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秉宸那时还不懂得一旦什么人不再得意，即便亲爹也要脱钩，最好是投井下石。这次看望，让胡秉宸挨了好长一段时间“整”。古已有之的规矩从那时起，就已成为作不了数的老皇历。引子却是他用老曲子开了个玩笑，他嘻嘻哈哈地唱道：“黄河之滨，冻死了一群中华民族倒霉的子孙……马马虎虎、吊儿郎当是我们的作风……”被人汇了报。
  这和原版的歌词“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不但相距遥远，简直就是背道而驰。背道而驰是什么?是反动。
  胡秉宸不服地遍查延安文字，觉得很多都是有章可查的旧瓶新酒。怎么到了他这里连玩笑都不行?
  他惊讶区区小事，也能做出这样大的文章，然后开了窍。“汇报”实在是需要学习的重要科目。但他并不懊悔不曾早日得到高人的指点，这种事只能靠自学成才，不能指望他人传授。
  胡秉宸又总结出，挨“整”一般都是从这种不起眼儿的小事开始。你以为不过如此的时候，枪子儿可能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如同顾秋水和包天剑将军到了延安，最先遭遇、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汇报”一样。“连咳嗽一声都有人汇报厂顾秋水如是说。后来他们又从延安返回花花世界，不能说与此毫无干系。
  等等、等等，如此、如此。到了后来，即便胡秉宸有周恩来那封介绍信护航，头上的光环也渐渐失色。理工科的学生胡秉宸自然明白，世上没有永动机。
  到达延安后，胡秉宸和胥德章很快就进入了第一期陕北公学高级班，班上只有十几个学员，大多是大学生，还有留学生。
  让胡秉宸感到又一个不适的是投有换洗的衣服，更谈不上洗澡，上课时看看周围那些记笔记的手，又黑又皴又脏，厚厚的泥垢结在手上，就像鱼鳞。他那双有点女相的手，更是惨不忍睹。
  讲课的教员多半到苏联留过学，教员凯丰就是其中之一，又是“二卜八个半”中的一员干将，回到延安仍然高举坚决维护王明反对毛泽东的旗帜。有次胡秉宸和同学在窑洞前议论凯丰课讲得不好，正巧被他听见。
  教员们上课骑马而来，夹着五六本摞在一起半尺多厚的精装硬壳书，张嘴就是列宁怎么说——“请大家翻到《列宁全集》第x页”，接着又是马克思怎么说——“请大家翻到《马克思选集》第x页”……
  胡秉宸听得不耐就提问：“如果电车算先进事物可是群众非要砸，共产党员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教员反问胡秉宸：“你说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他回答说：“我认为应支持群众。”全班同学大笑，很多人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幼稚。
  不知他这个回答是不是受了恩格斯的影响?恩格斯本不同意“巴黎公社”起义，因为各方条件并不成熟，但当工人行动起来后，也就积极参与并支持了他们的行动。．吴玉章当时正在给学生讲群众运动，可是他也没有对胡秉宸的问题做出回答，只是笑笑而已。
  然而胡秉宸的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如日本飞机空袭，他总是跑到山上打钟报警；没人干的事不分技术还是苦力，都是他的活儿；除了白天于活，晚上还常常装配军用电台，或校验机器，或查哨，或给新战士上课到深夜。
  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胡秉宸即便不到延安参加革命，不沦干什么，都会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即便让他去跳芭蕾舞，相信也不会逊色于顶尖的芭蕾皇帝布拉施尼可夫。所以他到延安不到六个月就人了党。与胡秉宸同时到达延安的胥德章就没有这样幸运。他不大服气地对胡秉宸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比你进步，还是地下学联代表；你那时候什么也不参加，算是落后青年，怎么反倒比我先入党?”
  对胥德章的疑惑，胡秉宸未置一词。
  在学校时胥德章确实比胡秉宸进步，可是和地下党并无直接关系。而且胡秉宸估计这与胥德章初到延安、在填写那许多不得不填写的表格时，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有关。他不仅填写了自己担任地下学联代表之前参加过复兴社，也将父亲的头衔无一遗漏地举列，先是国民党的一个什么部长，后来又当了汪精卫的一个什么部长。幸亏表格上的栏目太小，不然连父亲几岁断奶、几岁遗精都得一一填写上去。
  那时候他们谁也不懂得不必要的话少说或不说在日后的意义，以为事情一旦说清楚，也就完结。
  该着胡秉宸不能平庸，他的再一次机遇来自通讯系统一个姓朱的副局长，这个副局长在老婆探望之后突然逃跑。胡秉宸震惊于一位堪称革命楷模的老八路怎么会叛离革命，他甚至能设想自己逃跑，也不能设想朱局长逃跑。胡秉宸还感到异常愤怒，因为整个八路军内部通讯情况都在这个副局长的肚子里装着，他的出逃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胡秉宸当即给上级领导写了一份报告，高瞻远瞩地提出需要培养自己的技术力量。
  胡秉宸的建议得到了领导的重视，并让他从此担负起通讯系统的一个重要职务；延安的工农干部极多，难免有人对知识分子“看不惯”、“不放心”。胥德章恰巧碰上这么一位，这个领导总是意味深沉地对他说：“你应该到外面锻炼锻炼。”
  于是懂技术的名牌大学的大学生胥德章，却不能留在人才匮乏的延安，最后跟着胡秉宸到了重庆。不过谁又能说这不是胥德章的幸运?他要是留在延安，能熬得过一九四二年吗?
