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有些事情的确非常蹊跷。
  至少秀春母亲离世那天，秀春事先就“看”见了的：
  那天早上，看上去就是一个要死人的早晨，倒不是因为那一天老叶家的院子里一下子死了两个人。不要以为那一日天地之间必有凶光、凶相，相反，那一日风和日丽，万物呈样，怎么看怎么让人心情舒畅。如此情况下的死亡，是没有什么可以说三道四的死亡。
  先是秀春家西厢房住着的老王头死了，没病没灾，就是一觉没醒过来。老王头鳏寡孤独，只好由乡里乡亲为他张罗出殡。
  秀春的妈妈却帮不上忙，因为她又要生产了。
  一个要生孩子的女人，不能参与出殡这样的事，否则会影响死者的来世。
  农村里的人更知道来世的至关重要，先不要说是轮回为猪，马、牛，羊……就算轮还为人，也不要再面朝黄土背朝天。都说“热土难离”，暗中还是向往土地以外的世界。虽然外部的世界并不精彩，一旦有机会离开土地、远走他乡，还会舍得一身剐地一厢情愿闯世界。
  于是她就知趣地躲在后院菜园子的草棚里，等待临产的时刻。
  焦虑和烦躁，单调而持久地折磨着这个在生育上屡屡失败的女人。
  她倚着草棚子里的支柱，叉开两腿坐在铺着秫秸秆的地上，不时对着太阳举起手指，审视内中的景观。手指里像注满了水，肿胀，苍白，透明得可以看见一条条毛发样的血管、一片片丝絮状的肌肉。翻开衣襟，抚摩着鼓胀的腹部……全身也肿胀得如一枚吐丝做茧的桑蚕。她想她前生一定是条桑蚕，所以才会像桑蚕那样生下很多的孩子。每次生育，她都要经历这样一个具有献身性质的、脱胎换骨酌过程。这样的生育，严重地败坏了她的健康：
  又将手轻按在腹部，感到了那不在期望之中来到的婴儿的骚动，想起了叶志清刚才跟她开的玩笑：“看你这个样子，别把老王头儿抬完了就抬你。”
  她不很在意这个玩笑，对于生命，她既不是非常热爱，也不是非常厌恶，而是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
  也许曾经热爱过……在什么时候?一朵花的盛开和败落，实在太仓促了。
  再说，她总算是个有经验的产妇，生育了那么多孩子，自己却平安无萝，——她笑了一下。秀春长大之后，也喜欢这样地笑——会意却无能为力，还有——点苦的回味和洒脱。
  叶志清又正好探亲在家，不像往常，总是她独闯三关，万一情况紧急，能指望婆婆和小姑姐吗?不过叶志清很快就会知道，他的这个玩笑不是无缘无故。虽然墨荷是个乡下女人，对继承叶家烟火的重任却没有深刻的认识。可是在长春学买卖的叶志清回家探亲一次，就有一次准确的投篮。一个女人，尤其是那个时代的女人，一旦作为人家的篮筐，有什么权利拒绝人家的投篮?
  至于投篮是否准确，是个技术性的问题，与恩爱无关。
  何况叶志清疏旷久矣。一个年富力强的男人，一年只能有几次和女人肌肤相亲的机会，那是太残忍了。虽然有时到下等窑子去解决一下燃眉之急，毕竟一个学徒，负担不起那样的高消费，只能偶一为之。
  所以就应了养精蓄锐的说法。如果仔细琢磨“养精蓄锐”这个词，就会觉得它有点暧昧，和通常的解释应用并不搭界。
  墨荷出生在一溜大瓦房，热热闹闹、鸡鸭鹅狗你方叫罢我来叫的院子里。家里不但有大马车，还有长年的雇工。按照一九四九年以后的说法，必是地主无疑，而叶家大概就是贫农了。
  那时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小姐，除了家里的长工，没有多少接触男人的机会。可吴为的外祖母墨荷，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和哪个长工私奔，倒是正儿八经地经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到了叶家。可也不能说她墨守成规，从她行为处事的方式，看不出墨守成规的迹象。她能按着规矩嫁到叶家，也许是家里没有雇着风流的长工。
  吴为的思维方式可能早有缺陷，把一生中的很多时间、力气，都花在了没有意义的设想上，或是叫做白日梦。很像《白夜》那本小说里的男主人公。
  好比她常常设想，如果她的外祖母和哪个长工私奔，根据毛泽东的阶级分析理论，叶莲子或许从小就参加了革命，或许还能成为抗日联军的英雄……
  她始终不能平衡——生活里有如此多的可能，又都说天无绝人之路，而她的母亲秀春，也就是叶莲子，却为何没有一条出路?
