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册》
  作者：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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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天才右文
  “三藩之乱”已经四年了，局势的演变，证明皇帝所作的“撤藩”的决定是睿智的。
  最初是四藩，清朝开国以后的四个异姓王。定南王孔有征早死而无嗣，剩下三藩：在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在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在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名为镇守，实同割据。尤其于盘踞西南半壁的吴三桂，自从康熙元年以弓弦绞杀永历帝由榔，斩绝明祀以后，逐渐跋扈，用人则吏部、兵部不得过问，用财则户部不得稽迟，每年耗费军饷二千余万两银子，邻近数省的收入不足以供应，还要取给于东南财赋之区。“他要干什么？养那么多兵！大乱之后，悉索敝赋地征敛了百姓的脂膏，去填他的贪壑，这是公平的吗？照这样子岁糜巨饷，何时才能修水利、劝麻桑、兴文教，与民休息，出现太平岁月？”这一连串的疑问，从皇帝十四岁亲政时，就已困扰着他。
  多少日子积下来的深思熟虑，终于在一次御前会议中表达了出来：撤藩。没有人相信吴三桂和耿精忠能像宋朝那班开国的将领那样接受劝告，奉还兵权于朝廷，以享厚禄为己足。此举只能导致一个后果：激起叛乱。
  八旗的重臣都期期以为不可，而二十岁的皇帝，断然作了决定，“撤亦反，不撤亦反！”他说，“不如先发制人。再拖下去，吴三桂羽翼更盛，”越发难制。“
  拥护皇帝的主张的，只有极少的几个人：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至于汉大臣，在这种论用兵的廷议中，是没有发言的余地的。
  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果然都反了。
  平乱的军事起先很吃力，但皇帝深具信心；所以在亲裁调兵筹饷的大政，以及不分昼夜，批阅军报、指授方略之余，依旧亲近儒臣，不废讲学。这样到了康熙十六年，也就是三藩之乱进入第五个年头，战势已在控制之下，平定只是时日迟早而已。
  那用兵的四年之中，皇帝更了然于治乱之道；明朝的遗民志士还很多，然而吴三桂却不能得到他们的助力，因为吴三桂不忠、不孝复不义。一个皇朝的兴废，全系于人心的向背；而人心的向背先要着读书人的态度，读书人的态度又决定于这个皇朝的做法，讲究仁义礼乐的孔孟之道，读书人自然就会拥护。
  他深切了解人心望治，明朝的那班遗民志士，只是在感情上还倦倦于故主；而故主之祀已绝，就只有隐于岩壑，自了一生。然而作为天下之主，不容此辈高蹈，盛运宏开，要靠大家一起来努力；尤其是读书人，应有先优后乐的天下之志，责任更重。
  于是，他决定特开制科，名为“博学弘儒”。
  制科是皇帝下制敕，特别举行的一定期考试，以待非常之才，盛行于唐朝，名目甚多，有特重品行的“贤良方正”，识拔骨鲠之士的“直言极谏”，选取将材的“军谋越众”，而最通行的是访求“博学”，或称“博学宏词”，或称“博学通识”。自南宋以来，制科不常举行，明朝有“举荐”的制度，不行制科。因此，这是规复盛唐旧制，成为一代盛典。
  康熙十七年己未，正月二十三日，颁下上谕：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弘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时暇，游心文翰，思得博怡之士，用授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尊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实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结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绝之人，不论已未出仕，着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于该督抚，代为题荐。务会虚公廷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
