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作者:张洁 更新:2021-12-03 18:53
路旁有个两人深的大坑,胡秉宸想,幸好这一带老百姓爱挖坑。抬头看看,太阳不错,而他极需恢复体力,于是将一切困难暂抛脑后,跳下坑去倒头就睡。坠入睡梦之前,他松了一口气,迷迷糊糊地想,幸亏亲自来了,否则谁能应付沿途一个接一个的意外?
醒来已是下午时分。
傍晚碰见一个三十多岁的老乡,提溜着一个油瓶朝南走。见那老乡穿得十分破旧,胡秉宸才喊道:“大哥,大哥,跟你商量个事,给你三十块金圆券,能不能带我找八路?”
老乡说:“钱我不要,你远点跟着就是了。”
胡秉宸就跟在三十多米之后,在山间小路上穿来穿去。来到一个岔路口,迎面就是山区,老乡说:“我要回家了。你从这条岔路再往东南走,走到有十几棵大树的地方就会看到一个镇子,那里就能找到八路。”。很容易就找到那个被大火烧了一半的镇子,有三个人守在镇口,一个坐着,一个在给另一个剃头。他们显然是部队派出的警戒,遇有情况这里一放枪,山里就知道了。
胡秉宸问他们:“这里有八路吗?”
他们指着往南的山路说:“刚走,往南。”
胡秉宸顺着山路紧迫。迫着追着突然下起大雨,他不敢懈怠,冒着大雨继续追,这才看到前面有两个背枪的人;其中一个正是赵大锤。
胡秉宸就“喂——喂——”大喊起来。
前面的人立刻回转身来,拿枪比着他说:“你上来,上来。”
两个背枪人虽然没有佩戴帽徽和番号,但一听那嘴山西口音,胡秉宸就知道是自己的部队,因为刘邓大军是六月份从北方南渡黄河过来的,而国民党驻守在这一带的大多是广西来的白崇禧部队。胡秉宸走过去,在相距十多米的地方站住。赵大锤问:“干什么的?”
胡秉宸回说:“我有急事,见了你们司令再说。”
赵大锤那时还不太明白,即便在革命队伍内,很多事情也得分着等级传达、汇报,继续追问道:“什么事?”
胡秉宸还是说:“见了你们的司令再说。”
他们只好押着胡秉宸往回走。不久来到一个百姓家,进屋就看到两个人在烤火,胡秉宸特别注意到烤火人的惬意,让饥饿至极、疲劳至极的他感到些许的刺目。战士赵大锤说:“报告团长,抓到一个身份不明的人。”
胡秉宸想,我是你们抓到的吗?随即也明白他撞上的至少是个团级单位,便自我介绍说:“上级有情报,让我送达刘邓司令部,你们得赶快把我转送上去。不过得先给我弄点儿吃的,我已经两天多没吃饭了。”团长马上让警卫员给胡秉宸煮了碗挂面,里面还卧了两个鸡蛋。
吃完面条,团长吩咐赵大锤带胡秉宸去休息,赵大锤把他带到了另一个房间。一进屋赵大锤就翻了脸,用枪杆子指着胡秉宸,说:“脱!”
胡秉宸只得脱个精光。
赵大锤拿着胡秉宸写下的情报就要到团长那里去汇报。胡秉宸又叫住他,说:“小赵,小赵,你得让我穿上衣服,不能让我老光着。”
他说:“好,穿上。”一会儿赵大锤就回来了,还是拿枪比着他,什么也不说,只管让胡秉宸睡觉。
胡秉宸累坏了,倒头就睡。
第二天胡秉宸才知道,这个所谓团级建制的部队根本没有电台!
