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用两种传统的老方法对付起义军，一是讨伐，一是招降。讨伐是军事行动，但腐败的明政府军队所到之处，大肆奸淫烧杀。山西总兵张应昌兵团所杀的，一半以上是逃难的乡民，用他们的人头冒功领赏。民间有一首歌谣：“盗贼（饥民）好像梳子，军官好橡蓖子，士兵好像剃刀。”
  勤政无功，反贪可笑
  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崇祯帝求治心切，很想有所作为。每逢经筵，恭听阐释经典，毫无倦意，经常召对廷臣，探求治国方策。勤于政务，事必躬亲。他对朝务的勤勉和生活上的简朴在中国几千年皇帝史上都是罕见的。他总是鸡鸣就起床，深夜都不睡觉，往往焦劳成疾。他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宫里从来没有宴乐之事。”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初九，他因为“偶感微恙”而临时传免早朝，遭到了内阁辅臣的批评。崇祯帝既感激又羞愧，特亲笔写了手敕，对辅臣进行褒奖，对自己进行批抨。
  崇祯帝曾把宫中万历时所储藏的上等辽参在集市上卖掉，换回数万两银子聊补国用。某日听讲官给他讲书时，所穿内衣袖子已破损，留在外面很不雅观，不时把它塞进去遮掩。崇祯帝的这种节俭，有时发展到吝啬的地步了。他小时候用仿影的方式练字，如果纸张较大而范本的字较小的话，他一定会先将纸的一边对齐范本，写完后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写满，以免浪费。尽管身为帝王，他无法随意出入于民间，但为了节约起见，常派人到宫外去从民间采买物品，然后仔细地询问价格。但同当时“竭泽而渔”的沉重税收相比，皇帝个人的这些小节约对人民生活毫无帮助，甚至还是有害的。
  崇祯初年，为了节省帝国开支，他下令大幅度地裁撤驿站，因为他认为驿站的存在，既使来往的官员揩了国家的油，同时还得养大量的驿卒。裁撤的结果是导致大批因失业而无法生存的驿卒纷纷加入了农民起义的行列，在这些默默无闻的驿卒中，有一个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李自成。而崇祯帝裁撤驿站，据统计，所节约的开支仅仅为30万两银子，大约相当于皇宫一个月的支出。
  明朝官员薪水之低是历朝罕见的，一个知县的月薪是7．5石，约折价10两银子左右，即使是正二品的尚书，也只不过区区61石，还不到100两银子，一个官员要想维持正常的开支（远远不是花天酒地穷奢极欲），这点薪水连杯水车薪也算不上。大清官海瑞生活在比崇祯早几十年的万历年间，他为其母作寿时，只能买两斤猪肉而已，连总督胡宪宗听了也觉得甚是不忍。等到海瑞晚年东山再起，被任命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御史时，为了置办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变卖家产。
  在这种超级低薪的前提下，官员们如果不集体贪污受贿，绝对无法生存下去。而明朝的官僚制度，本身对一定程度的受贿是默许的。如地方官员向京官例行的炭敬、冰敬，以及官员出差时成了惯例的打秋风等等均被视作正常。因而在明代，各个州县在征收上交国家的正税以外，还得向百姓多征不少钱粮，一个下级地方官每年应该向上司进几次贡，每次的数额大约是多少，都有一定的惯例可循，这本身也已成为明代官僚体制的一部份。
  崇祯帝本身拥有丰厚的内帑，不入国库，甚至到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城的时候，也不肯拿出来，可以说是要钱不要命，吝啬到极点。但他却大谈节俭，要求所有官员都廉洁，真是迂阔可笑。
  崇祯元年（1628）七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上疏给崇祯帝时指出，说到害民，就将这归咎于知府和知县等地方官的不廉洁，是很不公平的，因为这些人没法廉洁。他们薪水极低，而上司却想方设法要勒索，过往官绅要打秋风，进京朝觐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两银子，这些钱又不能从天而降，叫他们如何廉洁呢？韩一良举证说，他本人两个月以来拒收的赠金就有500两。而他还不喜欢交际，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议，只有严惩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受贿者，让大臣们把钱当作祸水，才有可能出现廉洁爱民的情况。
