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作者:林杉 更新:2021-12-03 11:51
没有医生,没有药,甚至连体温计都没有。但是她仍然强撑著。有一天,他们的老朋友美国的费正清教授夫妇来探望他们,看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十分感慨的说:「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於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
提到费正清夫妇,就不能不提到母亲与费夫人费慰梅(Wilma)的友谊。费正清带著女友慰梅来华留学时,我父母刚从美国回来,两对年轻人立即成为朋友,後来更变成莫逆之交。母亲最欢迎的运动之一,是跟他们一起骑马。回来他们回国,母亲与慰梅书信不断。慰梅并写成《梁思成与林徽音》(Liang and Lin)一书,一九九四年由宾州大学出版。母亲的英文名字叫费丽斯(Phyllis),为了纪念她,我为我女儿也取英文名叫Phyl-lis,我女儿到美国留学,去拜望费慰梅,她竟然不承认我女儿的名字。她说,在她心里,Phyllis就是林徽音,除了她,谁也不能用这个字,可见这两个人交情之深。 我母亲文学上的素养,掩盖了她建筑学上的成就,这是很不公道的。她和我父亲共同做成的调查、研究、论文,专业水准都很高。母亲过世後,父亲曾告诉我们,他所有的好文章,眼睛都是母亲给点上去的。
◇母亲兼具诗人 与艺术家的才情
有人问我,母亲应该专心文学,还是研究建筑,对她个人更有意义也會更有成就?我认为,在母亲身上,那种诗人的气质,和建筑艺术家的眼光,相得益彰,缺一不可。她的建筑文章,尤其是早期的这类作品,写得神采飞扬。譬如《平郊建筑杂录》,其中有几篇,就被行家认为是研究中国古建筑的范文。建筑除了要有「诗情画意」之外,还要有「建筑意」,这是我母亲最先提出来的主张。 母亲在文学和建筑学两方面都有才华,但从一九四二年就发病,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一日病逝,只活了五十一岁,她多方面的才能未得发挥,实在是一件很悲惨的事。
父母亲对我的影响都很大。从气质上说,母亲对我影响比较大。我从小就崇拜她,欢喜听她读书,尤欢喜听她读她自己的诗。母亲从未给我们讲过小白兔、大野狼这类故事,而是她读到什麼好书,就跟我们讲那本书。当她读米盖朗琪罗传,就给我讲这个大艺术家的故事,并详细描述他在圣彼德大教堂屋顶作画之艰辛。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她看得高兴,就要我们姐弟也看,而且要倒过来讲给他听。我记忆最清楚的,是母亲为我们读古文《唐睢不辱使命》,她读得绘声绘色,唐睢的英雄胆气,秦王的前倨後恭,简直像是一场电影。这些,对我审美能力的培养,关系很大。
台湾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據说把她演成一个柔弱的女子,那不正确。母亲不是一个少奶奶型的人,也不是传统闺阁型的人,按现在的标准来说,差不多可叫做「女强人」。但她不是那种飞扬跋扈的人,而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在我们小的时候,她就教我们一句话:Be yourself。做人不要故意做作,你是什麼样的人,就本分的表现出来。在那时代,她大概是一位「新女性」。她不是革命家,也不是有意识的要为妇女闯出一片天地。相反的,她对这些颇无好感。她写信给费慰梅说,她写作的动机,是她有真实的感受,有话要说。她也反对所谓的「普罗文学」。母亲有很多文章虽然也是为平民大众讲话,但不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母亲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是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她自己从不隐瞒自己的想法,也不矫揉做作。
窗子以外
林徽因
话从哪里说起?等到你要说话,什么话都是那样渺茫地找不到个源头。
此刻,就在我眼帘底下坐着是四个乡下人的背影:一个头上包着黯黑的白布,两个褪色的蓝布,又一个光头。他们支起膝盖,半蹲半坐的,在溪沿的短墙上休息。每人手里一件简单的东西:一个是白木棒,一个篮子,那两个在树荫底下我看不清楚。无疑地他们已经走了许多路,再过一刻,抽完一筒旱烟以后,是还要走许多路的。兰花烟的香味频频随着微风,袭到我官觉上来,模糊中还有几段山西梆子的声调,虽然他们坐的地方是在我廊子的铁纱窗以外。
铁纱窗以外,话可不就在这里了。永远是窗子以外,不是铁纱窗就是玻璃窗,总而言之,窗子以外!
