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过程总共进行了30分钟——伯尼·莱温斯基知道，因为他看了时间。“看到他们这样对她时，我在哭泣。”他承认，“这很吓人，而且是不必要的——毕竟，她在五角大楼接受了最高级别的安全检查。这一切都是为了故意胁迫她，仿佛她犯了故意杀人罪。”
  斯塔尔的副手们没有要她的声音样本，但他们要她全面的笔迹样本；她不得不用各种类型的钢笔写不同字体的字。由于不信任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的检察官们，当他们试图让她签支票和抄写一封她曾经寄给总统的信时，她拒绝了。这是一个令人厌烦的过程，而且由于比尔·金斯堡不是一位刑法律师，不熟悉这个程序，不得不不断地给他的同事、从事刑法工作的纳瑟尼尔·斯派兹打电话寻求帮助，一切变得更加紧张。莫妮卡回忆道：“我很坚强和平静，但内心里我吓呆了。”
  对这个法律行为感到痛苦不安的莫妮卡和她的律师们在警察的陪同下离开了大楼，他们像西方电影中复仇的警察局长一样走过一大群记者。然而，迄今为止莫妮卡只想干掉一个人：比尔·金斯堡。两天前，他在《加利福尼亚律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致肯尼斯·斯塔尔的一封公开信》的文章。在文章中，他事实上承认了莫妮卡和总统之间发生过性关系。考虑到现在她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虚假证词，它似乎抽走了她的法律根基，引起了媒体的骚乱和法律界的惊骇。
  金斯堡也指责斯塔尔践踏了莫妮卡的隐私权，把她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罪犯”。“恭喜斯塔尔先生！”他写道，“作为你对珍贵的宪法权利的无情漠视的结果，你也许已经成功地揭开了两个成年人之间彼此同意的一段性关系。当然，通过这样做，你也毁掉了一些人的生活，包括莫妮卡和她的家人，同时花去了她们1000美元律师费来保护自己不受你办公室的虐待。”
  甚至备受尊敬的律师和法律学者阿兰·德肖维茨也震惊了，他后来在他的著作《性的麦卡锡主义》中严厉批评斯塔尔“把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一系列低俗遭遇变成了一场宪法危机”。他说，金斯堡的批评也许是合理的，但他走得太远了。德肖维茨公开建议莱温斯基一家踢掉金斯堡，“首先找到”一位有经验的华盛顿律师。伯尼·莱温斯基勉强地承认——他说：“这很窘迫。”——他的法律朋友已经没用了。
  其实，金斯堡的轻率举动本来或许会糟糕得多。在拍摄《名利场》的那个周末，他曾经打电话给莫妮卡说，《加利福尼亚律师》杂志委托他写那篇文章。她很担心，觉得更大的公开度只会减小她被豁免的可能性。当金斯堡给她读文章的草稿时，她最坏的担心得到了证实。“现在斯塔尔先生，”他写道，“因为你，我们将知道，除了第一夫人，是否有另一个嘴唇亲吻过总统身体的私处。”
  莫妮卡惊呆了。“比尔，你不能这么说！这会杀了我！这是我一生中听过的最粗鄙、最骇人的东西。”他没有完全顺从，但理解了莫妮卡的意思，保证缓和文章的调子，并在文章发表前通知朱迪·史密斯。然而，他文章里的故事泄露得太早了。
  现在莫妮卡情况不妙，指控前景迫在眉睫，她的律师又是一个被嘲笑的对象，必须马上采取行动了。又一个家庭会议召开了，会议决定委托比利·马丁整理一份能够接受好这个案子的律师的小名单。大家达成共识：新队伍的成员，必须是能在残酷的处境下机智应对和经验丰富的律师。伯尼一个也不知道，但莫妮卡曾经在《纽约客》上读到过一篇杰克·斯泰恩的傲人简介，他自己也曾经是一位独立检察官。马丁联系了斯泰恩和另一位备受尊敬的人物普拉托·卡切里斯——他认识他们15年了，两人都表示对这个案子有兴趣，前提是不与比尔·金斯堡合作。
  在找到另外两位律师后，比利·马丁在朴素的华盛顿法院酒店为6月1日星期一租用了一间会议室。他安排了一次一整天的“选美比赛”，在其中莫妮卡可以接触她未来可能的律师，看看她喜欢谁，然后作出决定。
  刚刚重建的“莱温斯基队伍”还面临着一个大问题：怎样把依然身在洛杉矶的莫妮卡偷偷送到华盛顿，而不被媒体或——更重要的是——比尔·金斯堡发现。托词是需要的。莫妮卡和朱迪·史密斯连夜赶到华盛顿，沃尔特·埃勒把他们从机场直接接到了酒店。就这样，就在身处洛杉矶的金斯堡以为莫妮卡和她的弟弟在加利福尼亚的某个海滩时，其实她、朱迪·史密斯和比利·马丁正在听杰克·斯泰恩、普拉托·卡切里斯和另外两位律师陈述他们的法律策略。
  莱氏的明星律师金斯堡先生(6)
