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作者:我会做得好 更新:2021-12-03 05:59
那时,生产队种一种叫“大头糜子”的高粱,高粱穗脱粒后可以扎笤帚,我只好拿它便钱了。笤帚是扎出来了,很多也很漂亮。不过,就是因为你扎他也扎,扎得太多了,在当地卖给谁去?我们那个辽河边哪个生产队都种大头糜子,耐旱又耐涝,扎笤帚就成了传统的家庭小副业,连小孩子都会这个。
后来听说沈阳以西的于洪区马三家子是稻田区,那里既没有大头糜子也没有扎笤帚的,就去那里卖笤帚和刷过的刷帚。一打听,马三家子离我们这里有70华里远,心里不禁“咯噔”一下。一是因为天太短了,来来回回的时间都搭在了路上。二是“文革”的“文功武卫”闹得太凶,马三家子离沈阳很近,兵荒马乱的,怕打上自己的命。但我还是去了,不然这个年靠什么过去?过不好年也是要命的,反正都是“命”,就认命了。
生意还算不错,尽管起早贪黑,顶风冒雪又饥渴难忍,每天都能赚回3、5块钱。说起早贪黑,来回两头不见太阳;顶风冒雪,大北风烟雪你也得去,不然扎的笤帚就得扔在家里白瞎;饥渴难忍,渴了就喝人家的凉水,饿了挺着回家吃饭去,买面包饼干没有粮票,也舍不得钱,孩子一年能吃过几个面包?
我们生产队的李玉民也扎了很多笤帚,一把也没有卖出去,瞪着眼睛着急。扎笤帚是要投入的,细铁丝你得自己买吧,那东西奇缺,很贵的。笤帚卖不出去还得压着本钱,能不着急上火吗?
情急所迫,李玉民壮着胆子来找我:“大哥,明天我跟你去行吗?”
“行!有什么不行的?”我爽快地答应了。
李玉民比我小5岁,胆子特小。再有就是他怕和我抢生意大凡做买卖的都忌讳“船多碍路”,所以他壮着胆子来求我。我明白他的心事,也坦白:
“去吧,咱俩还是个伴,晚些回来,我们多走几个堡子就是了,你别多心。”
记得那天正是腊八,天气异常的冷,刚出门手脚就被冻得生疼。日头还没有出来,我们就直奔沈山线的三台子和马三家子的稻田区。中午,我们谁也没张罗吃饭,他比我还要“抠门儿”,也许是挣了钱一切都忘记了。
太阳的圆和地平线的直线相切的时候,我们的东西才卖完,开始赶70华里的回家路。走到于洪区解放公社,天早就黑了,每个村子都是死一样的寂静,没有人出来闲逛,一则天冷,二则时下慌乱。我们继续向北的方向骑着自行车,到了我们罗家房公社的地界,还有25里路就要到家了。就在这个时候,李玉民说啥也骑不动了,只好在路边休息一会儿。
天很冷,坐下来就觉得寒风刺骨,我就叫他起来赶路。糟糕的是,李玉民好像没听见我的话,没有丝毫反应。
他怎么了?漆黑漆黑的天,我什么也看不到他,他的脸色。我就用手去摸他,啊?他的脸上全是汗水,像洗过了一样,冰凉冰凉的。啊?他虚脱了!我心里一阵紧张,从来没有过得紧张。
是啊,路途的遥远劳累,腹中无食,天气寒冷,还有他胆小的恐慌,不虚脱才怪呢。其实,那时的我也是浑身无力一个劲地打颤。可我不能倒下,否则他就崩溃了。
我继续呼唤着他,少顷,他终于说话了:
“大哥,我害怕……”
为了给他壮胆,我自称沿途的“造反派”我都认识的,不会打劫我们的,他点点头,表示我说的他相信了。
那时的农村也有“造反派”,只是没有城里闹得凶。他知道我念过初中高中,同学很多,“造反派”就是学生的代名词。
李玉民总算被我的信心打动了,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勉勉强强上了自行车。当时的砂石路几乎和土路差不多,坑坑包包的,我在他前面开路,他跟在我的身后。走了不到一里路,他又支持不住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干脆,我就把一条麻绳拴在他的车把上,另一端拴在我的货架上,我拉着他骑车。
他没有一点力气蹬车了,全凭我的牵引。最费劲的是,他很难把住车把,东歪西扭要摔倒,我就得使劲地加速来控制他的倾斜,汗如雨下……
我一边骑车还要一边和他搭话,否则他又闭上了眼睛,那就危险了。
大约快9点了,我才欣喜地看见家乡的灯光。我问他:
“玉民,你看看前面的堡子是哪里啊?”