因为没有电台,不但情报无法发送,也无法请示、汇报以及甄别胡秉宸的身份,既不敢相信也不敢枪毙他,他只好跟着部队时东时西地行军,赵大锤照例端枪在后面押着。
已是深秋,晚上没盖的,身上没穿的,吃饭也没人管,基本上没有碗和筷子,偶尔在老乡家找到一个碗,就撅两根树枝当筷子。时间一天天过去,胡秉宸无时不焦心地想着,他带来的那些情报,每时每刻都在丧失着意义。可团里没人过问此事,更没有人考虑情报不能及时送达上级机关的后果。
不说他一路带送情报的艰难,单说地下工作同志历尽何等艰险,才得到一份如此重要的情报,他虽不详知也能想出大概,说不定有同志还为此牺牲了性命。
他很不愿意这样想又不得不这样想:这份重要的情报,说不定就得废在自己人的手里。
这一趟不知由多少人的心智甚至生命铺垫出来的大别山之行,岂不犹如儿戏!
6
大别山之行最终以情报作废收尾,但胡秉宸再次单枪匹马、不怕牺牲、出色完成任务的能力,让上级领导刮目相看,上海解放前夕又被委以重任,前去领导地下武装。
胡秉宸租住了一处融合了姑苏民宅风格的西式小楼。除洗澡间为水磨石地面,其余房间皆为硬木地板,连澡盆和马桶都是美国进口货。那栋到了二十世纪末被房产商称作“连体别墅”的小楼,在结构、档次上很适合胡秉宸银行高级职员的公开身份,也很符合安全的需要。
一般大门不开,只从后门进出。后院是个小天井,天井左手为厕所。
一楼只有大客厅一间,壁炉从客厅直通三楼。楼梯拐角下是一个很大的厨房兼餐厅,宴请几个客人还算气派。
二三楼的楼梯拐角各有亭子间一个,三楼紧挨亭子间的三角地带,是供佣人使用的小洗手间。
三楼房子两间,大间可通阳台,阳台上有地下工作者经常用来通风报信的盆栽植物,那是与“香烟”、“长衫”一样经典的道具。如果情况突发、国民党特工前来抓人,如果时间来得及,那盆植物通常被推下阳台跌得粉碎或不翼而飞,前来联系工作的同志也就不会自投罗网,并可及时将情况汇报上级,或设法援救,或组织同志们隐蔽。小间在二楼洗澡间的上方,约六至八米,有窗临后门的小街。胡秉宸姨父的那栋花园洋房,距他这栋姑苏民宅风格的小楼不远,可他再也没有前去探望。是啊,什么都会过去,包括他曾经为之欲生欲死的情爱。这算不上是胡秉宸负情负义,生活之涛正是如此无情地淘尽千古风流。
只是到了老年,本以为过去的一切却不期然地显现,在“过往”冷不丁的袭击下,胡秉宸竟有些许的怅惘,就让活动在文化艺术界的吴为替他寻访表姐绿云的下落。
吴为问:“想不想再见见她?”
