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宝音没有等到这一天。她在甲板上断了气。临终前她挣扎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到中国去”。
  船员把她扔进大海，我没有任何说话的权利。她睡在溅起的浪花之下。若不是有我的宗教管着，我几乎要投身大海和她一起去了。
  我又回到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肯和希特勒作对，接纳犹太人。好不容易在意大利获准停留两天，我弄到去上海的船票。
  到中国去！
  这一次来中国和前次大不同了。我曾代表的那个国家现在视我为罪犯。我只能逃，逃到中国来。
  相对地说，船上的生活是平静的。我得到暂时的休整。每天看见无边的天，无边的海，身上的重压似乎移到天和海中去了。感谢主赐给我这两周的休息。至少不用奔波，一切很正常，到时候有饭吃。我几乎希望永远在海上飘遥除了休整，还有希望，活下去的希望。
  可是有些人在饱受折磨之后，突然的平静使他们神经崩溃，发作歇斯底里，不只女人，连男人也发作。他们哭，他们叫，他们在甲板上奔跑，有时会引起众多人的嚎啕大哭，哭声撼天震地。希望你们永远不听见！在这巨大的悲痛中，我能做的，只有祈祷。
  我们中有一位妇女，身材瘦长，三十多岁，前面的头发总是垂下半边，遮住半个额头。后来才知道，那是为了遮住伤疤，一道血红的刀痕。
  可以猜到了，她便是我现在的妻子。
  她不哭，不叫，总是沉默地坐在甲板上望着大海。
  人们很快知道了彼此的身世。在纳粹大屠杀大逮捕大清洗的夜里，她失去了丈夫。她扑在丈夫的尸体上，刽子手们又给她加卜一刀，砍中额头，鲜血流遍全身。但她没有死，那鲜血淋漓的模样使得凶手们以为不需要再加一刀。她带着儿子逃亡，一切都为了儿子。在一个混乱的车站上，她的儿子被人群踩死。他才五岁，连妈妈都没有来得及喊一声。
  她几乎失去了逃亡的意志，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她只是呆呆地坐在旅馆很脏的走廊上，一动不动。人们告诉她已有的船票多么难得，靠它可以到达一个他们犹太人能活下去的地方。几个素昧平生的同胞把她架上了船。她仍呆呆地坐着，在甲板上。
  我常靠在栏杆边眺望大海，也看着她。她简直像一座犹太人苦难的塑像。海风吹拂着她的头发，发间殷红的疤痕忽隐忽现。我望了许久，慢慢走近她说：“请你哭一哭。”
  她不理我。
  我坐在她身边，轻轻地说：“你看我这样老了——我们的民族要活下去——我的女儿——”两天以后，她忽然伏在我肩上，啜泣起来。
  他这样老了，走路有点歪斜，但他的腰不弯，背挺直，总能及时矫正方向，看起来还是很精神。我已经几天只喝清水了。他拿了汤来，我觉出汤的滋味。他拿了饭来，看着我慢慢一口一口吃下，他那满是皱褶的脸上掠过一丝笑意。犹太人也有笑的权利！
  我们在甲板上散步，互相搀扶着。没有多的话。我们在沉默中达成一项契约，我们要活下去！为了他的妻子，为了我的丈夫和孩子，为了千万我们的同胞，让那些刽子手看一看，犹太人是杀不尽的。
  我们得活下去！
  船经过苏伊士运河时，埃及犹太人到船上来慰问。我们祖先的流浪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流浪了上千年，到处留下痕迹，我们不会消灭。
  在埃及的同胞上船来，我们一起祈祷。他们赠一些小东西，手电筒、打火机之类。我得到一块手帕，上面印着埃及金字塔。
  我们的金字塔在哪里？
  每次船到港口，大家都提心吊胆，怕有反犹太分子上来捣乱。他和我总是站在一起，拉着手。他轻声说：“不要怕，我的女儿。”
  船离上海一天一天近了。他向我描述中国。我知道中国土地大，历史长，人口多。中国人正在进行一场保卫家园的伟大战争。我们像寒风中冻得半死的麻雀，终于找到可以依栖的地方。
  上海犹太人救济委员会的代表，在欢迎来沪难民的致词中说：“欢迎前来上海，从今以后，你们不再是德国人、奥地利人、捷克人、罗马尼亚人。从今而后，你们只是犹太人，全世界的犹太人已经为你们准备了家园。”
  从今而后，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只是犹太人。我觉得自己像是被剥得精光，挂在树枝上。——究竟还有这一棵可以依靠的树。
  我们分住在为单身男女提供的房舍里，经常在犹太教堂见面。