  吴为更为自己的生不逢时自谴自责。由于她的出生，不但葬送了叶莲子曙光初现的幸福生活，也耽误了叶莲子与顾秋水同赴延安的机遇。否则，一九三八年到达延安的叶莲子，完全可能成为一名革命老资格，与胡秉宸不相上下，可能比他混得还好。自己说不定也会在延安出生，成为延安保育院里的红孩子，坐在马背上的摇篮里，进了北平。
  青少年时代的吴为，向往革命生涯，崇拜各种英雄，惋惜自己不曾有过献身革命的机遇，只好企盼一个机会——有朝一日伟大领袖毛泽东得了重症，她会毫不吝惜地把一腔热血贡献出来，以挽救他的生命。这也是她无数白日梦的一个。
  她后来对胡秉宸的迷恋，和胡秉宸的革命经历有很大关系。有一首歌叫做(我是你终生的新娘)，对吴为来说，胡秉宸则是她终生的英雄。
  吴为总是把男人的职业和他们本人混为一谈：把会唱两句歌叫做歌唱家的那种人，当做音乐；把写了那么几笔、出版了几本书叫做作家的那种人，当做文学；把干过革命、到过革命根据地的那种人，当做革命……
  这种一厢情愿和联想力过于丰富的毛病，可能来自她外祖母的那个家族。就像她的曾外祖父，把叶家聘礼上的两笔字，与家学渊源等量齐观一样。岂不知大部分情况下，会唱歌和音乐根本不是一回事；同样，会写两笔，甚至出版了很多书的人，和文学也根本不是一回事。
  吴为则既热爱革命，又热爱音乐，又热爱文学。综观她这一生所选择的男人，差不多都和这种爱屋及乌的情结有关。《尚书大传，大战篇》有“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于她则是“爱乌者，兼其屋下之人”，或双相通用。她的热爱要是再多，怎么是好?那么她这一生更是非常、非常地热闹而麻烦了。
  所幸她热爱绘画的时候，已近日暮途穷。
  如果对秀春妈妈那个时代的婚姻作个普查，皆可归结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产物。这种配偶方式，使很多婚姻沦人不幸；一九四九年以后，作为解除不幸婚姻的头号理由，沿用了不短一段时间，使一部分男人得以心安理得地以旧换新，而不像后来那样费尽周折。
  以后再有人打算以旧换新，或即便不是以旧换新，而是货真价实的婚姻破裂，就“过了那个村没了那个店”，一律成为《铡美案》那出戏中因中状元被皇帝招了驸马，休了糟糠之妻，又被青天大老爷包龙图铡了脑袋的陈世美。
  姑且不论历史真伪，仅就戏论戏而言，距北宋包丞相处铡陈世美，已经八百几十年过去，直至如今，这一罪名仍然顺乎国情，行之有效。
  不少男人都有过被打成陈世美的经验，就像后来很多人被打成这个“分子”、那个“分子”一样。
  “陈世美”是什么罪行?法律条款上无处可考。就像各种“分子”是什么罪行，他们的刑期靠什么来定……法律条款上也无处可考一样。一九八O年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宪法和选举法，没有民法、刑法、诉讼法，人们上哪儿查去?就连明镜高悬的法院办案，也只好参照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司法界人士不是没有尝试过制定法律，健全法制。早在一九六二年，董必武老就负责编制法律，而编制好的法律草案呈审后，却一直未见下文。
  国家主席刘少奇一九五六年又说：目前我们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就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
  一九五七年马上遭到不可抗拒的申斥——我们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会议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这一套。
  而且这个堂堂的国家主席，还没等到一部哪怕不太完备的法律，一个哪怕不太健全的法制，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置于死地。置一个国家主席于死地的法律，根据何在?
  比起“我们还是靠我们这一套”，刘少奇所倡导的法律、法制什么的，是不是很天真烂漫?
  更不要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后，批判“司法独立”是资产阶级观点，取消了法制局和司法部。一九六O年开始，又命令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合署办公，没有了公，检、法三者之间的相对独立，从而也就没有了各司法机构间的相互制衡。
  幸好男婚女嫁方面，还有个托派分子王明起草的《婚姻法》可以借鉴。不过，谁又能指望一个托派分子，对《婚姻法》有什么科学性的贡献?
  面临不论什么理由导致的家庭破裂而又无计可施的女人，至少还有《铡美案》这一出成为依据，成为对付不管什么理由婚变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法宝。
  当故事叙述到这里的时候，“陈世美”已经在一个角落里，摩拳擦掌地等待着还没有出生的胡秉宸。即便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一统天下，也不是没有补救的办法，可是那时候的人很呆、很死性，不懂得使用“外调”这种既可翻天又可覆地，一瞬间上天、一瞬间人地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