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我高中毕业了，从此步入了社会，父亲不常在家，与乡邻交往我就成了主角。
  “德盛堡”常常被人写成“得胜堡”，理解为“得胜”的堡子。这绝不是笔误，而是不了解她的来历所致。
  1955年春开始兴修沈北大堤，所有大堤以北的十几个村屯都在那一年搬到大堤以南来了。
  德盛堡这个地方，原来是一片没有一户人家属于旧社会老王家的耕地。新的村屯建成了，里里外外的人都习惯叫这个村子为“王家地”。德盛堡村的新居民，来自五六个大堤以北的村子，其中有一个青年人叫刘德本的，他比我大三四岁。别看他没念多少书，却很有心计。他总觉得把“王家地”作为村名很俗气，这么大个堡子的居民来自四面八方，大家应该和睦相处，共同建设新的家园才是。再说了，解放这么多年了，土地早就改革了，哪能还叫什么“王家地”“李家地”什么的啊。于是，他就“独断专行”给“王家地”取了一个新村名——德盛堡，意思是希望道德兴盛，长久不衰。
  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村名，即使是有人知道了，也不习惯这么叫，让刘德本很是着急。他不甘心新的村名就这么被人“忘记”，就想出一个办法来，还真就见效了。
  刘德本把一句顺口溜写在木板上，立在村头的大道上，谁经过都能看得到。那上面写的是：
  谁叫德盛堡，谁是祖上祖；谁叫王家地，谁是孙子辈。
  从此，德盛堡的村名就传开了。可是，“德盛堡”这三个字很少人懂得“德盛”的真正含义，写起来也没有“得胜”好理解和方便，“德盛堡”一来二去就成了“得胜堡”了。不过，村里的公章刻的还是“德盛堡”。
  一个年轻人创造了一个地名，也算是一桩美谈，他也算得上一个大名人了。1964年末，刘德本当上了德盛堡大队的大队长，那时他还没有结婚，不到30岁。后来因为他的对象在黑龙江农垦系统工作，他去那结婚了。遗憾的是，婚后没有几年，刘德本得了一场重病不幸离开了人世。我听说后很是惨然，他当大队长时我是团总支书籍，相互之间很和谐默契，何况我们还有些亲属关系啊，他是我母亲的姑舅弟弟。那时候我说的不算，若不然我会发动群众好好的对他悼念叨念，他是“德盛堡”之父，言不为过吧。
  德盛堡村包括三个自然屯，德盛堡本街最大，“大桥”次之，郎家窝铺最小仅仅有20来户人家。我们从那家搬过来，就住在大桥了。其实，大桥根本不是地名，原来也是一片耕地，和德盛堡同样是新的居民点，只因为这里有一座大桥修在沈法公路上而得名。可惜我们那里没有像刘德本那样的人物，才在新社会落个很庸俗的村名。
  直到现在，40岁往上的人一提起刘德本都会记得他的音容笑貌。他是那个时代公社里最年轻的大队干部，工作和政治思想水平都很高。他人年轻，又有头脑，向来敢说敢干雷厉风行。不幸的是30随刚出头就走了，令所有认识他的人为之惋惜啊。
  他去黑龙江之前，我们曾经见过一面，他很沮丧。他说：“我很留恋啊，但也很遗憾，我这么干工作，群众都很满意，可我就是不能入党啊，这条道我不想再往回走了……”我对他没有入党也很不平，不就是因为社会关系不好吗？我劝他说，不要灰心，就凭你这把手，到黑龙江也错不了。是的，他到那不久就当上了一个小干部，说说写写都是一把手，想不到英年早逝……
  我家的后院原来也是一大片空地，1968年才有人在那里盖起一个简易的新房子。那就是我前文说过的老潘家。房主叫潘得舫，他和老伴马杏春都是江苏省溧阳县人。你看人家的名字，江苏人的名字就是有文化，一看就知道人家是个书香门第，名字很诗情画意，耐人寻味，给人以享受。
  他们是沈阳的下放户，老潘是沈阳八院的会计，老马是护士，家庭成分都是地主，所以才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可他们已经不能参加劳动了，还得说是来“劳动改造”的。那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样的人是没有权力在城市里居住的，那么农民还是“人”吗，还是好人吗？耐人思考啊。
  他们被“清理阶级队伍”的风刮到了农村，勒令下乡，没有建房前住在宋奎久家的北炕。虽然因年迈失去了劳动能力，但你也得到生产队接受改造。他们两个人正的公分还没有我的一半多，“贫下中农”对待他们就和四类分子一样，像吆喝牲口一样喊他们的名字。直到落实上级的政策后，他们摇身一变成为革命的“五七战士”了，才给他们一个房场盖房子，我们就成了邻居。