  5
  包天剑一行在东北军刘多荃军长帮助下，以东北军的名义向铁路部门申要了三节车皮，将全部军械从武汉运往西安。
  人员及轻型武器留在西安，装有大型武器的三节车皮，开往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的咸阳留守处，进入火车岔道，作为何柱国的军需物资封存车上，派有卫兵看守。
  何柱国曾任张学良将军侍从官，张学良将军待他不薄，后来蒋介石许了他一个省长也就成了蒋介石的人。可是包天剑没有别的办法，非指望他不可，因为携带这些武器前往延安肯定会被国民党扣压，只能日后通过何柱国想方设法运到延安。
  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得知，包天剑一行离开汉口次日，策动他们投奔共产党的王副军长册被蒋介石逮捕，后来牺牲在渣滓洞。
  他们带着四箱手枪奔赴延安，行至距延安七八十公里的甘泉，由于路面翻浆，汽车不能行驶，只好徒步。四箱手枪存放甘泉八路军某连连部，留下顾秋水一人看守。半个月后路面情况有所好转，顾秋水才将这四箱手枪运至延安。
  顾秋水到达延安时，包天剑和随行人员已人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那些用铁片窝的圆盘子，还有盘子里盛的干豆角、黄豆芽、炒辣椒，倒也难不住包天剑他们。
  毕竟城里还有个小馆、馆里卖有肉片烧豆角、鸡蛋炒饭，西红柿炒鸡蛋更是不错。
  除了包天剑顾秋水-行，小馆很少有人间津，彼时大家都没钱，所以顾秋水常被抗大女同学拉去“打土豪”。兜里还有几个钱，又是第一游击纵队参谋长，看上去比土八路有些滋味的顾秋水，简直成了护花使者。女人们对他也都兴趣有加，不知是否因为少见或根本没有见过贵族，都把顾秋水叫贵族，怎知道这个贵族却是个假冒伪劣。但是除了浪漫成性的刘采云，没有哪个女人对他认真，假戏真作不过为了蹭个下小馆的机会而已，谈及婚嫁，自然还是“嫁汉要嫁司令员，轻裘、白马、勤务员”。
  说起来实在令人汗颜，与那些真正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对男人巧笑倩兮的女人相比，一个肉片炒豆角或西红柿炒鸡蛋，就能让一些革命女青年对顾秋水这个军阀的乏走狗、老走狗不但秋波频送，甚至为嘴伤身。可这并不妨碍她们日后道貌岸然地斥责成了“包二奶”的女人或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两性关系。
  让包天剑沮丧的是不断发生在自己人中的灰色事件。
  有个团长，抗大毕业后派往前线，只因为没有马骑，忍受不了徒步行军之苦，没到前线半路上就跑了。
  与顾秋水同在抗大学习的一个团长，受不了三五九旅南泥湾式的开荒劳动，走了、随后两个营长也跟着溜了。说是受不了筋骨之苦，其实是看不到前途。所谓前途，就是共产党将来能给他一个什么官职。猜不透，更等不及。最让他们不能适应的是“连咳嗽一声都有人汇报”。如果包天剑和顾秋水想说点什么，就得趁到城里下小馆的路上解决。就连对小馆里的堂倌都不能掉以轻心，谁知道是不是共产党的探子?
  一期期学员转眼就从抗大毕业，学员们从抗大毕业后就要上前线，上前线就得带武器，——取回存放在咸阳的大型武器，便提到日程上来。
  派谁去?其他人没有那些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学生出身的又干不了．只好派顾秋水。
  于是顾秋水不得不到偏关，请求驻守那里的何柱国，以向偏关运送物资为名．从咸阳派出汽车，将包天剑留在咸阳的大型武器运往延安。因为向偏关运送物资必得经过延安，那些武器在延安卸下该是顺理成章。出发时顾秋水根本不知道偏关在哪儿，什么手续也没有，只带了一个八路军臂章，就跟着做买卖的驴驮子，见村进村，见店住店，出延安往北奔榆林。驴驮子连地图都没有，也不知道路线，只能按大致方向前行，所幸顾秋水当过军人，尤其在夜晚，可以依靠星象不时校正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