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珠驭下甚严而恩威并用，他的办法是，广置田产，交家奴分管，每年赏赐极厚，足可以过中人以上的生活；同时严禁干预外事，由个名为“主家长”的总管，综理家政，管辖奴仆。“主家长”办事的地方，形如公堂；如果奴仆有不法情事，可以“立毙杖下”，即令被逐，亦没有人敢收留录用，因为都怕明珠的势力。
  只是明相国家的豪奴，在京是这样，出京又不同了；每到一处都为地方官奉为上宾。这一次到了苏州，知道汤斌不好惹而销声匿迹，不敢招摇，但仍有许多人上门拜访，想套交情，走门路。汤斌知道了这回事，颇为不满。
  他在想，下令禁止，不会有效，反倒替此人长了身价，越显得他有多重要似地。不如找了他来，“以礼相待”，提醒大家，要尊重自己的身分。
  于是他派了一个戈什哈去看那名豪仆，话说得很客气：“汤大人有请！”
  听是巡抚请，不足为奇；听是汤巡抚请，这面子非同小可，那人受宠若惊，赶紧诺诺连声，跟着戈什哈到了巡抚衙门。
  一到才知不妙，汤斌大开辕门等着。
  这是很显然的，汤巡抚就算看主人的面，特加优遇，也不至大开辕门欢迎。因此心里嘀嘀咕咕，十分不安；而且外官权重，巡抚衙门的气派，跟相府又自不同，亲兵站队，威风凛凛，越发惴惴然，以为有什么劣迹在汤巡抚手里，此刻要拿他开刀。
  哪知到了汤斌面前，他是这样发话：“我与你家主人同朝为官，你到了我这里，看你主人的情面，当然要接待你。”
  “是！多谢汤大人。”
  “门房呢？”汤斌问说。
  “小人在！”门房闪出来向上叩头。
  “这是明相国的家人，你不妨做主人，带他去好好款待。”
  这样的款待，免了也罢。明珠的豪仆又羞又气，还不能不叩谢汤巡抚的思典；心里却恨得不得了，以为汤斌有意羞辱他；回京以后，向明珠哭诉，加校添叶，说得汤斌是借此羞厚明珠。
  “是了！”郭琇听完这段故事，这样对李光地说：“我会请汤公在意。他圣眷正隆，谅此辈亦无奈其何！”
  等李光地一告辞，郭琇思前想后，总觉得不尽言责，如骨鲠在喉，因而当夜就提笔拟奏稿：
  皇上宵旰焦劳，励精图治，用人行政，皆出睿裁，未尝纤毫假手于人，乃有植党营私，招摇撞骗，如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鹤紧等，表里为奸，恣肆于光天化日之下，罪有可诛，罄竹难书，试约略陈之。
  高士奇出身微贱，皇上因其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用翰林，令入南书房供奉，不过令其考订文章，原未假之与闻政事。为士奇者，即当竭力奉公，以报君恩于万一；计不出此而日思结纳连附大臣，揽事招摇，以图分肥。凡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士奇之名。夫办事南书房者，前后岂止二人，而他人之声名，总未审闻，何士奇一人办事，而声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可诛者一也。
  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门户，结王鸿绪为死党，科里何楷为义兄弟，翰林陈元龙为叔侄，鸿绪胞兄瑞龄为子女姻亲，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揽，凡督抚藩皋、道府厅县，以及在内大小卿员，皆王鸿绪、何楷等为人居停哄骗，而囗缘照管者，馈至成千累万。即不属党援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钱”。是士奇之奸贪坏法，全无顾忌，其罪之可诛者二也。
  光棍俞子卿在京纵横有年，惟恐事发，潜遁直隶天津、山东等地方，有虎坊桥瓦屋六十余间，值八千金，馈送士奇，求托照拂。此外顺治门斜街并各处房屋，总令心腹出名置买，何楷代为收租，士奇之亲家陈元师、伙计陈李芳，开张维号，寄顿各处购银资本，约至四十余万，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千顷，大兴土木，整修花园；杭州西澳，广置国宅，苏松淮扬等处，王鸿绪与之合伙生理，又不下百余万。
  这样，就不能不发生一个疑问：“以觅馆糊口之穷儒，而今息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当然，“非侵国帑，即削民膏。”成为“国之囊、民之贼”，不诛何待？
  高士奇最后一款罪名，是郭琇在江南访闻确实的，早就愤愤不平，此时越发激动，秉笔直书：
  圣驾南巡时，上谕严戒债进，违者定以军法从事。惟士奇与鸿绪愍不畏死，于淮扬等处，鸿绪招揽府厅各官，约馈万金，潜送士奇，淮扬若此，他处又不知如何索诈？是士奇之欺君灭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诛者四也。