“大哥,我不知道。”
“到家了,这不是大桥吗?”
我们的堡子南,是一座大木桥,1953年洪水过后修建的,从此,就把德盛堡北部的村子叫“大桥”了。后来的地图上就有了这个地名,一直叫到如今。
我叫住了他,让他下车,怕他拐弯是跌倒,再说,我也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
这时候,他清醒了,他说他一路上都在做梦,忽忽悠悠的。我苦笑。
走到我家门口儿时,我没有进屋,先把他送到家里。
到了他家大门口儿,他还要往前走,不认得自己的家了。我好笑。
“是俺家吗?”
他又糊涂了。
我一直送他进屋,他见到爸爸妈妈和媳妇,才如梦方醒。
回到家里,我的脑袋嗡嗡作响,棉衣棉裤早就被汗水湿透了。
这一趟我卖了10多块钱,最大的面值是1圆的,只有一张。孩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比吃糖还高兴,一个一个地数着,我在一边一大口一大口地吃着饭,夹杂着时不时落下来的眼泪。我不仅仅是为了钱而感慨,只是觉得孩子太苦了,一年也见不到钱,见不到我从远处回来买些什么东西给他。
2 同队农友(出谋相亲)(3)
2同队农友(出谋相亲)(3)
李玉民是很能吃苦的,特勤劳勤奋。他自己的房场原来是个很深的大坑,修辽河的沈北大堤取土时挖的“土方坑”。我们生产队的最后一趟街北面紧靠大堤,南面全是住户,房基地比其它生产队都紧张,要想盖房子,只好选择那个大坑了,把它填平。李玉民硬是挺起双肩把那个大坑填平了,人称现代愚公。
他虽然能吃苦耐劳,就是胆子太小,从此他不做笤帚的买卖了,他永远不会从那天的噩梦中醒来。这就是那时许多农民的心态和生活的原则:宁走百步远,不涉一步险!
李玉民是贫下中农,尚且不敢冒险,地主富农的子弟就敢冒险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们有他们的生存法则。
李风仁,富农成份,比我大一岁,更是胆小怕事。他父亲李庆瑞不是富农份子,他们家借了他堂爷爷李殿军的光,就是前文老两口游街的那个人。他们李家就成了一窝“地富子弟”,备受歧视。
60年代农村的婚姻习俗,依然被旧社会早婚的影子笼罩着。王凤成等好多青年都是早婚的,男女青年20一出头还没有找到对象、结婚,就算大龄的了,就成了人们背后议论的对象,父母就会为之忧心忡忡。这时的李风仁已经27岁了,对象还没有影子,愁得爹妈的眉头紧锁,从来就没有舒展过。
1968年初春的一个上午,我们在地里刨玉米茬子。歇气儿的时候,李风仁会我去僻静的地方解手,他说有话要和我单独说。看他的神色,既秘密又疑虑,猜不到他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我就问他:
“有什么事你就和我直说吧,这里没有人听到的。”
“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你说我怎办?”
“那还用说吗,看啊。”
我很肯定,支持,他还是犹豫。
原来对象是本溪山区的,离我们这很远,他拿不定主意去还是不去。不去吧,错过了一次机会,家边上很少有人给他介绍对象的,都嫌他成份高,介绍也是白介绍,不如不介绍,所以他都27了对象还没有影子。要是去吧,害怕看不成,还得搭进去十几元的路费。
十几元的路费可不是小数目,足够挣好几年的了。我们生产队从1964年到1967年的4年中,几乎是家家没有从生产队挣回一分钱,十几元钱当然是个天文数字了。再说了,很多人家都没有钱,借都借不到,愁人。
再说李风仁原来在新民农校(县办中专)念书,没等他毕业学校就下马了。这所学校是在大跃进年代匆匆上马的,如今下马也在情理之中。学校下马后,他马上就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对未来从来就没有异想天开过,安分守己地当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所以,农村的所有活计,李风仁样样精通,是左邻右舍公认的一把好手,“正经巴呗”的庄稼把式。无可奈何,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愣是没有对象,倒是成了唯成分论受害者的对象。
看对象,他犹豫,让我给他拿主意,我自然是肯定的,并给他打气,也打保票,我说:
第一,你个人的条件很好,个头长相没有说道,算是上等人,对吧;
第二,我们这再穷也比本溪山区好吧,我们能吃饱饭,她们那就惨了,不然人家会到我们这找对象吗;
第三,问到你家的成份,你就说是改造落后地区错划的,眼下正在甄别之中;
第四,凭借以上三条,她保准能和你一起回来,对象的成功率就在一半以上了。到时候我有锦囊妙计,让她来而不归,有来无归……
没过一个星期,李风仁果然把那个姑娘领了回来。当天晚上,我和王凤成等好几个年轻的朋友一起来到李风仁的家里,这就是我的锦囊妙计。
我们几个人的话题,都围绕在李风仁的人品和我们这块土地上,落实一个“赞”字。
后来听说沈阳以西的于洪区马三家子是稻田区,那里既没有大头糜子也没有扎笤帚的,就去那里卖笤帚和刷过的刷帚。一打听,马三家子离我们这里有70华里远,心里不禁“咯噔”一下。一是因为天太短了,来来回回的时间都搭在了路上。二是“文革”的“文功武卫”闹得太凶,马三家子离沈阳很近,兵荒马乱的,怕打上自己的命。但我还是去了,不然这个年靠什么过去?过不好年也是要命的,反正都是“命”,就认命了。
生意还算不错,尽管起早贪黑,顶风冒雪又饥渴难忍,每天都能赚回3、5块钱。说起早贪黑,来回两头不见太阳;顶风冒雪,大北风烟雪你也得去,不然扎的笤帚就得扔在家里白瞎;饥渴难忍,渴了就喝人家的凉水,饿了挺着回家吃饭去,买面包饼干没有粮票,也舍不得钱,孩子一年能吃过几个面包?