  我们两家离得很近，就隔一条道，相互有什么事喊一声就到。有些农活他们不会干，我坐在屋子里就能指挥。后来老潘家回城了，回了原单位沈阳八院，我几次去看望他们，都有说不完的话。我得了一种皮肤病白癜风，正好在脸上，太“没面子”了，我很着急。他知道后就亲自为我配药，药名叫“牛皮癣2号”，真管用，几个星期就好了。
  我们见面谈话尽管是那么的和谐亲切，但老潘总是免不了打几个唉声。是啊，人的了病可以药到病除，一直心灵上的创伤是绝对没有灵丹妙药的。一时的疼痛是痛苦的，是可以挺过去的，留下的疮疤则是永远的疼痛，挥之不去。
  3 亲密的乡邻（败家有道）（1）
  3亲密的乡邻（败家有道）（1）
  我和老潘家是近邻，前院就是我们的老家，父母住在那。我们两家之间没有街道相隔，只有菜园子相连。那时我自己独立过日子了，生产队没有房基地，就把两间土草房盖在了老家房后的菜园子里，没有左右邻居。后来我搬到前院父亲那里，邻居相对固定了，一住就是30来年。
  “新的”西邻也姓李，当家的叫李学清，比我大整整一轮12岁。他的爷爷在家族中排行老八，我没有见过面就去世了，只知道人称他为“李老八”。
  我们家的前院也姓李，他比李学清的年龄可大多了，老爷子叫李殿军。说来也怪，他在家族中的排行也是老八，也叫李老八，都叫他“李八抠儿”。我父亲的排行也是老八，外面的人都叫他“李老八”。三个李老八都集聚在一个不大的区域里，也算是奇闻了，堡子里戏称我们那个地方为“李八区”。
  虽然都是李老八，但同姓不同族。老李老八是金家沟人，父亲是董家窝铺人，李殿军是本溪本溪湖的祖籍。
  李殿军在解放前和我们家一样是个大家族，几辈子人几个分支都在一起生活，他是大当家的，一切都有他说了算。一大家子人从本溪湖逃荒到沈阳北落户安家，处处讲的就是“节俭”两个字，一分钱得掰成两半花。所以落个“李八抠儿”的雅号，积攒一个富农成分，带上一顶致死也没有摘掉的四类分子的帽子。前文已经说过了，“文革”期间他受尽了折磨与屈辱，祸连九族。李凤仁就是他的堂孙，险些打一辈子的光棍。
  “他游街遭罪，活该！”这话要是别人说的，倒是情有可原，但偏偏是他的侄媳妇李凤仁的母亲说的，让李八抠儿听了好不伤心。其实就是个气话，是在为他和为自己的儿子鸣不平吧！她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可能李殿军永远也不会知道了，知道在他当家作主的时候是多么的“不得人心”。
  平日里节俭没的说，逢年过节总该改善改善一下生活吧，哪怕是吃上一顿豆腐啊！不过，有李殿军在家谁也不敢提个“吃”字。
  一天，李殿军早早就出去了，说要晚上才能回来，这可是一个给大家“改馋”的好机会。他一走，几个侄媳妇就忙乎起来了，泡豆子的，刷磨的，套驴的……人人动手，个个不闲着，开始做大豆腐。
  泡豆子得需要功夫，所以直到中午豆腐才做成。还没等把锅碗瓢盆收拾干净，在门口负责放哨的人就跑进屋里，说当家的回来了。侄媳妇们慌作一团，李凤仁母亲倒是有办法了，他叫一个孩子把一大捧豆子散在大门外面。
  李殿军走到自己家大门口，一眼就看见了了那么多黄乎乎的豆子，蹲下身来就捡，足足捡了一个多小时才进屋。
  有人问了，黄豆虽然比芝麻大，那也不容易让他看见啊。是的，一般人是很难发现地上的豆子的。李殿军就不一样了，他走路从来都是低着头的，图的就是能捡到点什么，见到驴“巴巴蛋”都能捡回来，不然怎么叫“抠儿”啊。
  豆子捡净了，做豆腐吃豆腐的痕迹也荡然无存了。
  靠捡豆子精神捡个富农分子，李殿军忘记了前车之鉴，他的过家之道在解放后依然我行我素，秦章萧随。虽然土地被分了，加精败落了，但到了“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家资又殷实起来。
  在我们家前院，李殿军与老王家共住三间房，李家住东屋，王家住西屋，中间的外屋一家一半。王家是贫农，两家本应该是“水火不容”的阶级斗争的关系，但不仅能够“猫鼠同居”，还能解秦晋之好。这是事实……
  王家和我可是至亲，我的夫人就是他家的亲侄女，王家的事我怎么不会一目了然？
  王家为了吞并李家那一间半房子和他们手头那丰厚的积蓄（富农土改时分地不分家产细软，都说他们家有很多的黄金），就决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殿军的老儿子。
  李殿军最小的儿子李庆新本分勤劳，为人和气又有几分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