  更可骇者，王鸿绪、陈元龙鼎甲出身，亦俨然士林之翘楚者，竟不顾清议，为人作垄断，不以为耻，且依媚大臣，无所不至；即以人之不屑为者，亦甘心为之而不为辱。苟图富贵，伤败名教，岂不玷朝班而羞当世士哉！
  总之，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域其形，畏势者既观望而不敢言，趋奉者更拥戴而不肯言。区若不言，有负圣思，臣罪滋大，故不避嫌怨，仰祈皇上立赐罢谴，明正典刑。
  这个折子一上，皇帝颇为动容，但他实在少不得高士奇，所以踌躇再三，才传旨召见高士奇与王鸿绪。
  “有人参了你一本，说你种种招权纳贿，你自己说吧！”
  听语气缓和，高士奇的胆使大了；要赖是赖不掉的，便这样答道：“外省督抚，以臣蒙皇上天恩，召侍左右，所以平日多有馈赠，此是敬皇上的一片心，臣亦只感戴天恩。圣明在上，威福皆不旁落，凡有黜陟进退，臣何能参预一字？在那些人，诚为无益；在巨则寸丝粒粟，皆自天恩中来。”
  “你是强词夺理！”皇帝说道，“你们要弄些钱，为子孙之计，我都可以容忍，只是不能伤天害理，做害老百姓的事。你们的操守、才具，我都了解。这一次我不计较，以后看你们自己吧！”
  这是皇帝驾驭汉人的手段。三藩乱平，正需休养生息；皇帝为了民生，日夜孜孜，只要有人能实心办事，情愿在支治上容忍——当然不是不讲求吏治，但重在鼓励，不重在惩罚，这是为了求得京师到地方政局的安定，不得不委曲求全。
  当然，郭琇的忠诚正直，他是极其欣赏的；这道奏折虽不曾发生怎样的作用，而郭琇本人却已简在帝心，特遣侍卫赏赐绸缎笔墨等物；同时传谕，郭琇忠贞谅直，益期勤慎，无负厚望。
  等了几天没有消息的郭琇，正感沮丧之际，得到这样的温谕，顿觉精神一振。他知道皇帝并不护短，亦有清明的是非之心；而目前不能纳谏，置高士奇、王鸿绪等人于法，定有不得已的苦衷。无论如何，建言无罪，在皇帝的这番恩赐中，已显示得明明白白。自己只求心安，遇到应抨击的人，无须顾忌。
  因为皇帝是这样处处以民生为重，所以只要真能为地方除弊兴利的官员，虽有过失，无不曲有。特别是在河工方面，当河道总督靳辅，五年工成，而复有萧家渡决口时，廷议不外两派主张，一派要革靳辅的职，另行派人接替；一派是责令靳辅赔修。而皇帝对此两派主张，都不采纳——这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所作的决定。
  第一，靳辅革了职，却也卸了责；后任以为一切都是前任的过失，出了毛病可以不负责任；因而该防的不防，该堵的不堵。推翻靳辅的成法，另起炉灶，说不定要前功尽弃。
  其次，靳辅的廉洁，皇帝是知道的，要他赔修，他不敢不遵，悉索敝赋，借贷告帮，绝不会筹足应需的经费，于是因陋就简，反而坏事。
  为了这两重顾虑，皇帝只下旨：靳辅革职留任，戴罪效力，勒限修复；应需经费，仍由国库拨给。这样体恤臣下，靳辅当然要加倍出力，终于堵塞了萧家渡决口，使黄河直下故道，完成了他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计划。
  然而下海口之处，不作根本之图，则黄患始终存在，靳辅与陈潢亲自视察以后计议，陈潢主用古代的“沟恤法”，在高邮、宝应等七州县，筑高过海潮，堤外为水淹没的土地，干涸成田，放领给百姓耕种，一方面使贫民得有屯垦就业，以谋衣食的机会；一方面可从屯田上收取租息，作为治河的经费。
  照陈潢的计划，共需四百九十万两银子，但只需先拨一半，另外一半即以涸出的田亩，放领得价来拨补。
  靳辅的奏折一上，交下廷议，都以为应准许他的建议。但皇帝仍是以百姓的生计为优先考虑，下了这样一道上谕：
  靳辅奏请治下河之法，在筑堤束水以注海，其工费将涸出田亩取价偿还等语，九卿会议进行。朕思田亩洞出，便当与民垦种纳粮，若取佃价偿还，恐致累民。九卿等特不敢自为主张，故议准行耳。当详议具奏。
  因为皇帝有此德意，便有人起了私心——江苏的绅权最重，在籍的大员，成为劣绅者，颇不乏人；京朝大员在家乡的子弟，亦常多横行不法，下河两岸有涸出的田亩，常为此辈所侵占，如照靳辅的奏议，领回缴价，自然不愿，难得皇帝有此意思，乐得把靳辅的计划反对掉。
  正好安徽按察使，奉旨襄理河工的于成龙，也是反对靳辅的。他的反对，不含私意，而是出于见解的不同，靳辅认为近海口等地，形如釜底、开了海口，海水必将倒灌；于成龙认为海口应该开辟深广，以泄洪流，所以反对靳辅的，便力赞于成龙，拿他作为对抗靳辅的挡箭牌。
  这两个人都为皇帝所信任，却各执一说，无从调和，因而限期命靳辅与于成龙进京，作御前辩论，看看到底哪个的道理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