  崇祯帝对韩一良的说法深以为然，专门为这一奏折开了一次现场会，他让韩一良站在大臣面前摇头晃脑地朗读了这一奏折，然后又让大臣们互相传阅，并决定要破格提拔此人，当场就要任命他为右佥都御史。负责官员升迁的吏部尚书一面连连称善，一面却别有用心地说：韩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请皇上命他挑出最严重的贪污受贿案例来，以便以此为例进行重处。韩一良哪敢触众怒？他只得支吾着说折中所言俱是风闻，并没有一个准确的事实。这下崇祯帝不高兴了，限他五日内奏明。五天后，韩一良只得纠弹了几个已被打倒了的阉党死老虎交差，崇祯帝看出他在打马虎眼，再次责令他当着众臣朗读那本奏折，当韩读到他两个月收到赠金500两时，崇祯帝立即打断他，厉声追问这500两银子到底是谁送的？韩一良推说记不清了。崇祯帝龙颜大怒，韩一良的右都佥御史没做成不说，还差点丢了命。
  要钱要面子不要命
  崇祯帝深感国库空虚，手头拮据。可老百姓已经榨干了，怎么办？无可奈何之下，崇祯帝号召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助饷募捐。
  崇祯十二年91639），崇祯帝找上了富甲一方的皇亲武清侯李国瑞，要他贡献四十万银两为饷。李国瑞死活不肯出，最后耍开了无赖，将自家的房屋标价出售，家用器皿什物都拉到外面变卖，以示一无所有。崇祯帝怒不可遏，将李国瑞入狱，夺其爵位。李国瑞哪禁得起这个，不久便惊怒而亡。如此一来，外戚哗然，纷纷抱怨崇祯帝不顾恩义亲情，更联合起来抵制募捐。崇祯帝本人事后也颇为后悔，加封李国瑞7岁的儿子李存善为侯，所追缴的40万银两最后也全部退还。皇亲既然反悔，官员自不会热心，募捐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崇祯十六年（1643），发展壮大的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百万大军相继攻陷了平阳和太原，大明帝国的心脏北京城已指日可下。无计可施的崇祯帝特地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户部、兵部的官员们，讨论放弃宁远，调吴三桂军队紧急入卫北京。但吴襄提出，如果让吴三桂进卫北京，大约需要100万两银子的军需。崇祯帝向户部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但国库里的存储竟然仅有区区40万两。户部的官员面对崇祯帝严峻的责骂无计可施，而与此同时，崇祯帝个人的财产却丰厚无比。为此，大臣们反复上疏恳请，希望崇祯帝能拿出属于他个人的内帑以充军饷。崇祯帝向大臣哭穷说：“内帑业已用尽。”左都御史李邦华真着急了，也顾不得是否当众顶撞圣上了，他说社稷已危，皇上还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吗，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话已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崇祯帝却顾左右而言它，始终不肯拿出一分一厘来保卫他的江山。
  等李自成攻占北京后，从宫内搜出的白银即多达3700多万两，黄金和其他珠宝还不在其中。这么多钱，若真是放出来赈灾助饷，可能李自成也不反了，清兵也进不来了，自己也不用煤山自尽了。
  在万般无奈之中，崇祯帝又要求文武百官无偿捐助，但天下最富的皇帝对拿钱来保自己的家天下都不乐意，又有几个官员肯拿出他们手里的钱呢？崇祯帝派太监徐高通知周皇后之父、国丈嘉定伯周奎，让他捐10万两，起个表率作用。周奎一个劲地哭穷，坚称没有。最后答应勒紧裤带捐献一万两，崇祯帝认为少一点，要他拿出二万。周奎不敢再讨价还价，却暗地里进宫去向女儿求援。皇后答应帮他出五千，并劝他尽可能满足崇祯帝要求的数额。
  可就是这本身出自崇祯帝内帑的五千两银子，周奎也只捐了三千两，余下的二千两反倒成了他的外快。其他后台不如周奎那么硬的大臣们，尽管个个富可敌国，却纷纷装穷。大学士魏藻德仅仅拿出百金，已被批准退休的内阁首辅陈演则专程入宫表白自己在任期间如何清白廉洁。还有一些官员则效法李国瑞，在自己门上写着：“此房急卖。”表示他们家里已穷得只能卖房子了，再拿出一些不值几个钱的器皿什物摆在市上兜售。
  宫里的太监以王之心最富，但也仅献万金。王永柞、曹化淳则捐金三万至五万。后来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后，严刑拷打王之心，追出15万两白银，其家藏金银器物亦均为上品。周奎被抄掠之后，现银就有52万，家中奇珍异宝，绫罗绸缎价值数十万。
  最后为搞平衡，干脆来了个摊派，比如浙江出六千，山东出四千等等。个人的最高限额是三万，但满朝竟然无人达标，仅有太康伯张国纪一人出到了两万。就这样，本次靖国募捐最终募集到了一笔巨款：20万两。
  这笔“巨款”作军费实在没办法看，所以崇祯帝全部用来犒赏慰劳了京城守军，吴三桂返京护卫的事也就不了了之。这一天，小民百姓痛哭捐金者甚多，多者有三百金、四百金。
  有钱不出钱，崇祯帝只好又改个法子，号召有力出力，令众人各输粮草供给官军，或赡养将士们的妻子儿女，使京城守军无后顾之忧，但反应更为冷漠，无人响应，只好作罢。
  当李自成的大军在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到达北京时，明政府用以保卫首都、但却五个月不发给薪饷的十万防卫部队，马上叛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