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佟大雷简直可以说得上是正直，也渐渐忘记了吴为是女人，忘记了对吴为的一肚子坏水，真像老朋友那样无话不谈。如果佟大雷忘记了自己的目的也就不是佟大雷了，吴为终于接到他的情书一行书，洋洋洒洒，写在宣纸上。遭到吴为的拒绝后，佟大雷既不尴尬也不停手，依旧“天方夜谭”个没完没了，依旧在宣纸上写情书，似乎知道自己的毛笔字很漂亮，还说：“你等着我，我老婆可能得了乳腺癌，顶多还有一年就会死了。”吴为说：“我对你从无男女之意，而且你不想想，如果一个男人这样对待他的妻子，哪个女人还肯接受他呢?”
  佟大雷自己也笑了。“你在这方面和‘老共’们真不一样，‘老共’们从来不留片纸只字在他人手中。”吴为想到了胡秉宸战战兢兢写给她的那些藏头去尾的信。
  佟大雷扬声大笑，“我的经验是哪怕有三十八个人出来证明你于了什么、说了什么，你都可以不认账。五九年反右倾，多少人出来证明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还拿出我写的什么文章，我死活就是不承认，不在结论上签字。最后甄别的时候不了了之。你得看准那一套，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从来就是‘坦白从严，抗拒从宽’……”完全一套无赖哲学，但用这种无赖哲学对付更大的无赖，未尝不是好办法。吴为想起当年鬼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自己主动交代“男女关系错误”后的种种艰难……
  但吴为无论如何不肯到他的调研组去。
  不知佟大雷整天干不干工作，几乎每日二信，几乎每晚必来，越来越把吴为的家当做了自己的家，而且不管吴为在不在家。如果吴为不在，就对叶莲子独角戏似的说个不停，闹得吴为不胜其烦。她终于明白，对这种男人温良恭俭让不得，只好写了一封低能的信——佟大雷同志：
  鉴于您的一些信件与行为，我有必要作如下声明：
  一、我们是工作关系，我更是将您作为一位“老同志”来尊敬的。
  二、您曾对我表示爱慕，我也曾多次表示拒绝，本不该旧事重提，可是您最近的行为使我有必要重申，您是有妇之夫，一再对其他女同志表示爱慕是绝对错误的。
  三、请不要再写信和送什么材料给我，更不要再到我家来。请尊重我的请求。
  吴为
  这一来，倒又给了佟大雷写信的理由——我只是向你表示爱慕之情，并没有要求相爱或谈恋爱之意。相爱者，搂腰起舞，拥臂而行。但一个人表达爱慕之意，似乎也无须对方批准吧。过去我家有幅齐白石的画。上书：“宰相归田，箱底无钱，宁可为盗，不敢伤廉”，我很爱它。
  最近我同朋友说，每早我都要到我爱人那里去一次。美国大使馆外的橱窗里有一幅照片，四十左右的一个女人，穿一件紫绒绲边长衫，抱着一个周岁女孩，坐在花园里，静穆慈和，我非常喜欢。
  每早起来跑步就想到这张照片，跑了两公里，在窗前总要停下来看一看。都是一种爱。只要我不抢人的或者按照我的意思改变它的形象，何必要求别人的同意!
  自认识你以来，知道没有同你谈情说爱的资格，不过片面地认为你是知己，单相思而已；实在讨了没趣，冥顽之性，依然不改，活该!