  低调典雅、一头银发的斯泰恩是名单上的第一人。他对莫妮卡说，他相信，尽管在上诉法院遇到挫折，他可以帮她得到豁免权。接下来是普拉托·卡切里斯，一位和蔼但聪明的律师，他明确表示，如果他们想要的是为一定程度的豁免讨价还价，那他不是他们要的人。他不准备进入这个案子，除非他们的目标是争取完全豁免，或者在审判时进行激烈的辩护。他觉得这是可以采取的最好的、也是惟一的方法，并不无理由地把这一决定建立在下面这个事实的基础上：在80年代对伊朗反对派丑闻的调查中，他曾经帮助另一位著名的辩护人、奥利
  弗·诺思的秘书福恩·赫尔争取到豁免权。
  两人都给莫妮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一天下来，在接触和考虑其他的律师后，她被他们各种各样对付斯塔尔的计划搞晕了。当天上午她曾经打电话告诉她父亲，她觉得斯泰恩和卡切里斯是她要的人，他建议她坚持自己的第一感觉。于是，晚上11点，马丁打电话给这两位律师，问他们是否准备好了一起为莫妮卡的案子工作。事实上，他们已经非正式地讨论过这个主意，认为他们并肩作战会更有效率。
  第二天，6月2日，他们又见面了，玛西娅参加了这次会谈，伯尼也通过会议电话参加了。他对斯泰恩和卡切里斯说：“我想要的就是确信我女儿得到很好的照顾。”每个人都同意这个观点。在讨论了报酬后，两位律师离开了，以便一家人和他们的顾问们可以讨论这个决定，确信每个人都乐于接受它。此后不久，比利·马丁打电话给莫妮卡的新律师们，正式邀请他们组成她的新律师“梦之队”。
  接手案子后，斯泰恩认为慎重起见，应该立即给斯塔尔打电话；他渴望让独立检察官在媒体得到有关这个新安排的风声前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斯塔尔没有接到他的电话，于是卡切里斯打电话给他的一位副手鲍伯·比特曼，告诉他，现在他和斯泰恩代表莫妮卡。
  与此同时，依然假装在洛杉矶的朱迪·史密斯给金斯堡打了电话。过去几天他已经威胁要退出，媒体不断升温的批评和他与莫妮卡之间不断恶化的关系让他很愤怒。当朱迪和他交谈时，他又回到了这个话题，但她没有暗示新安排，担心他会立即把它泄露给媒体，他当然会说他辞职，而不是被解雇了。
  6月2日作出公开声明前仅仅半个小时，朱迪和莫妮卡在一个长途电话中告诉金斯堡，她不再需要他的服务了。他十分愤怒。他指责莫妮卡对他所做的一切毫不领情，威胁——如果说不是明确地，也是暗示地——要做他不得不做的事来保护他自己、他的家人和他的工作。朱迪请求他“姿态高一点”，并参加他们的新闻发布会，他们会宣布这是一个双方同意的决定。然而，金斯堡狠狠地挂断了电话，随后愤怒地打电话给伯尼，发泄了他对自己被抛弃的愤怒。伯尼的立场很坚定：“我感谢他的努力与他和他家人作出的牺牲。”他大方地补充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早先他确实来营救过我们。”
  有关“伯父金斯堡先生”的最后评论也许可以留给玛西娅，她的观点虽然没有伯尼大方，却特别透彻。“他是一个被媒体关注度所诱惑的代言人，这吞噬了他的律师角色。对他来说，煽动媒体的火焰比照顾莫妮卡更重要。目标始终是豁免，因为很明显就牵连在内的双方而言，莫妮卡仅仅是一只牺牲的小羊羔。他对斯塔尔的愤怒让他不能再看到这个目标。最后的导火线是他给斯塔尔的公开信，它事实上宣布莫妮卡与总统发生了身体关系。这是一个站不住脚的位置。”
  过去几个月中，背叛莫妮卡的是她认识、信任和爱的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她几乎不认识或者视为理所当然而不重视的人表现出了一种耀人的正直：水门大楼的看门人拒绝让记者检查她的垃圾；车库管理员拒绝了一家报纸提供的5000美元，他们要求他向他们的记者泄露莫妮卡的行踪。甚至完全陌生的人也表达了极大的同情和理解——她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那里收到了成千上万封支持和鼓励的信件。
  律师更换过程挺顺利、专业的，纳斯尼尔·斯派兹也留了下来，而且一度连消息都没走漏。人行道上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中，莫妮卡静静地站在后面，斯泰恩和卡切里斯宣布了这个消息，它登上了全国各大报纸的头条。然而，虽然她得到了两位精明能干的领路人——他们知道他们在华盛顿丛林周围的路，但是依然没人能够保证会把她安全地带回家。她徘徊在法律丛林中，每天面对着指控和监狱的前景，在这个不确定的旅途中，需要很多帮助来支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