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玛西娅都把东西堆起来，装在包裹里，整齐地放在厨房间，这样FBI的人进来带走她们的时候，她们就能显示自己干得多么正确了。
  玛西娅说：“因为太过害怕，你就会去做一些疯狂的事情。我们体会到恐怖的字面意义了，那段呆在那里的日子，害怕、孤独、不敢说话，我能想到的就是如果两人都进了监狱，那么谁去看莫妮卡呢？另一个想的就是儿子迈克尔，他结婚生子的时候怎么办？我可受不了让孙子到监狱来看我。”
  自然，玛西娅的第一反应还是她的家庭。她不敢让莫妮卡离开她的视线，怕她自残。日子一天天过去，她们开始意识到丑闻就要公开，她也越来越担心女儿的安全。在保护莫妮卡的同时，她也希望她爱的其他人也能远离这些“丑陋恐怖的是非”。就在1998年1月21日，周三，丑闻爆发前不久，她催促还临时住在水门公寓的黛布拉收拾东西离开华盛顿，由于担心FBI会监视火车站和飞机场，她要她开车离开，越远越好。黛布拉就回到弗吉尼亚的家里收拾点东西，带着儿子驱车8小时，赶到麻省的波士顿。她回忆说。“我太害怕了，感觉自己像一个呆在祖国的亡命之徒。”
  也是在丑闻公开前不久，玛西娅短暂地和未婚夫彼得·斯特劳斯打了个电话，后者正在准备眼睛手术，等着她马上赶回纽约呢。玛西娅告诉他莫妮卡出了点事，因此她必须要在华盛顿呆上一段时间，陪陪她。她回忆说：“我感觉糟糕透顶，因为我不希望彼得知道这事，那时我真的不想和任何认识或喜欢的人见面。听上去很戏剧化，不过事情就是这么黑暗，犹如一场噩梦。现在一切正常，说说很容易：‘为什么我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对于一个从未和犯罪打过交道的普通人，要被FBI、斯塔尔和政府一起收拾……那真的太可怕了。”几天后她又打电话给彼得了解他的情况，解释说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但是她不能说。如果他知道丑闻后，决定以后不再和她说话，她完全理解。彼得回忆说：“她是想保护我，我从来没有、没有被卷入这事。”
  对玛西娅来说，这事最可怕的地方在于，要对自己的儿子迈克尔说谎。那时，迈克尔在匹兹堡入读卡耐基·梅隆大学，也是在丑闻公开前，他打电话来，说网上有些姐姐莫妮卡的传闻，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时还幻想事情不会公开的玛西娅告诉他，谣言都是假的。玛西娅说，“我心情很差，因为他相信我，接受了我说那些不是真事的话，不过一个母亲只是想不让孩子受伤。”丑闻曝光后，她发现自己根本没法在电话里向他解释清楚，只能通过家庭律师比尔·金斯堡转告迈克尔。
  (2)
  对玛西娅来说，和她女儿的感受一样，“有一种能摧毁人的恐惧，我想我再也不能回纽约了，再也不能在街道漫步，再也不能呼吸新鲜空气，再也不能见我的儿子了。我以为我们要去监狱，完蛋了。”
  一件能证明她们到底有多害怕的事情是，当她们一起看电视的时候，玛西娅第一次知道关于那件沾染着精液、如今臭名昭著的衣服的事情，看完关于那件传说中的衣服的故事，(奇.书.网-整.理.提.供)她问女儿：“衣服现在在哪里？”莫妮卡回答说：“妈妈，现在衣服和我所有其他的东西一起，放在我纽约的公寓里。”
  回头再看，玛西娅、莫妮卡或其他能进她纽约公寓的人没有简单地将那衣服拿掉或毁掉了事，似乎很荒谬。理由很简单：那时，两人都太害怕了，不敢旅行，不敢出门，甚至不敢打电话，担心她们会被FBI的人监视或跟踪。她们确信自己随时可能会被逮捕。她们早已为恐惧所麻痹，听任最有力的犯罪证据留在衣橱里，等待自己的历史命运。
  就像玛西娅有力的宣言那样：“莫妮卡有没有把衣服交给母亲藏起来？没有。她母亲有没有偷走衣服，然后藏起来？没有。她母亲是否知道那该死的衣服放在哪里？那要等到她在电视里看到关于那衣服的事情。”
  不只是她们才感觉恐怖。自从卷入此案后，就算像金斯堡这样有经验的律师也万分惊讶地发现FBI派人跟踪他，订了6张从洛杉矶到华盛顿不同路线的机票。事实上，金斯堡是取道匹兹堡，再从那里转往华盛顿的，抵达首都的时间是1月17日，周六，那场痛苦“手术”后的第二天。
  莫妮卡去机场接他，还疑神疑鬼地担心所有奇奇怪怪的人都可能是派来逮捕她的FBI探员。这晚，玩着一场看手势猜字谜和说着适度的反语，她、母亲和金斯堡一起到椭圆屋餐厅去吃晚饭，那地方离白宫不远。由于玛西娅和莫妮卡都不怎么认识金斯堡，这是一场“大家认识认识”的见面会，之后律师问了莫妮卡具体情况，开始讨论他的攻击计划。