我们生产队的李玉民也扎了很多笤帚,一把也没有卖出去,瞪着眼睛着急。扎笤帚是要投入的,细铁丝你得自己买吧,那东西奇缺,很贵的。笤帚卖不出去还得压着本钱,能不着急上火吗?
情急所迫,李玉民壮着胆子来找我:“大哥,明天我跟你去行吗?”
“行!有什么不行的?”我爽快地答应了。
李玉民比我小5岁,胆子特小。再有就是他怕和我抢生意大凡做买卖的都忌讳“船多碍路”,所以他壮着胆子来求我。我明白他的心事,也坦白:
“去吧,咱俩还是个伴,晚些回来,我们多走几个堡子就是了,你别多心。”
记得那天正是腊八,天气异常的冷,刚出门手脚就被冻得生疼。日头还没有出来,我们就直奔沈山线的三台子和马三家子的稻田区。中午,我们谁也没张罗吃饭,他比我还要“抠门儿”,也许是挣了钱一切都忘记了。
太阳的圆和地平线的直线相切的时候,我们的东西才卖完,开始赶70华里的回家路。走到于洪区解放公社,天早就黑了,每个村子都是死一样的寂静,没有人出来闲逛,一则天冷,二则时下慌乱。我们继续向北的方向骑着自行车,到了我们罗家房公社的地界,还有25里路就要到家了。就在这个时候,李玉民说啥也骑不动了,只好在路边休息一会儿。
天很冷,坐下来就觉得寒风刺骨,我就叫他起来赶路。糟糕的是,李玉民好像没听见我的话,没有丝毫反应。
他怎么了?漆黑漆黑的天,我什么也看不到他,他的脸色。我就用手去摸他,啊?他的脸上全是汗水,像洗过了一样,冰凉冰凉的。啊?他虚脱了!我心里一阵紧张,从来没有过得紧张。
是啊,路途的遥远劳累,腹中无食,天气寒冷,还有他胆小的恐慌,不虚脱才怪呢。其实,那时的我也是浑身无力一个劲地打颤。可我不能倒下,否则他就崩溃了。
我继续呼唤着他,少顷,他终于说话了:
“大哥,我害怕……”
为了给他壮胆,我自称沿途的“造反派”我都认识的,不会打劫我们的,他点点头,表示我说的他相信了。
那时的农村也有“造反派”,只是没有城里闹得凶。他知道我念过初中高中,同学很多,“造反派”就是学生的代名词。
李玉民总算被我的信心打动了,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勉勉强强上了自行车。当时的砂石路几乎和土路差不多,坑坑包包的,我在他前面开路,他跟在我的身后。走了不到一里路,他又支持不住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干脆,我就把一条麻绳拴在他的车把上,另一端拴在我的货架上,我拉着他骑车。
他没有一点力气蹬车了,全凭我的牵引。最费劲的是,他很难把住车把,东歪西扭要摔倒,我就得使劲地加速来控制他的倾斜,汗如雨下……
我一边骑车还要一边和他搭话,否则他又闭上了眼睛,那就危险了。
大约快9点了,我才欣喜地看见家乡的灯光。我问他:
“玉民,你看看前面的堡子是哪里啊?”
“大哥,我不知道。”
“到家了,这不是大桥吗?”
