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卷如此，何忍言弃置二字？”
  “诚如叶学士所说，爱莫能助！”
  “只要有担当，如何不能相助。倘或皇上诘责，我独任其咎好了。”
  官位是李囗最高，既然他如此说，大家自然无话，把施闰章取在里面。
  这不过是其中有瑕疵的两卷，还比较容易处理；文字的高下优劣，见仁见智，大不相同，那就更费斟酌争议了。
  因为，第一，皇帝虽有搜罗山林遗贤，消除汉人反抗之意的用心，却更重的是选拔其才，以为国用。其次，这一次制科，虽有许多志行高洁之士，宁死不就，或者就征而不应试；应试而不望取中的，却也有许多热中的人，更多的是妒嫉的人，言词文字；往往语涉讥刺，如果选拔不慎。必致惹出许多闲是闲非，说是主司无眼，不配衡文；甚至造谣说是有意徇私——已经有这样一个谣言，主试四学士各拟诗赋两题，御笔点定李囗所拟的赋题，杜立德所拟的诗题；试期前一日，题目已经泄漏，说哪一个哪一个诗文，有如“宿构”，即是皮里阳秋的话。因此，四读卷官相约，取中的名次，必须彼此同意，这样，就很费工夫了。
  半个月过去，尚无动静，沉不住气的，便设法到各处打听。消息自然甚多，但人言人殊，大部分是由揣测而演变出来的谣言。
  又过了半个月，四读卷官，方始拟定名次；决定分为一等二十名；其余的列为二等，至于严绳孙未曾完卷，应否录取，奏请御裁。
  复奏以后，皇帝又亲自细阅全卷子，召见四读卷官，有所垂询。
  这时已经决定，凡是录取的，不论授何官职，都人“明史局”修史；因此，皇帝不拿一般科举的功令来看五十名“征士”；严绳孙的名字，早已简在帝心，他说：“史局不可没有这个人！”
  这就是严绳孙也录取了，换句话说，应试的五十人，无一不取。当然，严绳孙是“背榜”。
  “名次也还有斟酌的余地。”皇帝说：“诗赋的韵脚，亦是学问中很要紧的，何以都检点。赋韵且不论，诗韵则取在上上卷里的，亦有出入。你们看这一卷。”
  发下来的一本卷子是潘丰的，此人是江苏吴江人，也是个布衣；而应试的仍为“四布衣”，因为姜宸英原由叶方蔼与韩状元韩艹炎相约，共同列名荐举，谁知叶方蔼被宣人禁中，半月不得归家；韩艹炎久等没有消息，独自上书举荐，但已过了期限，所以未得应试，恰好江苏举到潘丰，便补足了“四布衣”的名称。
  潘丰这本卷子中，“省耕”诗上一个“宫”字上有朱笔圈出。李囗这才明白，他这首诗用的是“二冬”的韵，而“宫”字在“一东”
  无独有偶，另一本则以“二冬”的韵，误为“一东”，那本卷子是李来泰的，“逢”与“浓”字上亦有朱笔圈出。
  施闰章的“清夷”二字，皇帝倒不甚措意；但指出一个字错了，这个字是“旗”字，误书为“囗”；旗属“四支”，旅属“五征”，亦算出韵。
  李囗等人，自然引咎；并为犯错的人解释，说是“大醇小疵”，皇帝亦以为然。于是重新定了名次。上上第一名叫邵吴远，汤斌取在上上第二名。
  名次定了，便得授官，由吏部议奏。由于旗籍大官，对此冷淡；而汉人中存着妒忌之心的甚多，所以吏部不敢授以较好的职位，建议的办法，一共四条：
  第一、有官者各照原任官衔。
  第二、已中过进士、举人而未曾出仕，俱授职内阁中书。
  第三、贡生、监生、布衣，俱授职翰林院待诏。
  第四、未试而年老者，授职司经局正字。
  这四条办法奏达御前，皇帝颇为不满；诏谕煌煌，数百年未曾举行的盛典，落得这样的结果，何足为征士之荣，更失朝廷礼贤尊士的原意。因此召见有关大臣，面谕“再议”。
  于是再次商酌，尽翻前议，齐人翰林，一等第一名邵吴远授职读翰林院侍讲；以下汤斌、吴来泰、施闰章授职翰林院侍讲，此外援职为翰林院编修的十八人，授职为翰林院检讨的二十八人，合计五十名。另外来试而年老者，俱授职为内阁中书，准予回籍。
  点翰林是好难的事，三考出身，御笔亲点；十年寒窗的辛苦，未见得能够如愿，而五十征士，凭一赋一诗，半天的工夫，就能高坐清秘堂上，这就更使得未曾被荐的人，既妒且恨了。
  于是这五十新贵，被称为“野翰林”，而且有一首七律，流传众口，讥嘲李囗、杜立德、冯溥、叶方蔼四主司外，当然也要攻击“野翰林”：
  自古文人推李杜，如今李杜亦希奇、叶公懵懂遭龙吓，冯妇痴呆被虎欺；宿构零軿衡玉赋，失黏落韵省耕诗。若教此辈来修史，胜国君臣也皱眉。
  在这五十征士中，尤其为人所妒的是“四布衣”；只是入史馆的只有三个，李因笃坚决“告终养”，得能如愿，回乡侍母。