他却回答说:“不,不想。”
打听来打听去,曾经在他生命中留下深刻痕迹的表姐却不知所终。
革命即将胜利,胡秉宸和白帆的关系却再次亮起红灯。
有时他半倚在二楼洗澡间那只美国造的浴盆里,盘点着他和白帆间的一笔笔旧账,推算着白帆在他和另一个男人之间的房事日期,以确定杨白泉到底是谁的儿子。这种盘点和推算绝非妒忌而是不甘——在表姐绿云那一回合上对白帆五条件投降的不甘;对卓尔不群的自己,居然被白帆这种极无晶位的女人戴上一顶绿帽子的不甘……
一切虽已云消雨散,毕竟旧地重游,断梦残烛,难免思念故人之幽情。盘点起这些旧账,更会念起为他地下工作提供诸多方便的姨夫和表姐,往往发出一声叹息,与白帆分手的打算也就再次泛起。上海战役打响之前,中央却指示上诲地下武装不搞起义,胡秉宸的思路与之不谋而合。应该说胡秉宸不是一个“左”倾机会主义者,他认为武装起义的条件并不成熟,蒋介石是的坐镇上海,上海市及其外围共有国民党兵力几十万,而由他指挥的枪支不过几百,力量如此悬殊的武装起义难以取胜。然而他却没有预计到,这一纸命令将使他这个地下武装的领导人在一定时间内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几乎被搁置起来。
上海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解放。
那天凌晨,上海市内已经听到炮声,地下党组织派胡秉宸去和解放军接头。
虽然解放军已经进入苏州河南,国民党军队却还占据着苏州河北,从上海大厦居高临下封锁着白渡桥。
当胡秉宸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没有人向他交代如何渡过几十挺机枪封锁的苏州河,到了河那边找谁,有没有可以帮助他的人……
就在这种情况下,胡秉宸只身渡过苏州河,并与解放军接上了头。
“你是怎么找到解放军负责人的?”除了吴为,几十年来从未有人问过胡秉宸;他是如何完成这个任务的。
胡秉宸回答说:“那还不容易,哪儿有电话线哪儿就有级别比较高的领导人。我顺着电话线走,一找就找到那个团的团长……”这让吴为更加敬仰不已。
只有她那样的脑袋,才会问出如此幼稚的问题。她怎么不问问胡秉宸,在与死亡的多年周旋中,他是否感到过艰难,感到过孤独,感到过孤掌难鸣?是否有过被遗忘的伤感?……
而后胡秉宸来到地下市委指定地点,与其他地下工作同志会合,从此地下工作转到地上,地下党以及胡秉宸的地下工作岁月,至此成为历史。
胡秉宸也就带领手下人马,担当起保卫新上海的任务。
不久之后,应变任务渐渐减少,接收工作走向正规,胡秉宸领导的地下武装也就完成了历史任务。他们摘下了臂上的袖标,交出了自己的枪支。
其时百废待兴,上级领导不分昼夜地异常繁忙。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他们像是忘记了这样一位得力干部和他手下的核心成员,任他们撂在那里,不说安排任务,就连一个前进方向也不曾指引。
屡建奇功、艰苦卓绝、长期工作地下的胡秉宸及他领导的核心成员,此时却不知如何插进地上那支排得密密实实、浩浩荡荡、滚滚向前的队伍了。
醒来已是下午时分。
傍晚碰见一个三十多岁的老乡,提溜着一个油瓶朝南走。见那老乡穿得十分破旧,胡秉宸才喊道:“大哥,大哥,跟你商量个事,给你三十块金圆券,能不能带我找八路?”
老乡说:“钱我不要,你远点跟着就是了。”
胡秉宸就跟在三十多米之后,在山间小路上穿来穿去。来到一个岔路口,迎面就是山区,老乡说:“我要回家了。你从这条岔路再往东南走,走到有十几棵大树的地方就会看到一个镇子,那里就能找到八路。”。很容易就找到那个被大火烧了一半的镇子,有三个人守在镇口,一个坐着,一个在给另一个剃头。他们显然是部队派出的警戒,遇有情况这里一放枪,山里就知道了。
胡秉宸问他们:“这里有八路吗?”
他们指着往南的山路说:“刚走,往南。”
胡秉宸顺着山路紧迫。迫着追着突然下起大雨,他不敢懈怠,冒着大雨继续追,这才看到前面有两个背枪的人;其中一个正是赵大锤。
胡秉宸就“喂——喂——”大喊起来。
前面的人立刻回转身来,拿枪比着他说:“你上来,上来。”
两个背枪人虽然没有佩戴帽徽和番号,但一听那嘴山西口音,胡秉宸就知道是自己的部队,因为刘邓大军是六月份从北方南渡黄河过来的,而国民党驻守在这一带的大多是广西来的白崇禧部队。胡秉宸走过去,在相距十多米的地方站住。赵大锤问:“干什么的?”
胡秉宸回说:“我有急事,见了你们司令再说。”
赵大锤那时还不太明白,即便在革命队伍内,很多事情也得分着等级传达、汇报,继续追问道:“什么事?”