我们的堡子南,是一座大木桥,1953年洪水过后修建的,从此,就把德盛堡北部的村子叫“大桥”了。后来的地图上就有了这个地名,一直叫到如今。
我叫住了他,让他下车,怕他拐弯是跌倒,再说,我也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
这时候,他清醒了,他说他一路上都在做梦,忽忽悠悠的。我苦笑。
走到我家门口儿时,我没有进屋,先把他送到家里。
到了他家大门口儿,他还要往前走,不认得自己的家了。我好笑。
“是俺家吗?”
他又糊涂了。
我一直送他进屋,他见到爸爸妈妈和媳妇,才如梦方醒。
回到家里,我的脑袋嗡嗡作响,棉衣棉裤早就被汗水湿透了。
这一趟我卖了10多块钱,最大的面值是1圆的,只有一张。孩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比吃糖还高兴,一个一个地数着,我在一边一大口一大口地吃着饭,夹杂着时不时落下来的眼泪。我不仅仅是为了钱而感慨,只是觉得孩子太苦了,一年也见不到钱,见不到我从远处回来买些什么东西给他。
2 同队农友(出谋相亲)(3)
2同队农友(出谋相亲)(3)
李玉民是很能吃苦的,特勤劳勤奋。他自己的房场原来是个很深的大坑,修辽河的沈北大堤取土时挖的“土方坑”。我们生产队的最后一趟街北面紧靠大堤,南面全是住户,房基地比其它生产队都紧张,要想盖房子,只好选择那个大坑了,把它填平。李玉民硬是挺起双肩把那个大坑填平了,人称现代愚公。
他虽然能吃苦耐劳,就是胆子太小,从此他不做笤帚的买卖了,他永远不会从那天的噩梦中醒来。这就是那时许多农民的心态和生活的原则:宁走百步远,不涉一步险!
李玉民是贫下中农,尚且不敢冒险,地主富农的子弟就敢冒险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们有他们的生存法则。
李风仁,富农成份,比我大一岁,更是胆小怕事。他父亲李庆瑞不是富农份子,他们家借了他堂爷爷李殿军的光,就是前文老两口游街的那个人。他们李家就成了一窝“地富子弟”,备受歧视。
60年代农村的婚姻习俗,依然被旧社会早婚的影子笼罩着。王凤成等好多青年都是早婚的,男女青年20一出头还没有找到对象、结婚,就算大龄的了,就成了人们背后议论的对象,父母就会为之忧心忡忡。这时的李风仁已经27岁了,对象还没有影子,愁得爹妈的眉头紧锁,从来就没有舒展过。
1968年初春的一个上午,我们在地里刨玉米茬子。歇气儿的时候,李风仁会我去僻静的地方解手,他说有话要和我单独说。看他的神色,既秘密又疑虑,猜不到他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我就问他:
“有什么事你就和我直说吧,这里没有人听到的。”
“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你说我怎办?”
“那还用说吗,看啊。”
我很肯定,支持,他还是犹豫。
原来对象是本溪山区的,离我们这很远,他拿不定主意去还是不去。不去吧,错过了一次机会,家边上很少有人给他介绍对象的,都嫌他成份高,介绍也是白介绍,不如不介绍,所以他都27了对象还没有影子。要是去吧,害怕看不成,还得搭进去十几元的路费。
十几元的路费可不是小数目,足够挣好几年的了。我们生产队从1964年到1967年的4年中,几乎是家家没有从生产队挣回一分钱,十几元钱当然是个天文数字了。再说了,很多人家都没有钱,借都借不到,愁人。
再说李风仁原来在新民农校(县办中专)念书,没等他毕业学校就下马了。这所学校是在大跃进年代匆匆上马的,如今下马也在情理之中。学校下马后,他马上就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对未来从来就没有异想天开过,安分守己地当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所以,农村的所有活计,李风仁样样精通,是左邻右舍公认的一把好手,“正经巴呗”的庄稼把式。无可奈何,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愣是没有对象,倒是成了唯成分论受害者的对象。
看对象,他犹豫,让我给他拿主意,我自然是肯定的,并给他打气,也打保票,我说:
第一,你个人的条件很好,个头长相没有说道,算是上等人,对吧;
第二,我们这再穷也比本溪山区好吧,我们能吃饱饭,她们那就惨了,不然人家会到我们这找对象吗;
第三,问到你家的成份,你就说是改造落后地区错划的,眼下正在甄别之中;
第四,凭借以上三条,她保准能和你一起回来,对象的成功率就在一半以上了。到时候我有锦囊妙计,让她来而不归,有来无归……
没过一个星期,李风仁果然把那个姑娘领了回来。当天晚上,我和王凤成等好几个年轻的朋友一起来到李风仁的家里,这就是我的锦囊妙计。
我们几个人的话题,都围绕在李风仁的人品和我们这块土地上,落实一个“赞”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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