所有的活动的颜色声音,生的滋味,全在那里的,你并不是不能看到,只不过是永远地在你窗子以外罢了。多少百里的平原土地,多少区域的起伏的山峦,昨天由窗子外映进你的眼帘,那是多少生命日夜在活动着的所在;每一根青的什么麦黍,都有人流过汗;每一粒黄的什么米粟,都有人吃去;其间还有的是周折,是热闹,是紧张!可是你则并不一定能看见,因为那所有的周折,热闹,紧张,全都在你窗子以外展演着。
在家里罢,你坐在书房里,窗子以外的景物本就有限。那里两树马缨,几棵丁香;榆叶梅横出风的一大枝;海棠因为缺乏阳光,每年只开个两三朵--叶子上满是虫蚁吃的创痕,还捲着一点焦黄的边;廊子幽秀地开着扇子式,六边形的格子窗,透过外院的日光,外院的杂音。什么送煤的来了,偶然你看到一个两个被煤炭染成黔黑的脸;什么米送到了,一个人掮着一大口袋在背上,慢慢踱过屏门;还有自来水,电灯、电话公司来收账的,胸口斜挂着皮口袋,手里推着一辆自行车;更有时厨子来个朋友了,满脸的笑容,"好呀,好呀,"地走进门房;什么赵妈的丈夫来拿钱了,那是每月一号一点都不差的,早来了你就听到两个人唧唧哝哝争吵的声浪。那里不是没有颜色,声音,生的一切活动,只是他们和你总隔个窗子,--扇子式的,六边形的,纱的,玻璃的!
你气闷了把笔一搁说,这叫做什么生活!你站起来,穿上不能算太贵的鞋袜,但这双鞋和袜的价钱也就比--想它做什么,反正有人每月的工资,一定只有这价钱的一半乃至于更少。你出去雇洋车了,拉车的嘴里所讨的价钱当然是要比例价高得多,难道你就傻子似地答应下来?不,不,三十二子,拉就拉,不拉,拉倒!心里也明白,如果真要充内行,你就该说,二十六子,拉就拉--但是你好意思争!
车开始辗动了,世界仍然在你窗子以外。
长长的一条胡同,一个个大门紧紧地关着。就是有开的,那也只是露出一角,隐约可以看到里面有南瓜棚子,底下一个女的,坐在小凳上缝缝做做的;另一个,抓住还不能走路的小孩子,伸出头来喊那过路卖白菜的。至于白菜是多少钱一斤,那你是听不见了,车子早已拉得老远,并且你也无需乎知道的。在你每月费用之中,伙食是一定占去若干的。在那一笔伙食费里,白菜又是多么小的一个数。难道你知道了门口卖的白菜多少钱一斤,你真把你哭丧着脸的厨子叫来申斥一顿,告诉他每一斤白菜他多开了你一个"大子儿"?
车越走越远了,前面正碰着粪车,立刻你拿出手绢来,皱着眉,把鼻子蒙得紧紧地,心里不知怨谁好。怨天做的事太古怪;好好的美丽的稻麦却需要粪来浇!怨乡下人太不怕臭,不怕脏,发明那么两个篮子,放在鼻前手车上,推着慢慢走!你怨市里行政人员不认真办事,如此脏臭不卫生的旧习不能改良,十余年来对这粪车难道真无办法?为着强烈的臭气隔着你窗子还不够远,因此你想到社会卫生事业如何还办不好。
路渐渐好起来,前面墙高高的是个大衙门。这里你简直不止隔个窗子,这一带高高的墙是不通风的。你不懂里面有多少办事员,办的都是什么事;多少浓眉大眼的,对着乡下人做买卖的吆喝诈取;
多少个又是脸黄黄的可怜虫,混半碗饭分给一家子吃。自欺欺人,里面天天演的到底是什么把戏?但是如果里面真有两三个人拼了命在那里奋斗,为许多人争一点便利和公道,你也无从知道!
到了热闹的大街了,你仍然像在特别包厢里看戏一样,本身不会,也不必参加那齣戏;倚在栏杆上,你在审美的领略,你有的是一片闲暇。但是如果这里洋车夫问你在哪里下来,你会吃一惊,仓卒不知所答。生活所最必需的你并不缺乏什么,你这出来就也是不必需的活动。
偶一抬头,看到街心和对街铺子前面那些人,他们都是急急忙忙地,在时间金钱的限制下採办他们生活所必需的。两个女人手忙脚乱地在监督着店里的伙计秤秤。二斤四两,二斤四两的什么东西,且不必去管,反正由那两个女人的认真的神气上面看去,必是非同小可,性命交关的货物。并且如果秤得少一点时,那两个女人为那点吃亏的分量必定感到重大的痛苦;如果秤得多时,那伙计又知道这年头那损失在东家方面真不能算小。于是那两边的争持是热烈的,必需的,大家声音都高一点;女人脸上呈块红色,头发披下了一缕,又用手抓上去;伙计则维持着客气,口里嚷着:错不了,错不了!