  那时，她用餐厅里的一个付费电话给远在洛杉矶的父亲打电话，这是一次心酸惨痛、充满眼泪的谈话。伯尼要她答应绝对不伤害自己，因为那个“混蛋”总统不配。然后，当两人的痛苦发泄得差不多时，比尔·金斯堡接过电话，立刻说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说因为莫妮卡的情绪太不稳定，他不能允许她再和父亲说话了。他担心，她在这样的谈话中可能不假思索地说些对自己不利的话，如果这个电话被人窃听的话，那么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不止于此，伯尼和芭芭拉原本约定去夏威夷度假，现在决定取消休假，飞去华盛顿和莫妮卡团聚。不过，金斯堡听不得这个，坚定地表示他们在场只能让事情复杂化，他坚持要他们去休假，而他也会每天给他们发一份最新进展报告。伯尼不无酸楚地说：“我们不知道，金斯堡从未告诉莫妮卡我们想来华盛顿。当我们没来，她非常伤心。直到5月她才知道真相。”
  她的思绪一再变化：拿到豁免权就要背叛总统；反之，她相信就要看着母亲被起诉。“我母亲、父亲和所有总统这边的人，不断通过我的脑海。”她说：“我不在乎自己，只是不想牵连任何人。”这个可怜的人还未来得及享受自己酿制的爱情就被这杯毒酒给陷害了。她仍然在想着是救总统还是救母亲这样的旧式道德题目。
  1月18日，周日。金斯堡去斯塔尔办公室和调查官们见面，了解他们的想法，而莫妮卡则在公寓里焦急地等待着。她的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甚至比她想象得还要不受控制。因为在网上，一份叫“苦工报告”——根据凯瑟琳·威利的故事写成的谣言文章——正散发传闻，说《新闻周刊》弃用了迈克尔·伊斯科夫写的关于总统和一个拘留犯的故事。当然，那时，里面还没有提到莫妮卡的名字。
  莫妮卡和玛西娅去OIC接了金斯堡，然后把他送到所下榻的丽池卡特酒店。在车上，他宣布他要公开声明总统曾经性骚扰过莫妮卡，而且他就是一个调戏孩子的家伙。莫妮卡要发疯了，她第一次发现金斯堡的话不仅不是帮她，反而是害她。这立刻有了作用：“我要抓狂了，冲他咆哮说他（克林顿）没有调戏我，我们是成人之间的关系。”
  那时，她还说自己想被送去精神病院，说：“这不是一个人可以承受的，我只觉得自己就要精神崩溃了。”金斯堡不仅没有同情，反而大声叫她清醒过来，还冲她嚷着，她要挺过难关，必须学会坚强。这是他未来几个月内一直使用的手段。
  在丽池卡特，三人一旦镇定下来，就去租了一个会议室，讨论金斯堡和斯塔尔手下面谈的结果。他说，现在有两种选择，同样麻烦。第一种是莫妮卡答应带着窃听器或者录下电话，这个她早已说得很清楚，绝对不会这么干的。第二种就是接受审讯，很可能要花上50万，那将耗尽她父亲行医而来的积蓄。玛西娅痛哭流涕起来，莫妮卡也触情伤心，这让金斯堡大为光火：“这是一次滑稽的会议。”莫妮卡回忆说。
  同时，库里不断地给莫妮卡的电话发送焦急的留言。“这真是让我伤心啊。”莫妮卡如今承认。虽然她一直渴望去警告库里和总统，但是她知道，如果这么干了，那将失去获得豁免权的最后一线微弱的希望，不仅将她，而且还有她母亲置于险境。那样，玛西娅就会面临和一起阴谋有关的几项犯罪指控。无论如何，OIC的调查官们都不肯给予免予起诉的豁免权，仅仅答应如果莫妮卡被判有罪的话，他们会告诉法官她曾经和他们合作过。金斯堡毫不犹豫就拒绝了这种辩诉交易。
  (3)
  第二天，正好是马丁·路德·金日，斯塔尔手下准备搜查莫妮卡的公寓，结果他们没来。同时，库里还在不断留言——“家里有急事，请回电”，“好消息，请回电”，诸如此类。然后，维农·乔丹和她的前律师弗兰克·卡特也都给她留了言。莫妮卡太害怕了，不敢回电。最后，她决心要让库里明白，她没有背叛总统，也没背叛她。她跑去一个付费电话，打给库里。她再次幻想会被看不见的敌人所偷听，于是想了好几种秘密的交流方式，告诉总统秘书发生了什么。因此，当库里拿起听筒，莫妮卡只是说了一声“胡佛”就挂断了（J·艾德
  加·胡佛1924年开始担任FBI主任，直到他去世的1972年）。短短一个电话后，她开始害怕使用电话，于是写了一张条，在里面感谢库里“让她的女儿凯伊（她们的秘密代号）参观白宫和FBI大楼”。这张纸条从未被寄出去，也没有解决她痛苦的两难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