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赠予者与被赠予者是相互交换的，正如上面我们讲到的求乞者与施予者。求乞与施舍在那时不仅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尽管这种求乞与施予与后世的求乞有所不同，但它已经包含了行乞求食谋生方式的最初萌芽，而这一方式后来被贫穷无告者所专用，以自救求生，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演化结果。
  故此，史前社会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乞丐，然求乞他人、丐食于他人这种行为已经产生，这就为乞丐及乞丐现象的出现埋下了最初的因子。
  降及文明社会，贫困不仅仍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并且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加剧，且打上阶级的烙印。处在贫困状况中的绝大多数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奴隶、农民、各类底层民众成为贫困大军的主体，那时，基本生活资料的匮乏、生存权利的不足是贫困的主要表现形式。处在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状态下的奴隶、农民、小手工业者为了寻得一线生机，除了流浪行乞，别无他途。至于说到揭竿而起、反叛社会，那是求生不得情况下的非常之举，不到万不得已时是不会犯难走险的。因此，流浪以自存、行乞以资身乃是贫困无告者的无奈之举，也是自然之举，在人们生存权利发展严重不足的农业社会，这也是贫困民众维护自己生存发展权利的本能反应，无可厚非。
  揆诸史籍可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广大劳动人民的赤贫化使其中一部分人走向行乞之途，贫困始终成为乞丐涌生的首要原因。历朝历代关于“饥荒”、“大饥”、“大荒”、“奇荒”的记载史不绝书，伴随饥荒而至的，便是饥民遍地，流丐遍野。
  在中国封建时代，贫困乃是经常性的、结构性的社会问题。究其原因，生产力的低下与长期停滞不前，生产资料的匮乏，统治阶级的苛繁压榨，周期性的社会动荡，自然灾害的频繁都不同程度地起着作用，它们交互作用在一起，则是农民长期生活在饥寒交迫状态之中的根由。战国时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李悝曾给农户算过一笔账。按李悝的估算，“一夫挟五口”的农户，治田百亩，年产粮食一百五十石，上交百分之十的税，还剩一百三十五石。一家五口每年食用九十石，还剩四十五石。四十五石粮食折算成钱大约有一千三百五十钱，而这些钱若用来进行春秋两季的祭祀活动、添置衣物，尚有四百五十钱的缺口，若再遇上疾病死丧之费，以及上缴国家赋役之费，那缺口就更大了。五口之家，拥百亩土地，也算是个中等农户了，他们在丰岁也未免于饥寒，凶年自然更差。下等农户的情况就更惨了，通常他们除了流浪行乞以自救，别无他法。所以，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农民经常处于破产的边缘，他们大量转化成流民，进而为游民，再而为流丐，就是毫不足怪的事了。
  一贫困(3)
  当历史的车轮进行到了工业社会，情况似乎有所改观。由于社会分工的扩大，社会化大生产的全面展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人类的社会生产力有了空前的提高，社会的物质财富因而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较之封建农业社会有了大幅度提高，贫困问题相应地得以缓解了，但它并未消失，相对贫困仍然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人类在发展权利上的不足以及在生存权、发展权上的严重失衡依旧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广大社会成员在生产质量上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人们在较高的发展权利，诸如教育、卫生、社交、政治参与等方面的发展权利依然严重不足。生活资料的分配不公、发展机会的严重失衡乃是当今贫困问题的主要表现形态，正因如此，乞丐在当今社会依然存在，并且数量可观，究其缘由，贫困仍首当其咎，与过去不同的是，当今的贫困大多表现为相对贫困和精神贫困，当今的乞丐因而也就具有相应的时代风貌。
  二天灾人祸(1)
  灾害是乞丐得以大量繁衍的温床。
  灾害分为自然灾害与社会灾害两类，这里的灾害主要指自然灾害。自然灾害包括水灾、旱灾、蝗灾、风灾、雹灾、雪灾、霜灾、疫灾、地震、地沸和海啸等。