热烈的,必需的,在车马纷纭的街心里,忽然由你车边冲出来两个人;男的,女的,各各提起两脚快跑。这又是干什么的,你心想,电车正在拐大弯。那两人原就追着电车,由轨道旁边擦过去,一边追着,一边向电车上卖票的说话。
提到费正清夫妇,就不能不提到母亲与费夫人费慰梅(Wilma)的友谊。费正清带著女友慰梅来华留学时,我父母刚从美国回来,两对年轻人立即成为朋友,後来更变成莫逆之交。母亲最欢迎的运动之一,是跟他们一起骑马。回来他们回国,母亲与慰梅书信不断。慰梅并写成《梁思成与林徽音》(Liang and Lin)一书,一九九四年由宾州大学出版。母亲的英文名字叫费丽斯(Phyllis),为了纪念她,我为我女儿也取英文名叫Phyl-lis,我女儿到美国留学,去拜望费慰梅,她竟然不承认我女儿的名字。她说,在她心里,Phyllis就是林徽音,除了她,谁也不能用这个字,可见这两个人交情之深。 我母亲文学上的素养,掩盖了她建筑学上的成就,这是很不公道的。她和我父亲共同做成的调查、研究、论文,专业水准都很高。母亲过世後,父亲曾告诉我们,他所有的好文章,眼睛都是母亲给点上去的。
◇母亲兼具诗人 与艺术家的才情
有人问我,母亲应该专心文学,还是研究建筑,对她个人更有意义也會更有成就?我认为,在母亲身上,那种诗人的气质,和建筑艺术家的眼光,相得益彰,缺一不可。她的建筑文章,尤其是早期的这类作品,写得神采飞扬。譬如《平郊建筑杂录》,其中有几篇,就被行家认为是研究中国古建筑的范文。建筑除了要有「诗情画意」之外,还要有「建筑意」,这是我母亲最先提出来的主张。 母亲在文学和建筑学两方面都有才华,但从一九四二年就发病,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一日病逝,只活了五十一岁,她多方面的才能未得发挥,实在是一件很悲惨的事。
父母亲对我的影响都很大。从气质上说,母亲对我影响比较大。我从小就崇拜她,欢喜听她读书,尤欢喜听她读她自己的诗。母亲从未给我们讲过小白兔、大野狼这类故事,而是她读到什麼好书,就跟我们讲那本书。当她读米盖朗琪罗传,就给我讲这个大艺术家的故事,并详细描述他在圣彼德大教堂屋顶作画之艰辛。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她看得高兴,就要我们姐弟也看,而且要倒过来讲给他听。我记忆最清楚的,是母亲为我们读古文《唐睢不辱使命》,她读得绘声绘色,唐睢的英雄胆气,秦王的前倨後恭,简直像是一场电影。这些,对我审美能力的培养,关系很大。
台湾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據说把她演成一个柔弱的女子,那不正确。母亲不是一个少奶奶型的人,也不是传统闺阁型的人,按现在的标准来说,差不多可叫做「女强人」。但她不是那种飞扬跋扈的人,而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在我们小的时候,她就教我们一句话:Be yourself。做人不要故意做作,你是什麼样的人,就本分的表现出来。在那时代,她大概是一位「新女性」。她不是革命家,也不是有意识的要为妇女闯出一片天地。相反的,她对这些颇无好感。她写信给费慰梅说,她写作的动机,是她有真实的感受,有话要说。她也反对所谓的「普罗文学」。母亲有很多文章虽然也是为平民大众讲话,但不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母亲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是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她自己从不隐瞒自己的想法,也不矫揉做作。
窗子以外
林徽因
话从哪里说起?等到你要说话,什么话都是那样渺茫地找不到个源头。
此刻,就在我眼帘底下坐着是四个乡下人的背影:一个头上包着黯黑的白布,两个褪色的蓝布,又一个光头。他们支起膝盖,半蹲半坐的,在溪沿的短墙上休息。每人手里一件简单的东西:一个是白木棒,一个篮子,那两个在树荫底下我看不清楚。无疑地他们已经走了许多路,再过一刻,抽完一筒旱烟以后,是还要走许多路的。兰花烟的香味频频随着微风,袭到我官觉上来,模糊中还有几段山西梆子的声调,虽然他们坐的地方是在我廊子的铁纱窗以外。
铁纱窗以外,话可不就在这里了。永远是窗子以外,不是铁纱窗就是玻璃窗,总而言之,窗子以外!