胡秉宸还是说:“见了你们的司令再说。”
他们只好押着胡秉宸往回走。不久来到一个百姓家,进屋就看到两个人在烤火,胡秉宸特别注意到烤火人的惬意,让饥饿至极、疲劳至极的他感到些许的刺目。战士赵大锤说:“报告团长,抓到一个身份不明的人。”
胡秉宸想,我是你们抓到的吗?随即也明白他撞上的至少是个团级单位,便自我介绍说:“上级有情报,让我送达刘邓司令部,你们得赶快把我转送上去。不过得先给我弄点儿吃的,我已经两天多没吃饭了。”团长马上让警卫员给胡秉宸煮了碗挂面,里面还卧了两个鸡蛋。
吃完面条,团长吩咐赵大锤带胡秉宸去休息,赵大锤把他带到了另一个房间。一进屋赵大锤就翻了脸,用枪杆子指着胡秉宸,说:“脱!”
胡秉宸只得脱个精光。
赵大锤拿着胡秉宸写下的情报就要到团长那里去汇报。胡秉宸又叫住他,说:“小赵,小赵,你得让我穿上衣服,不能让我老光着。”
他说:“好,穿上。”一会儿赵大锤就回来了,还是拿枪比着他,什么也不说,只管让胡秉宸睡觉。
胡秉宸累坏了,倒头就睡。
第二天胡秉宸才知道,这个所谓团级建制的部队根本没有电台!
因为没有电台,不但情报无法发送,也无法请示、汇报以及甄别胡秉宸的身份,既不敢相信也不敢枪毙他,他只好跟着部队时东时西地行军,赵大锤照例端枪在后面押着。
已是深秋,晚上没盖的,身上没穿的,吃饭也没人管,基本上没有碗和筷子,偶尔在老乡家找到一个碗,就撅两根树枝当筷子。时间一天天过去,胡秉宸无时不焦心地想着,他带来的那些情报,每时每刻都在丧失着意义。可团里没人过问此事,更没有人考虑情报不能及时送达上级机关的后果。
不说他一路带送情报的艰难,单说地下工作同志历尽何等艰险,才得到一份如此重要的情报,他虽不详知也能想出大概,说不定有同志还为此牺牲了性命。
他很不愿意这样想又不得不这样想:这份重要的情报,说不定就得废在自己人的手里。
这一趟不知由多少人的心智甚至生命铺垫出来的大别山之行,岂不犹如儿戏!
6
大别山之行最终以情报作废收尾,但胡秉宸再次单枪匹马、不怕牺牲、出色完成任务的能力,让上级领导刮目相看,上海解放前夕又被委以重任,前去领导地下武装。
胡秉宸租住了一处融合了姑苏民宅风格的西式小楼。除洗澡间为水磨石地面,其余房间皆为硬木地板,连澡盆和马桶都是美国进口货。那栋到了二十世纪末被房产商称作“连体别墅”的小楼,在结构、档次上很适合胡秉宸银行高级职员的公开身份,也很符合安全的需要。
一般大门不开,只从后门进出。后院是个小天井,天井左手为厕所。
一楼只有大客厅一间,壁炉从客厅直通三楼。楼梯拐角下是一个很大的厨房兼餐厅,宴请几个客人还算气派。
二三楼的楼梯拐角各有亭子间一个,三楼紧挨亭子间的三角地带,是供佣人使用的小洗手间。
三楼房子两间,大间可通阳台,阳台上有地下工作者经常用来通风报信的盆栽植物,那是与“香烟”、“长衫”一样经典的道具。如果情况突发、国民党特工前来抓人,如果时间来得及,那盆植物通常被推下阳台跌得粉碎或不翼而飞,前来联系工作的同志也就不会自投罗网,并可及时将情况汇报上级,或设法援救,或组织同志们隐蔽。小间在二楼洗澡间的上方,约六至八米,有窗临后门的小街。胡秉宸姨父的那栋花园洋房,距他这栋姑苏民宅风格的小楼不远,可他再也没有前去探望。是啊,什么都会过去,包括他曾经为之欲生欲死的情爱。这算不上是胡秉宸负情负义,生活之涛正是如此无情地淘尽千古风流。
只是到了老年,本以为过去的一切却不期然地显现,在“过往”冷不丁的袭击下,胡秉宸竟有些许的怅惘,就让活动在文化艺术界的吴为替他寻访表姐绿云的下落。
吴为问:“想不想再见见她?”
