能待了,毕竟都是从延安出来的,对“延安一枝花”还是有所了解,“那是个江青式的人物,只要对自己有利,她会不择手段。”
于是就帮吴为调动工作。刚与新单位接触,新单位人事部门的头头就说:白帆告吴为的状子和吴为的黑材料已经跟着来了,“足有半尺多厚”。
好在调动渠道都已疏通,只剩人事处的最后一纸手续。
早上九点,吴为到人事处办理调离手续。人事处也把调动通知单给了她,让地去各有关科室盖章,“盖完章,我们就给你开转组织关系和人事关系的证明。”
没想到节外生枝,党委书记“延安一枝花”走了进来,她问吴为:“你调动工作,是谁给你牵的线?”“没谁,我想是我的作品为我牵的线。”
“新单位的领导是谁?”
又想通过后门整治她呢!“不认识……工作没调动的时候不好和你谈什么,现在我要走了,想和你谈谈。”
“谈也没用,我不会同情你的。”“你以为我是想得到你的同情吗?错了,我没什么需要你同情的地方。作为一名普通党员,离.开本单位的时候,我有权利要求与党委书记你——交换一下意见,你不能只听一面之词。”
可“延安一枝花”花头一扭就出去了。十点,吴为从各科室盖完章回来,人事处的经办人正在接党委书记的电话,“是,好的,我马上到您那里去。”
经办人从党委书记那里回来后,情况有了变化,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展新党员工作》这一文件为由头,不给吴为转组织关系。
肯定是“延安一枝花”在九点到十点间,与白帆、胥德章、佟大雷等人研究了对策。
吴为说:“既然如此,人事关系我也不转了。”
新单位人事处的工作人员对吴为说:“你们原单位打来电话,要求我把你的档案材料退还他们,借口说‘群众反应,吴为人党为什么那么快?所以我们要再审查审查’,那你们单位党委当时为什么批准、同意支部一致通过发展你入党的意见?我对他们说,要接受几十年来的教训,对人的问题一定要慎重,要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在你的档案里,凡是工作过的单位鉴定都很好,入党手续也是齐备的。”过了两天,新单位又来电话:我们接到“某办”电话,说“吴为的问题很复杂,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你们不要调她”。你看,调动问题只好放一放了。
想必又是“延安一枝花”的关系,这个后门的硬度可说全国第一。吴为问:“我怎么办?还办不办手续?是不是由你们出面和这里谈一谈?”
“我们现在不好出面了,‘某办’不是说要处理这个问题嘛……要不你把关系先转了,放在自己手里?”她问:“‘某办’原话怎么说?”“你何必一定要抠原话?”
吴为将这些情况告诉胡秉宸,胡秉宸听后说:“上头不是有人向:延安“枝花”打招呼了吗,她怎么还整你?……我身体很不好,心律一分钟八十五次,打算快点儿到上海去。”
吴为能说什么?只能说:“为了你的身体,赶快到上海去吧。”
“我真心疼你,把这副重担留给你一个人了。”
“我行。”“你这几天奔波得一定很累。”
岂止是累!那是什么样的政治压力,胡秉宸怎么不说说这个?也没帮她想个应对目前形势的办法。
胡秉宸刚一走,白帆千封信就寄到上海某位负责人那里,“这是我们家里吵架,你们不要参与。
那日想给吴为寄一份剪报,先将剪报折好而后寻找信封时,心中默默祈望着:如果信封能将剪报装下,那就意味着他的离婚案一切顺利;如果装不下需要重折,就意味着不顺利。结果信封恰恰将剪报装下,尽管离婚案毫无头绪,胡秉宸那一整天都很快乐。
第二天又不行了;病房有个病人,在电视室将电视频道换来换去,胡秉宸把人家大骂一顿,说:“你再敢动一动试试!”那人不理,继续换来换去,胡秉宸竟骂出“浑蛋”这样的字眼。
门卫有眼无珠,对胡秉宸不够尊重。胡秉宸发了邪火,将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掏出来,撤得到处飞舞,还说:“你知道我是谁?老子有的是钱……”
没能等到玫瑰的下一个旺季,胡秉宸出了院,并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到上海去做进一步的治疗。办案人的指导思想本来是能拖就拖,一看胡秉宸要走,白帆的律师和书记员马上找胡秉宸谈话。
胡秉宸刚一出门,芙蓉就到吴为家来了,说:“我妈让我来问问你,因为我爸爸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吴为说:“如果你父亲一不在家,你母亲就到我们家来找,我们家还活不活?”