  他懂得许多国家的文字。上海租界的商业部门有时找他做些翻译的事。有一天，一家石油公司邀他到中国后方去，可以随时有零活。第二天，他拿着一朵花来到我的住处。他说他已经考虑好多天好几夜，好几个月了。如果我们分离，他会很不放心。所有考虑的结果，集中为一句话：“你愿意和我一同去吗？”
  当然不是做女儿。
  我们的年龄相差很大，但我们的心没有隔阂。我的容颜可能如妖鬼，但他总是以赞赏的眼光看着我。似乎我过去的丈夫也正通过这目光关注我。
  我，宝斐·谢安愿以大卫·米格尔为夫。
  我接过他手中的那一朵花。
  到昆明后不久，公司负责人回美国去了。留给我们许多日用品，还有柳——我们的朋友。这是上帝安排的小家庭。我们看着云南湛蓝的天空，我们听着落盐坡活泼的水声，我们喝着奔流的龙江水，我们吃着种在自己门外的粮食，我们不死。
  我们不死！
  在小小芒河的堤岸上，一对犹太夫妻在慢慢行走，继续他们祖先流浪的脚步。
  《东藏记》
  第六章
  第一节
  在战争的岁月里，漂泊流浪的岂只犹太人。在苦难的中国大地上，人们被炮火驱赶着，把自己的家园遗失在遥远的记忆里。记忆虽然遥远，却永远是鲜明生动的，让人回想思念，感到又沉重，又丰富。毕竟还是有乡可离，有井可背，可以有打回老家的愿望。
  孟家人逃出北平已经四年了，又出昆明城，躲藏在乡下也已三载。自珍珠港事变以来整个战局有了变化，日机轰炸有所收敛。根据同盟军的需要，中国派遣了远征军到缅甸和英军联合作战。由于英军对中国作战多有顾忌，先是贻误战机，后又配合不力，腊戍等几个大城市陆续失陷，远征军一部分退往印度，一部分回国，沿途遭受敌人追击，又经过毒蛇出没，蚊蚋成阵的森林，十万大军入缅，只有四万归来。而日军向滇西进逼，云南西部成为战略重地。五月间日军攻下了畹町、芒市、龙陵、腾冲等几个重要城市，昆明人从长期轰炸中刚得到一些喘息，又受到边城沦陷的威胁，大学乃有迁校的议论。但是一般来说，生活比轰炸时正常多了。后来迁乡的各学校陆续回城，大学的先生们，动作素来不敏捷，只有少数人在城里找到房子，大多数人仍然安居在田野间。
  快放暑假时，下学年的聘任成了人们关心的问题。有一天，李涟从系里带回一封给孟弗之的信，一个大信封，名字写得有栗子大，一看那龙飞凤舞的笔迹，就知此书法只能出自白礼文之手。
  “好久没有消息了，居然有信来，大概要回来了。”弗之打开看时，果然是白礼文过足了云烟、云腿的瘾，表示要回到学校教书了。他明白白礼文擅自离校一年，再回来任教是很不合适的，又知江昉的明确态度，但心下很可惜白的才学，若不聘他，这才学不知会有怎样的结果，便想再了解一下各方面的意见，不料过了几天，白礼文突然出现。
  白礼文依旧趿拉着鞋，好像在一个村子里串门一样，进门向弗之深深鞠了一躬，这在他是少有的礼数，喊一声孟先生，便自己坐下。老金挑着一担行李，放在院中，拿下两只火腿，摆在桌上。白礼文说：“你若是说我送礼，可就小看我了。我是想，也就是孟弗之还是个好人，该吃这火腿。”弗之说：“我自然懂，老兄这一年生活怎么样？”白礼文说：“好！好！好得很，土司家老太太去世了，我写了碑文，词藻华丽不同一般啊！还有哪个人写得出！”说着从挎包里拿出一卷纸，递给弗之欣赏。弗之展开大致一看，心想，这种谀墓之文，写到如此也是一绝了。“那土司特别敬重你老孟先生，”白礼文说，“他读过你几篇文章，把你的《中国史探》弄了一个手抄本——当然是叫别人抄，也算得个通灵性的。对我可差得多。”他突然停住话头，不说下去。
  孟弗之问：“老兄现在有什么计划？”“现在要找个住处，”白礼文回答得很干脆，把两只鞋轮流脱下，在椅子腿上磕灰，“再找个饭碗。”孟弗之说：“饭碗问题从长计议。现在大家都回城了，你还愿意往乡下？”“城里房子不好找，又不如乡下自由。”这时碧初出来，要弗之跟她到厨房，低声说：“惠枌他们的房子空着，东西也搬得差不多了，钥匙在我这里，莫若先给白先生住？”弗之点头，过来对白礼文说了。白先生大喜，当时接过钥匙，从桌上拿回一只火腿，说：“你家人少，一只也够了。”自往山下去了。
  在城里找房子，钱明经当然属于最先成功的一批，他恳切请求惠枌一同返城。惠枌犹疑过，因想既不能离婚，也只能努力和好，在城里画友们来往较方便，便同意一起迁城，碧初等都觉得她家的危机已经过去，暗自欣慰。
  白礼文进人钱家，依然榻燃烟灯，壁悬火腿，过他的悠闲日子，跑警报这一项内容基本取消，他便恢复了以前的写字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