所有的活动的颜色声音,生的滋味,全在那里的,你并不是不能看到,只不过是永远地在你窗子以外罢了。多少百里的平原土地,多少区域的起伏的山峦,昨天由窗子外映进你的眼帘,那是多少生命日夜在活动着的所在;每一根青的什么麦黍,都有人流过汗;每一粒黄的什么米粟,都有人吃去;其间还有的是周折,是热闹,是紧张!可是你则并不一定能看见,因为那所有的周折,热闹,紧张,全都在你窗子以外展演着。
在家里罢,你坐在书房里,窗子以外的景物本就有限。那里两树马缨,几棵丁香;榆叶梅横出风的一大枝;海棠因为缺乏阳光,每年只开个两三朵--叶子上满是虫蚁吃的创痕,还捲着一点焦黄的边;廊子幽秀地开着扇子式,六边形的格子窗,透过外院的日光,外院的杂音。什么送煤的来了,偶然你看到一个两个被煤炭染成黔黑的脸;什么米送到了,一个人掮着一大口袋在背上,慢慢踱过屏门;还有自来水,电灯、电话公司来收账的,胸口斜挂着皮口袋,手里推着一辆自行车;更有时厨子来个朋友了,满脸的笑容,"好呀,好呀,"地走进门房;什么赵妈的丈夫来拿钱了,那是每月一号一点都不差的,早来了你就听到两个人唧唧哝哝争吵的声浪。那里不是没有颜色,声音,生的一切活动,只是他们和你总隔个窗子,--扇子式的,六边形的,纱的,玻璃的!
你气闷了把笔一搁说,这叫做什么生活!你站起来,穿上不能算太贵的鞋袜,但这双鞋和袜的价钱也就比--想它做什么,反正有人每月的工资,一定只有这价钱的一半乃至于更少。你出去雇洋车了,拉车的嘴里所讨的价钱当然是要比例价高得多,难道你就傻子似地答应下来?不,不,三十二子,拉就拉,不拉,拉倒!心里也明白,如果真要充内行,你就该说,二十六子,拉就拉--但是你好意思争!
车开始辗动了,世界仍然在你窗子以外。
长长的一条胡同,一个个大门紧紧地关着。就是有开的,那也只是露出一角,隐约可以看到里面有南瓜棚子,底下一个女的,坐在小凳上缝缝做做的;另一个,抓住还不能走路的小孩子,伸出头来喊那过路卖白菜的。至于白菜是多少钱一斤,那你是听不见了,车子早已拉得老远,并且你也无需乎知道的。在你每月费用之中,伙食是一定占去若干的。在那一笔伙食费里,白菜又是多么小的一个数。难道你知道了门口卖的白菜多少钱一斤,你真把你哭丧着脸的厨子叫来申斥一顿,告诉他每一斤白菜他多开了你一个"大子儿"?
车越走越远了,前面正碰着粪车,立刻你拿出手绢来,皱着眉,把鼻子蒙得紧紧地,心里不知怨谁好。怨天做的事太古怪;好好的美丽的稻麦却需要粪来浇!怨乡下人太不怕臭,不怕脏,发明那么两个篮子,放在鼻前手车上,推着慢慢走!你怨市里行政人员不认真办事,如此脏臭不卫生的旧习不能改良,十余年来对这粪车难道真无办法?为着强烈的臭气隔着你窗子还不够远,因此你想到社会卫生事业如何还办不好。
路渐渐好起来,前面墙高高的是个大衙门。这里你简直不止隔个窗子,这一带高高的墙是不通风的。你不懂里面有多少办事员,办的都是什么事;多少浓眉大眼的,对着乡下人做买卖的吆喝诈取;
多少个又是脸黄黄的可怜虫,混半碗饭分给一家子吃。自欺欺人,里面天天演的到底是什么把戏?但是如果里面真有两三个人拼了命在那里奋斗,为许多人争一点便利和公道,你也无从知道!
到了热闹的大街了,你仍然像在特别包厢里看戏一样,本身不会,也不必参加那齣戏;倚在栏杆上,你在审美的领略,你有的是一片闲暇。但是如果这里洋车夫问你在哪里下来,你会吃一惊,仓卒不知所答。生活所最必需的你并不缺乏什么,你这出来就也是不必需的活动。
偶一抬头,看到街心和对街铺子前面那些人,他们都是急急忙忙地,在时间金钱的限制下採办他们生活所必需的。两个女人手忙脚乱地在监督着店里的伙计秤秤。二斤四两,二斤四两的什么东西,且不必去管,反正由那两个女人的认真的神气上面看去,必是非同小可,性命交关的货物。并且如果秤得少一点时,那两个女人为那点吃亏的分量必定感到重大的痛苦;如果秤得多时,那伙计又知道这年头那损失在东家方面真不能算小。于是那两边的争持是热烈的,必需的,大家声音都高一点;女人脸上呈块红色,头发披下了一缕,又用手抓上去;伙计则维持着客气,口里嚷着:错不了,错不了!
热烈的,必需的,在车马纷纭的街心里,忽然由你车边冲出来两个人;男的,女的,各各提起两脚快跑。这又是干什么的,你心想,电车正在拐大弯。那两人原就追着电车,由轨道旁边擦过去,一边追着,一边向电车上卖票的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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