  不愿受职的，也还有得是，其中有一个叫孙枝蔚，当他被荐时，以年老为借口，请求免试；吏部官员说他不老。到了授职那天，那官员看他须眉皆白，便笑着说道：“孙先生老了！”
  “我不老。”
  “须眉庞然，怎说不老？”
  “我四十岁就是如此。”孙枝蔚大发脾气，“我要求免试，你们说不老；现在又说我老了！老了不能做官，连辞官都不可以。这叫什么话？”
  吏部官员唯有笑着道歉，而孙枝蔚亦终于带着内阁中书的街头，回到家乡。临行之前，做了一首诗：
  一官如宠鹤，万里本浮鸥。献赋曾非晏，童年况异刘。山人今上路，小妇免登楼。临水看蝌蚪，惟添错字愁。
  这些逸事妙闻，或者讥刺的诗文，对汤斌都不发生影响；得官不足为喜，令他兴奋的是，明史终于要开馆纂修了。
  修明史开馆，以内阁学士徐元文为监修，翰林掌院叶方蔼、右庶子张玉书为总裁，五十弘博及右庶子卢传等十六人为纂修。于是搜集史料、订定体例，积极展开了记录一代兴亡、以为鉴戒的史学大业。
  史馆中最起劲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朱彝尊，连上总裁好几封信，谈体例、谈史料、谈前朝公案的真相和是非，议论侃侃，锋芒毕露，颇道同事的妒忌。再一个就是汤斌，他的议论平实，作了一篇《明史凡例议》，认为官吏“纪、传、表、志”四大部分，“必君临天下方称纪，则系统分明”，因此，明太祖长子，被立为太子的朱标，虽被建文帝尊为“兴宗”，当称为“懿文太子”；世宗人承大统，追尊本生父为“睿宗”，仍当称为“兴献王”，因为这两“宗”，实际上不曾做过一天皇帝。
  当时引起争议最烈的是，立不立“道学传”？有人主张照宋史体例，“将明儒学术醇正，与程朱吻合者，编为‘道学传’”，这是存着门户之见，意在贬斥王阳明一派；汤斌不以为然，但在体例中的议论。却并无成见，只说如立“道学传”，应该如何；不立“道学传”，只立“儒林传”又应该如何？最后当争议得相持不下时，汤斌提出了黄宗羲的一封信，方始定议。
  黄宗羲的那封信，解释“儒”之一字，与圣贤并称，他说：“统天地人曰儒，以鲁国而止儒一人，”这是指孔子；所以“儒之名目，原目不轻。儒者成德之名，犹之曰贤曰圣也。”而“道学者，以道为学，未成乎名也，”换句话说，“道学”是个虚泛笼统的名词，与“儒”的成为一种“成德”的尊称不同。“以道为学”，不过表示有志于道，并不能显示出此人在学术上有何成就；好比有志做圣贤，究竟不是圣贤。所以“道学”不可以作史传的篇名，否则，就是“欲重而反轻、称名而背义。”元朝修宋史特立“道学传”，是元人之陋，不足取法。
  这番议论，比朱彝尊所说的“儒林足以包道学、道学不可以统儒林”更见精警，因而由汤斌公开以后，“道学传”三字，便从预定的明史目录中删除。
  编纂明史稿，以洪武至正德为一期，纪、传两部分，刊出人名，分别拈阄，巧得很，汤斌拈到的是开宗明义第一篇：“太祖本纪”
  于是汤斌以明太祖实录为根据，通览当时有关的公私记载，冥搜默索，数次易稿，都觉得不能满意。便先撰作比较简单的史稿，着手“天文志、历志、王行志”的编纂。
  皇帝对修明史的进度，非常注意，常常召见叶方蔼、徐元文等有所垂询。知道勤慎将事的是那几个人，补为日讲起注官，可以专折奏事。汤斌是其中之一。
  康熙二十年辛酉，逢到乡试的年分，照例点翰林官为各省主考，这是个好差使，除了地方官办供应以外，录取的举人皆为门生，谒见“座师”时，要送上一封贽敬，数目多寡不一，但集腋成裘，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各省录取举人的名额，称为“解额”；以省分大小、人口繁简而定解额多寡，最多的是顺天和江南，都有一百六十余名，最少的是贵州，只得四十名；浙江列为第二等，有一百名左右。每一名新举人送座师的贽敬，通扯十两计算，汤斌此行就有一千两银子的收入。
  这是皇帝特加的恩惠。当然也因为词科出身的，品学两胜，能够端正科场风气，为国选拔真才，所以十五处、三十名正副主考，词科出身的占了十三个，而且以正主考居多，除了汤斌以外，泰松龄放到江西，李来泰放到湖广，施闰章放到河南，曹禾放到山东，严绳孙放到山西，方象瑛放到四川，邵吴远放到广东，乔莱放到广西，米汉雯放到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