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今后不希望称呼他为‘领袖’。他认为国民党只有两位领袖，一是孙中山先生，一是已故的蒋介石总裁。除了他们两人之外，没有人可以再被称为领袖，他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一个普通的国民，只愿以党员与国民的身分，与全体同志及全国同胞一起，共同奋斗。
  第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他认为只有国家民族的万岁，只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6]
  假使没有这道命令，“万岁”、“语录”，马上就会铺天盖地而来，和蒋先生生前，还有何区别！
  这些，我们都归类为经国的进步面，与他父亲时代，划出了明显的界限。
  一般说，他是他父亲的孝子。如果，你读过他的《守父灵一月记》，任何人都会得到这个印象，而事实也确是如此。蒋先生在世，凡事秉承老人的意志，从不愈越，父亲去世，照遗嘱办事，奉为圭皋。
  背上背着父亲遗留下的大包袱，以致缩手缩脚，很多可以轻而易举扭转国民党形象的事，却可为而不为，譬如：
  “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将军，蒋先生食言，从一九三七年，软禁到现在，几逾半个世纪。张已八十老翁，释放后，任由其鹏程万里，会对国府甚至台局，有何影响？但其正面意义，和对历史的交代，那就无法估量。
  经国有胆识，尽可昭告天下，或悄悄然送他到美国或去大陆，父亲的过失，儿子去补救过来，何等光明磊落！
  一度同意李敖出境，等到办护照的阶段，突然，出尔反尔，收回成命。当局的顾虑，谅系怕纵虎归山，担忧李在国外与当局为敌。可是，被禁足的李敖，他在台湾所能发挥的破坏作用，会低于国外吗？
  共产党人有句话：“我们这个党就是靠人家骂出来的，谁要骂就骂吧！”说的固是事实，在他的管辖下面，又另当别论。可是反过来说，靠骂，骂不垮国民党政权的，何不大方就干脆大方到底？人各有志，要走请便。
  一九七五年，北京释俘，经国如果有雅量，应全部接纳，欢迎赴台，予以优厚安置，俾向海内外表示一种负责的态度和对人性尊严的重视，而不该以“共匪统战”为借口，拒人于千里之外。
  过去患难与共的旧袍泽，没有功劳有苦劳，不幸兵败被执，究非投降起义可比，他们愿意来归，表示人心不死，威武不屈。反目以待，与情、与理、与法都说不过去，引此为鉴，谁敢再为国府效劳呢？
  留大陆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子弟，当局一律禁止出境，纯粹是一种小气的报复主义。反观海峡彼岸，反共如卜少夫，乃弟无名氏，申请赴港，他们并未故意刁难，相形之下，论胸襟气度，实差之远甚。
  北京提议“三通”，认真实行起来，对中共不一定有利，台北尽可通过慎密设计，作出有利反应，愿意回去团聚的，自由出境；赴大陆旅游，提供方便；书报电影，相互交流。这样做，对当年追随国民党到台湾的军民，诚诚恳恳，坦白交代。宅心忠厚，大公无私，国际观瞻上，台湾重视人道主义，处事通情达理，形象自然大变。
  国府说：“这下正中了中共统战的阴谋。”“统战”又何惧之有？台湾今天大有条件，和中共你来我往，改畏战为迎战，的弱势为强势，人家就不会这么轻估你了。无奈，此种驼鸟式的心理，在台湾中上层干部里，特别普遍，始终处处退缩，无法抬头挺胸，正视现实。
  蒋先生去世以来，党内顽固的旧臣元老，先后被逐出党决策阶层，经国正可为所欲为，发挥意志毅力．写下他生命史上最后的一章。
  然而，受格局、才具的限制，石破天惊，殊少可能，小恩小惠，无补时艰。
  一位历史学教授，期望国民党转变为国会政党，他说：“此时，国民党大胜之际，开放党禁，国民党当可站在与日本的自民党一样的地位。如此，国家的政治情势不致因为开放党禁而受损；反之，有了若干新政党，分别代表台湾多元化社会的各种成的，两极化的现象可转变为多角的制衡。”
  进一步分析，他说：“政治力量的两极化将最后形成为直接的冲突。高雄事件的余痛，至今未愈合。台湾经不起再有一次冲突。”[7]
  这位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高见，其要义是开放党禁，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亦即谢善元教授若干年前所主张的“循政党政治常轨”，改变“台湾现存的政党政治实况”。
  一九七四年，经国行政院长任内，即曾信誓旦旦，“内政方面，力行民主宪政”。又说，“要循政党政治常轨，来策进国家民主宪政。”转瞬十年，经国的话，究竟实现了多少？有目共睹。如仍以“非常时期”为借口，反对开放“报禁”、“党禁”，怎不令人怀疑他的真意所在？有生之年，则民主难期，宪政难期！
  北京的和谈攻势，只要台湾和大陆的离的现状存在一天，中共当然不会放弃此项努力。蒋经国总统不予理睬，亦在吾人意料之中，和的关键，在权力之争，其余都属次要。
  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不可能放手台湾，北京不可能用兵，对峙如旧，但仍将是不和、不战的局面，双方在经济和其它领域中，继续其和平竞赛。
  注释：[1]Robert Martin ．U．S. News＆World Report, Dec .2, 1955.