他却回答说:“不,不想。”
打听来打听去,曾经在他生命中留下深刻痕迹的表姐却不知所终。
革命即将胜利,胡秉宸和白帆的关系却再次亮起红灯。
有时他半倚在二楼洗澡间那只美国造的浴盆里,盘点着他和白帆间的一笔笔旧账,推算着白帆在他和另一个男人之间的房事日期,以确定杨白泉到底是谁的儿子。这种盘点和推算绝非妒忌而是不甘——在表姐绿云那一回合上对白帆五条件投降的不甘;对卓尔不群的自己,居然被白帆这种极无晶位的女人戴上一顶绿帽子的不甘……
一切虽已云消雨散,毕竟旧地重游,断梦残烛,难免思念故人之幽情。盘点起这些旧账,更会念起为他地下工作提供诸多方便的姨夫和表姐,往往发出一声叹息,与白帆分手的打算也就再次泛起。上海战役打响之前,中央却指示上诲地下武装不搞起义,胡秉宸的思路与之不谋而合。应该说胡秉宸不是一个“左”倾机会主义者,他认为武装起义的条件并不成熟,蒋介石是的坐镇上海,上海市及其外围共有国民党兵力几十万,而由他指挥的枪支不过几百,力量如此悬殊的武装起义难以取胜。然而他却没有预计到,这一纸命令将使他这个地下武装的领导人在一定时间内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几乎被搁置起来。
上海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解放。
那天凌晨,上海市内已经听到炮声,地下党组织派胡秉宸去和解放军接头。
虽然解放军已经进入苏州河南,国民党军队却还占据着苏州河北,从上海大厦居高临下封锁着白渡桥。
当胡秉宸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没有人向他交代如何渡过几十挺机枪封锁的苏州河,到了河那边找谁,有没有可以帮助他的人……
就在这种情况下,胡秉宸只身渡过苏州河,并与解放军接上了头。
“你是怎么找到解放军负责人的?”除了吴为,几十年来从未有人问过胡秉宸;他是如何完成这个任务的。
胡秉宸回答说:“那还不容易,哪儿有电话线哪儿就有级别比较高的领导人。我顺着电话线走,一找就找到那个团的团长……”这让吴为更加敬仰不已。
只有她那样的脑袋,才会问出如此幼稚的问题。她怎么不问问胡秉宸,在与死亡的多年周旋中,他是否感到过艰难,感到过孤独,感到过孤掌难鸣?是否有过被遗忘的伤感?……
而后胡秉宸来到地下市委指定地点,与其他地下工作同志会合,从此地下工作转到地上,地下党以及胡秉宸的地下工作岁月,至此成为历史。
胡秉宸也就带领手下人马,担当起保卫新上海的任务。
不久之后,应变任务渐渐减少,接收工作走向正规,胡秉宸领导的地下武装也就完成了历史任务。他们摘下了臂上的袖标,交出了自己的枪支。
其时百废待兴,上级领导不分昼夜地异常繁忙。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他们像是忘记了这样一位得力干部和他手下的核心成员,任他们撂在那里,不说安排任务,就连一个前进方向也不曾指引。
屡建奇功、艰苦卓绝、长期工作地下的胡秉宸及他领导的核心成员,此时却不知如何插进地上那支排得密密实实、浩浩荡荡、滚滚向前的队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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