  当然我也有过错，写信于扰了你，已经认识就改了。至于谈恋爱，更远了，“恋”之一字，表示语言一致，互相同心，是物质与灵魂相互统一的最高境界，古往今来，有几个能谈得上!低级一点的“恋”也是有的，我将来也许会试一试，自信还是有能力的人，读的书也不比一些人少，也有一定的政治头脑和才能，总不至于比写几篇指导敲敲边鼓的人差。
  最后我要表明的是，即便你与我绝交，我也不是以牙眼相报的小人，你绝的不过是私人之交，我也早知无建交的可能，但在公谊上仍然会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受不受在你。你母老子幼，如有紧急之事，比如找个条件好的医院、医生(只是打个比方)，只要你一个电话通知，一切照办，绝不推诿，前人云：“人以国土待我，我亦以国士报之。”
  也希望你有朝一日找到一个条件好的人，有个归宿，因为你母老子幼，万一山长水短，你不是丁玲也不是冰心，还是在前进路上奔命奋斗的人。
  吴为想起当年在干校，为年老体衰的叶莲子一人带着禅月的艰难，请求胡秉宸帮助的那次谈话，伤情地摇摇头，相比之下，这个佟大雷倒还慷慨大方……不过这也许是佟大雷的“创作”，可佟大雷有什么必要“创作”?他又不是不知道没有希望?当然她也不必为此考验佟大雷是否为那“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之人。
  说是再不干扰吴为，不过说说而已，佟大雷仍然穷追不舍。当他忍不住又到吴为家看望时，吴为把佟大雷堵在玄关那里，一句客气话也没有，更不留他坐一坐，冷情地瞠视着没脸没皮的佟大雷，等于马上下了逐客令。
  可对这样一个死缠烂打的人，不如此决绝就后患无穷。
  接着她哀伤地想，如果一个人不爱一个人，真是什么残酷的事都做得出来。想想当年被胡秉宸堵在他家门板上的“自卫”战，胡秉宸不是狠心到置她于死地又怎么解释?可她与胡秉宸不同，她从未诱惑过佟大雷。
  12
  与史峤的重逢，使胡秉宸对吴为的感情起了质的转变。在一位老领导的遗体告别式上，走在胡秉宸前几位的一个男人突然倒地，有轰然一声倒了一座山的感觉，也许那人比较高大，更因为瘸跛。工作人员急忙将他抬到休息室去了。
  然后就听老战友们说晕倒的是史峤。
  自史峤从腰间拔出一支袖珍手枪，扑倒在大别山一条沟壑中等待他那位优秀侦察员之后，胡秉宸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只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史峤因被捕问题又受到不少冲击，之后听说安排在党的哪个监察部门工作，然后又没有了消息。遗体告别后，胡秉宸到休息室探望，不论他对岁月沧桑有了多少认识，还是不能相信眼前这个人就是那个儒雅的史峤。像刚从岁月的尘埃中爬出，灰头灰脑，除灵魂之光在眼睛深处那条时光隧道的人口偶尔一现却又立刻隐人黑暗时，哪里还看得出是大学的高才生?又哪里看得出曾“恰同学少年……粪土当年万户侯”?
  因李琳叛变被捕经组织营救出狱，又经组织甄别审查后，史峤以为一切问题一清二楚，根本没想到谁又在他的档案中加了一个“犯有政治错误”的结论，一直怀疑他有变节行为，直到乱了章法的“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才曝光。
  史峤何止是伤心!他是灰心，彻底地灰心了。
  “文化大革命”中，所有从法西斯那里趸来的手艺都不能摧毁的史峤，却让灰心摧毁了。
  那时他反倒常常想起胡秉宸的兄长胡秉宸，终于懂得胡秉衰当年对他说的那些话，才叫句句是真理。回首当年，为什么不与莫逆胡秉宸一同去研究佛学?像他这种人，怎能不自量力地闹革命?不过他到底是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楚。
  仅就他那一脸的苦相，与其说是一个共产党员，不如说是一个圣徒或苦行僧。即便还是党内相当级别的一名领导时，也是一副无可言说的样子。
  曾有相当级别的史峤，也不知这个结论会随着时代变化升值，本采一两重的结论，可能会渐渐攀升到无法度量的地步。如果史峤知道这么回事，一定会像签订一份合同那样，逐字逐句按照法律条文将当初组织上的那个结论，规范得无隙可乘。可谁能看得到自己的档案?谁又能知道你的档案里塞了什么?
  这个不为史峤所知的包袱一背三十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才落实政策，变节行为一风吹去，可是他已进入暮年，耳聋眼花，又在关押中得了风湿痛，腿关节变形，行动不便，如一架报废的机器，这个落实又有什么意义?
  多少年来史峤都绕不过那个弯子：上级领导也好、同志也好，怎么不想想那个非常简单的推理?像他这样一个重量级的地下党被捕，他们那个系统的地下工作何曾受到些许损失?他的出狱难道不是组织营救的结果?竟怀疑他有变节行为，像对待叛徒那样对待了他几十年!
  可就是没人想一想。不再以变节论处!难道还让他像重见天日似的高唱“太阳出来了”?
  几十年来风吹雨，除见老一些，胡秉宸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变化。史峤一眼就认出了他，握一握手，默默相对，连一般的应酬话也没有。真是相逢一笑间，往事成烟。作为与他直线联系的下级，胡秉宸应该很清楚当时这件事，史峤也曾对调查他的人说，胡秉宸完全可以证实。胡秉宸也的确为他证实过，可那些人需要的不是事实，他们需要的是在蹂躏和作践中确认自我……还有什么可说?如果说一说之后这台机器还能启动，那就不妨说说；现在这台机器废都废掉了，还谈什么启动！胡秉宸只说了一句：“多多保重！”没有打探一句别后的情况，问一句是否需要帮助，或说一句“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总之说什么都不合适。
  史峤只说了句：“谢谢。”除此也是说什么都不合适。
  胡秉宸步履迟疑地走出了休息室。与史峤的重逢，给了多思的胡秉宸以极大的震撼。
  回到家里，进门就见一个着中山装的老乡独自坐在厅里，那套中山装很隆重地“装”在身上，显然是为这次会面特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