  [2]卜少夫著《蒋经国浮雕》，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第8页。
  [3]同[2]。
  [4]Allen Whiting“Mystery an of Formosa", Saturday- Even-ing Post, March 12. 1955。
  [5]司马桑敦生前告诉笔者，他是在汉城听魏说的。
  [6]香港《星岛日报》，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日。
  [7]许俾云文，一九八四年元月洛杉矶《国际日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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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经历若干阵痛，《蒋经国传》终于平安降世。
  全书1－15章，大致和一九七五年的版本相同。两相对照，当会发现我用过很大的工夫，添进很多新的资料重新写过，如《教育长、主任》和《戡建大队》两章，旧书里根本找不到。
  盛岳著的《孙逸仙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九七一年，甫行出版），我埋首疾书时，尚闻此未闻。蔡省三、曹云霞夫妇著的《赣南怀旧录》和《蒋经国系史话》，纷纷于七十年代后期出版，比《蒋经国传》旧版问世迟了五年。
  杭州出版的文史资料《蒋介石先生一八八七－一九二七》，为了解经国先生家世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史料。幸从香港《镜报月刊》中，获得一些片段，纠正了过去许多错误的传统，但寻觅原书的努力，却并不顺利。
  经国的俄文名字尼古拉，和英法联军时候沙皇的驻华大使Nikolai Lgnatiev同名，当然，那是一种巧合，据苏联人说，尼古拉这个名字非常通俗，但在窦奠安(Tillmun Durdin)的文章发表之前，则一无所知。
  资料收集，本来不易，严谨的作者，钻进档案室，故纸堆里，经年累月，皓首穷经，如吴晗的《朱元璋传》，罗勃·麦西(Robert K. Mussie)的《尼古拉斯和亚力山大》（Nicholas and Alexundeu），所阅读过的书籍，引用的参考资料。如非穷数载之功，潜心钻研，出产的成果决难如此扎实。
  很惭愧，处我过去和现在的环境下，力不从心。也许，久远的将来，亦难如愿。
  我曾经想去苏联，从第三国际的档案中，为本书一些史实上的疑点，寻搜确切的答案。真正负责任的史学作者，亦该如斯，但只是想想而已，一来，苏联当局不可能那样慷慨，二来，我也没有那种财力。
  从15章开始，是经国到台湾的一段。凡是五十岁左右的读者，对书中所叙述的故事人物，大都熟悉，因此，有亲切感。可是，距离太近，着笔反而不易。
  （1）很多史料，因经国尚健在，尚当权，参与的当事人，明哲保身，不愿招揽是非，或有利害关系，多半持观望态度，暂时按兵不动，如一位当年参与孙立人戎幕的xxx，提到孙将军被黜事件，马上效金人三缄其口，可靠的信史，得来不易。
  (2)和上列情况相反，小道消息特多，而且，人言言殊，言之凿凿。贸然引用，违背作者的初衷，弃而不顾，读者失望。
  举例如毛人风去世这件小事，我引用《程一鸣的回忆》，说他因疗病的，但Y君和毛公子相识，指系打麻将时，摸清一色，过分兴奋而心脏停止跳动，经过再查证，X将军在毛死前，曾往病榻前探视，Y君的说法只好推翻。
  好几个高手．指陈十五章后，有松散现象，我自己有同感不如《孙立人乓变芬一章，除以官方发表的九人小组的报告作基础，检查事件真伪，再无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连巧妇的手艺也没有，那就难上加难。
  我读研究院时，虽受过治学和治史的训练，这方面的兴趣是我多年不变的嗜好，但我的职业，并不允许好整以暇，仅能在工余，进图书馆，记卡片、寻资料，再作消化整理。
  有时候边写边登，边进图书馆，边搜索枮瞻，为下一章预作准备，这种苦况，是拿到墓金会资助的学者专家们．所无法想象的。
  有人常问我：“你见过经国光生吗？你和他认识吗？”写传记，能和当事人有接触的机会，自然再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