  上谕是发给吏部的，吏部再录谕分行京内外大小衙门。照上谕上说，凡是官员，都可荐举贤才；但话虽如此，访求遗贤的主要责任，还是落在各省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身上。其中有些人，是非要征请到京不可的。
  这几个人是有名的遗老，第一个是顾炎武，这年已经六十六岁，卜居陕西华阴，早年有志恢复明室，而且守着他的绝食而死的亡母之诫：“弗事二姓”，为何垂暮又肯失节？因此县官到门，坚卧不起；如果强迫他上路，那也很简单，一把并州利剪，或者一包毒药，就可了结。以后靠他的外甥徐乾学、徐元文的斡旋，总算免了这场麻烦。
  第二个是黄宗羲，他是明朝东林巨头，与杨涟、左光斗同时被害的黄尊素的长子，亦是反清有名的；此时已经六十九岁，归隐浙东，致力于著述及讲学，为一代儒家，当然亦不肯受征召。以老病的理由，推辞掉了。
  再有一个是李颗，为关中理学大儒，学者称为“二曲先生”；县官到门征请，李二曲叫家人回报，说病重不能动身。那县官当差巴结，一定要把他弄到京城，于是连床抬了上路，李二曲水浆不人口，预备绝食自尽，只好放他回去，一回囗囗，锁入窑洞，除了顾炎武以外，什么客都不见。
  还有一个是山西人傅山，字青主，这年已经七十四岁，辞谢不赴，县官也是派人抬了床上路，到了京城崇文门外二十里之处，无论如何不肯再往前进，否则就自杀。
  于是找了个野庙把他安置下来。在野大老，自有人尊敬，大学士冯溥，素有爱才之名，首先去探望，接着公卿毕集，而傅青主睡在板床上，来既不迎，去亦不送，只说病重不能应试。他的同乡，左都御史魏象枢代为陈奏，奉旨免试，这原是很好的事，不想另生枝节。
  受官照例要谢恩，傅青主不受亦不谢，而冯溥非强迫他这么做不可。于是依然连床抬着到宫门；傅青主一望见由“大明门”所改的“大清门”的门额，顿时泪流满面，从床上滚了下来，仆倒在地。
  这一下搞得非常没趣，而有人还要簸弄着让他望宫门磕头；魏象枢见机，赶紧伸手阻拦，“好了，好了！”他说：“这就是谢过恩了。”
  俗语道得好，“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有顾炎武、黄宗羲、李顒、傅青主等人，宁死不受征召；亦有人以为这是登龙捷径，千方百计，谋求荐举。因此盛传荐举有价，公价是二十四两银子。有人做了这样两首诗。
  博学弘儒本是名，寄声词客莫营营。此周休得尤台省；门第还须怨父兄。
  补牍何因也动心？纷纷求荐竞如林！纵然博得虚名色，袖里应持廿四金。
  这是指在京的人而言，由各省举荐的，大多高才博学，四海知名，而且颇多寒士。“长安居，大不易”，皇帝知道了征士的苦楚，特地嘱咐大学士索额图和明珠，交由户部酌量给与衣食。因此从康熙十七年十一月起，待诏的征士，每人每月给米三斗、银三两。于是“文酒之会”便多了，征士把杯联吟之地，常在虎坊桥西炭厂的众春园。于是又有人作诗讥嘲：
  荐雄征牍挂衡门，钦召金牌插短辕。京兆酒钱分赐后，大家携醵众春园。
  有一天雅集，正当兴高采烈之际，有人托跑堂送了一首诗到席间，结句是：“从此长安传盛事，杯盘狼藉醉巢由。”巢父、许由是上古高士。许由居颍川之滨，帝尧召为九州长；许由听得这话，认为他的耳朵都已受污，因而以颍川之水洗耳。当时巢父正在牧牛，怕许由洗耳的水污了牛口，特地牵牛到上游去饮水。举此典故，讥讽得非常刻毒；然而这无非是不与其选的人，有意轻薄而已。
  “轻薄出于自取！”这是陆陇其所说的话——他是浙江平湖人，字稼书；曾祖名叫陆溥，在江西丰城当县丞，有一次押运军饷到南京，夜过采石矶时，忽然发现船中漏水，他跪下来向天祷告：“船中如果有一文钱是由非法而来，愿葬身鱼腹。”就在祝祷自明心迹以后，船不漏了！天亮检视，船底破了一个洞；但是，有水草裹着三条鱼，恰好塞住漏洞。以后他的儿子也就是陆陇其的祖父，纪念先德，特地将他的新居题名“三鱼堂”；陆陇其的文集也就叫《三鱼堂集》。
  他是康熙九年的进士，讲理学专家朱子；但绝不是空谈心性的腐儒。康熙十四年授职为嘉定县令，县令虽小，可以“灭门”，而陆陇其从不用他“父母官”的权威，老百姓打官司，他不派如狼似虎的皂隶去抓人，如果是宗族相争，找他们的族长；乡里相争，则找当地的长者，或者叫原被两告自己相约而至，细诉曲直。
  他的听讼，全遵感化的宗旨，常常有父子反目，兄弟相仇，打上了官司；经他苦口婆心，反复开导，被劝得相拥而泣，和好如初的。
  做县官的两件大事：刑名、钱粮。追完钱粮称为“比”；比期一到，不完就要打屁股。他定了一种“挂比法”；挂是褂名，到比期把欠粮的名字公告出来，等百姓自己来完。同时找了欠粮的人来，这样劝告：“钱粮是朝廷的国课，不是进我县官的腰包。你们如果重视公事，完请钱粮，身心俱泰；我亦就可以安逸了。我的安逸不是在家里享清福；是可以匀出工夫来替一县做事。你们想想看，我跟你们没有仇，何苦一到比期就要打你们。再说，一动刑，你们要私下给皂隶‘杖钱’；如果雇人代为受比，有行情的，要给两百个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