  灾害频繁是传统中国的特点之一，西欧有的学者甚至称中国为“饥荒之国”（the land of famine），在中国古籍中也充满了“水旱频仍”、“饥馑荐臻”等记载。关于灾害的频率，古今许多人曾作过统计。《淮南子·天文训》：“三岁而一饥，六岁而一衰，十二岁而一康（康、荒，古代通用）。”《盐铁论·水旱》：“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李约瑟统计，在过去的2100多年间，中国共有1600多次大水灾和1300多次大旱灾。傅筑夫统计，自汉初至明末的1850年间，重灾年份多达1242年。陈达在《人口问题》中统计，自汉初到1936年的2142年间，水灾年份达1031年，旱灾年份达1060年。邓云特在《中国救荒史》中统计，自汉初至1936年的2142年间，共有灾害5150次。以上统计虽因选择角度不同、参照系不同而略有出入，但所揭示的灾害频率则是大体相近的。由是可以看出，在中国历史上，不仅灾害的种类多，出现的频率高，而且波及的区域广，持续的时间长。更为甚者，每当天灾肆虐之际，总是人祸横行之时，昏庸的帝王、败坏的朝纲、腐败的吏治，以及防治灾害手段的缺乏，社会救济的有名无实往往又加剧了天灾的危害性，人祸与天灾互为因果，互为促动，成为一股把广大人民推向苦难深渊的邪恶力量。
  天灾与人祸合力摧折了小农经济脆弱的卵巢，广大农民纷纷破产，饥寒交困、妻离子散、流离失所，还有一系列不虞之祸在等候着他们。因此，每当天灾人祸横生，流民便大量涌现，人民被迫走向流亡求生的自救之路，于是乎，行乞流丐便应运而生，流民与流丐，其差别只在毫厘之间。
  流民现象大规模出现，并见之于文献记载，始于汉代。《史记》卷一百三《万石张叔列传》载：“元封四年中，并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这是史籍中有关大规模流民的第一次明确记载，自此以后的西汉各朝直至新莽，流民均连年发生，史不绝书。察其原因，天灾人祸是首要原因。如成帝阳朔二年秋，“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关”。鸿嘉四年，“农民失业，怨恨者众，伤害和，水旱炎灾，关东流冗者众，青、幽、冀部尤剧”。哀帝年间，“阴阳错谬岁比不登，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平帝元始二年，“郡国大旱，蝗，青州成甚，民流亡”。王莽代汉，“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青、徐民多弃乡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壮者入贼中”；地皇三年，“枯旱霜蝗，饥馑荐臻，百姓困乏，流离道路，于春尤甚”；新莽末年，“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乃置养赡官廪食之。使者监领，与小吏共盗其廪，饥死者十七八”。（以上所引，均载于《汉书》卷十、卷八十一、卷十二、卷九十九下）
  刘秀“复高祖之业”，建立东汉王朝以后，虽曾设法安辑流亡，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民问题。终东汉一代，农民的流亡从未中断：建武九年，刘秀派兵平定陇西，但“陇西虽平，而人饥，流者相望”；十二年正月，“小星流百枚以上，或西北，或正北，或东北，或四面行，皆小民流移之征”。天上是流星频现，地上则“中国未安，米谷荒贵，民或流散”。以天象作为流民之征象，虽是无稽之谈，却也反映出其时流民问题的严重。明帝时虽无流民的确切记述，但从其在位十八年间五次赐“流入无名数欲自占者人一级”的情况来看，流民问题不仅存在，而且比较严重，否则明帝便不会表现出如此的关切。章帝建初年间，“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自和帝开始，东汉的流民问题又迅速地趋于严重：和帝永元五年，“遣使者分行贫民，举实流冗，开仓赈廪三十余郡”，流民数量之多不难想见；六年，“阴阳不和，水旱违度，济河之域，凶馑流亡”；十四年，“赈贷张掖、居延、敦煌、五原、汉阳、会稽流民下贫谷，各有差”，流民已遍及全国各地，西北、东南，所在多有了。安帝即位之初，“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饥困”；“时饥荒之余，入庶流进，家户且尽”；“州郡大饥，米石二千，人相食，老弱相弃道路。”顺帝水建年间，连年灾潦、冀部尤甚。比蠲除实伤，赡恤穷匮，而百性犹有弃业，流亡不绝。“恒帝永兴元年，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延熹九年，“青、徐炎旱，五谷损伤，民物流迁”。及至灵帝时“黄巾”已起，社会动荡，“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关，北徒壶谷，冰解风散，唯恐在后”。东汉末年的献帝时期，“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刘）虞者百余万口”。（以上所引，见载于《后汉书》卷十五、《后汉书·天文志》、《后汉书》卷三、卷四、卷三十二、卷五、卷六、卷七、卷六十六、卷五十七、卷七十三）
  魏晋六朝之际，天下大乱，南北分治，群雄并立，军阀混战，广大民众在动乱之中已是饱受流离迁徙之苦，加之天灾连年，更使流民大增。当时水、旱灾、风灾、地震、冰雹等自然灾害的接连发生，如惠帝元康四年（294）“京师及郡国地震”，五年“荆、扬、兖、豫、青、徐等州大水”，六年“关中饥，大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