可是中国没有这条法律,能够阻止白帆想什么时候进入就什么时候进人吴为的家。
就在与胡秉宸见面之前,白帆的律师还说:“照我的意见,根本不给他判离。”
此时已无人不晓某领导发了话——不得批准胡秉宸离婚。但形式还得走。
胡秉宸刚刚出院,身体还很不适,坐下之后好一阵喘息,身体不行,神态却是满不在乎的样子。
行动能够自主,使他恢复了不少信心。
年轻的书记员说:“胡副部长,我们的意见是你顶好撤回离婚起诉,你再不撤回起诉,我们就要给中央写报告了,可能还要考虑给你党纪处分。如果你一定坚持起诉,我们准备给你开大庭,差不多会有五百多人参加旁听。”
胡秉宸洒脱一笑,“给我开五百人的大庭?五百人太少了,再多几倍才好。正好我没有说话的机会,趁这个机会讲讲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封建主义。”
看看办事员顶不住,白帆的律师插嘴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要自己说没有第三者就是没有。”
“那还要法律干什么?十年‘文革’,群众喊了十年打倒刘少奇,但定案能靠群众吗?”胡秉宸质问道。
律师说:“你知道不知道吴为是个作风不正派的女人?”
胡秉宸发了脾气,“我离婚为什么老提吴为?《婚姻法》上有这一条吗?那些写在纸面上的东西,你们到底执行还是不执行?你怎么能这样逼我、训我?我是刑事犯罪分子还是什么?为什么老提吴为的作风问题?难道离婚就是坏人?那《婚姻法》为什么还有准许离婚这一条?二三十年后,这种情况再没什么希奇。”
见胡秉宸发了脾气,律师态度反倒变了,说:“法院没这个意思说吴为是坏人。因为白帆老提吴为作风不正派,我们得把前因后果搞清楚。”
“白帆有什么脸皮说吴为作风不好?她还不是偷人养私生子?”
“那都是白帆同志过去的事。”“吴为的事难道就不是过去的事?你们有没有一个公平的尺度?”
律师没的可说了,“白帆一九四六年的问题就不要计较了,我们是马列主义者嘛,”
胡秉宸说:“那你们为什么揪住我不放?”
见律师没了辙,书记员再次上阵,“你如果从上海回来再签字,我们就宣布诉讼终止。”
“你有什么权力终止?终止要讲出终止的道理。又没有发生意外情况,起诉人没有死亡也没有要求终止,你凭什么给我终止?”书记员又接不上茬儿了。
律师问:“你在医院里和胥德章谈过什么?”
“什么也没谈。”
“当时有谁在场?”“只有他……你们这是于什么,是在搞诱供!什么叫诱供?就是把张三说的话告诉李四,让李四承认。刚才这位书记员上来就对我胡说八道,又是上报中央又是什么的……我干这个买卖比你们早几十年,还想在我面前卖这个!”
律师说:“他不代表法院。”
胡秉宸烦了,“我身体不好,不能这样纠缠下去,我走了,请我的律师代理。”
律师说:“你不能走。钱财可以代理,这个问题不能代理——感情问题别人怎么可以替你说清楚?”
“我非走不可。如果你们十天内给我开庭,我就不走。”
“十天之内开不了庭,我们还没调查完。”
“那我就走。什么时候开庭请你们通知我,因为我还得买飞机票。”
书记员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希望你们早判,不管判不判离。我该采取什么办法再采取什么办法,不能像旧社会那样,把人拖死,要按法律办事。吴为的问题法律上没有那一条,你们的法律是不是过二十年再执行?法律上写得清清楚楚,不能由你们自己随便解释。随便由人解释还叫什么法律?”
律师说:“我们没说二十年后再执行,但法律也没规定得那么具体,总要照顾影响。”
律师只好对白帆说:“胡秉宸不老实,不和法院合作,不说心里话,法院也拿他没办法。”
可见姜还是老的辣。按照胡秉宸的社会地位,真是说句话比吴为、比茹风那些“小孩子”管事。
刚一亮相,就杀得个落花流水。可惜胡秉宸不常做这样的示范,电投有传授吴为一技。
到了这个时候,过河卒子吴为的战斗力反倒明显减弱,像了一只靠惯性运作的滑轮。
使吴为觉悟的不是这些压力,而是胡秉宸出尔反尔的那些表现,茹风母亲认为吴为那个单位不能待了,毕竟都是从延安出来的,对“延安一枝花”还是有所了解,“那是个江青式的人物,只要对自己有利,她会不择手段。”
于是就帮吴为调动工作。刚与新单位接触,新单位人事部门的头头就说:白帆告吴为的状子和吴为的黑材料已经跟着来了,“足有半尺多厚”。
好在调动渠道都已疏通,只剩人事处的最后一纸手续。
早上九点,吴为到人事处办理调离手续。人事处也把调动通知单给了她,让地去各有关科室盖章,“盖完章,我们就给你开转组织关系和人事关系的证明。”
没想到节外生枝,党委书记“延安一枝花”走了进来,她问吴为:“你调动工作,是谁给你牵的线?”“没谁,我想是我的作品为我牵的线。”
“新单位的领导是谁?”
又想通过后门整治她呢!“不认识……工作没调动的时候不好和你谈什么,现在我要走了,想和你谈谈。”
“谈也没用,我不会同情你的。”“你以为我是想得到你的同情吗?错了,我没什么需要你同情的地方。作为一名普通党员,离.开本单位的时候,我有权利要求与党委书记你——交换一下意见,你不能只听一面之词。”
可“延安一枝花”花头一扭就出去了。十点,吴为从各科室盖完章回来,人事处的经办人正在接党委书记的电话,“是,好的,我马上到您那里去。”
经办人从党委书记那里回来后,情况有了变化,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展新党员工作》这一文件为由头,不给吴为转组织关系。
肯定是“延安一枝花”在九点到十点间,与白帆、胥德章、佟大雷等人研究了对策。
吴为说:“既然如此,人事关系我也不转了。”
新单位人事处的工作人员对吴为说:“你们原单位打来电话,要求我把你的档案材料退还他们,借口说‘群众反应,吴为人党为什么那么快?所以我们要再审查审查’,那你们单位党委当时为什么批准、同意支部一致通过发展你入党的意见?我对他们说,要接受几十年来的教训,对人的问题一定要慎重,要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在你的档案里,凡是工作过的单位鉴定都很好,入党手续也是齐备的。”过了两天,新单位又来电话:我们接到“某办”电话,说“吴为的问题很复杂,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你们不要调她”。你看,调动问题只好放一放了。
想必又是“延安一枝花”的关系,这个后门的硬度可说全国第一。吴为问:“我怎么办?还办不办手续?是不是由你们出面和这里谈一谈?”
“我们现在不好出面了,‘某办’不是说要处理这个问题嘛……要不你把关系先转了,放在自己手里?”她问:“‘某办’原话怎么说?”“你何必一定要抠原话?”
吴为将这些情况告诉胡秉宸,胡秉宸听后说:“上头不是有人向:延安“枝花”打招呼了吗,她怎么还整你?……我身体很不好,心律一分钟八十五次,打算快点儿到上海去。”
吴为能说什么?只能说:“为了你的身体,赶快到上海去吧。”
“我真心疼你,把这副重担留给你一个人了。”
“我行。”“你这几天奔波得一定很累。”
岂止是累!那是什么样的政治压力,胡秉宸怎么不说说这个?也没帮她想个应对目前形势的办法。
胡秉宸刚一走,白帆千封信就寄到上海某位负责人那里,“这是我们家里吵架,你们不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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