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作者:我会做得好 更新:2021-12-03 05:59
这对于贾书记、周乡长无疑是个重大的失误,面子何在?公信力安在?在建厂之前,他们无条件无代价地成为李晴天专利的鼓吹者,热衷者。如今,“专利”成了烫手的山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4 本土的上司 (又是陷阱)(4)
4本土的上司(又是陷阱)(4)
1993年春节前,李德英、金都二位见势不妙悄悄地卷起铺盖回了沈阳,不告而辞,从此杳无音信。对他们明里来暗里走,我很理解,人家是来挣钱的嘛,现在赚不到钱,就像壶里没有酒留不住客人一样。与其说他们对鞋厂失望,不如说对李晴天彻底地丧失了信心和绝望。事到这般地步,难道鞋厂就这样倒闭了吗?我在反复思考中,春节即将来临。在家家户户都在办置年货的氛围中,我意已决:鞋厂不能黄!改生产专利鞋为生产一般商品鞋。
这一想法很快得到周乡长的赞成,起死回生的鞋厂在冰天雪地的隆冬里艰难地复苏着。
过了春节,在缺少资金作为动力的情势下,“鞋”的脚印在残雪的地表上慢慢地前行滚动着。走了“洋技术”李德英、金都,聘来了“土专家”王润章为技术指导兼任副厂长要职。
王润章,本地人,是名声不错的鞋业行家。他的名气当然没有“洋技术”那么耀眼显赫,但他的工资我还是定位在每月600元,比我的工资高200元,比用李德英、金都合计省下600元。王润章得到我的“器重”,很是感慨,也“知恩图报”,做出来的第一批鞋就全部销售,开局不错。
初夏将至,女士瓢鞋提前上市,并赢得了新民、彰武、法库、康平,阜新、沈阳的市场份额,鞋厂渐渐康复茁壮。在盛夏做鞋的淡季,鞋厂收回在外地根本没有销售的所有的“专利鞋”,改造为商品鞋,成功地卖回了成本,“雪球”越来越大了,鞋厂的知名度日渐升高。
这年夏末秋初,新民市委市政府在大红旗镇召开了“乡镇企业实行股份制动员大会”。会后,经乡党委研究决定,罗家房乡企业的股份制首先在鞋厂搞试点。
消息一经传出,前来入股的纷至沓来,新民市财政局、广播电视局等机关的人员趋之若鹜。本地的银行、信用社的职工也加入期间,也包括贾书记周乡长在内……毋庸讳言,此时此刻的鞋厂之现状、前景、管理、效益……绝不是炒作可以达到的,那些人比谁都聪明。
那些年来,乡镇企业不断遭受重创,损失了大量的钱财和血汗,“大家拿”仅仅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后来则位居其次了。更重要的原因有两条:一是上级下指标定方向,给你刚性任务必须完成,叫做“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逼得你铤而走险,死要面子活受罪,赔了夫人又折兵,落个鸡飞蛋打负债累累。二是领导幼稚、懵懂,根本不懂得市场规律和商品经济的内涵与轨迹,被城里的“明白人”忽悠得不知所措,甚至“认贼作父”,任人说教、任人摆布、任人宰割、任人啖噬。
这一年初秋时节,乡政府在发展乡镇企业的进程中,又有一个新的举措,将“新曹保安器厂”吞并,成立乡政府与个人间的合资企业。其目的是想走出发展的瓶颈,其结果又步入了一个更大的陷阱中来。
“新曹保安器厂”原系曹家村与沈阳一个姓白的人合办的企业,生产电子保安器。保安器,有的人叫它漏电保护器,一有漏电或人畜触电发生,就能自动关闭电源,有保安的功能与作用。这个产品也是有专利的,那时候专利产品是非常的时尚啊,无论真伪都打专利的旗号,保安器也披上了这张虎皮。许多人都觉得专利很神圣,但那时候我已经有一项专利了,所以我对专利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吞并后的保安器厂直接进入股份制的轨道,股东共四方:姓白的、姓荆的、曹家村和乡政府。原厂的所有设备设施、元器件、部分成品半成品,折合人民币50多万元,属于白与荆共有,白是董事长,荆为副厂长。他们两个人是生死“狱友”,白把50万元的“资产”拨给荆10万,便于荆参与控制企业管理。曹家村所属的厂房计20万,乡政府投入流动资金20万,企业即将开始运作,需要一位厂长到任,这是协议中的共识。
就在这个时候,我可以从鞋厂腾出一只手来了,经党委研究后,1994年初春我做了新曹保安器厂的厂长,并兼任鞋厂厂长,主要精力放在后者。
令我吃惊的是,到厂之初我查看过“白荆”的资产后发现,50万元水份太大,仅仅价值10万!
对原厂清产核资的工作早已终结,是在周乡长参加的情况下,企业公司赵经理亲自参与下进行的。10万元的家资被膨胀为50万元,玩笑开大了。虽然后来做了更正,但暴露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曹家村和沈阳方面都想把危机转嫁给乡政府,然后在渔利,这是铁定的事实。也就是说,那时的企业已经破产。
曹家村的书记是个游手好闲的哥们,全凭着姓曾的会计支撑着那一盘散沙。他们是亲家关系,书记的事就是曾会计的事。村上有什么失误,村民有什么怨言都认为是会计的责任,他实际上是村里的一把手。
保安器厂办成这样,曾会计自知责任重大,难脱干系。于是,他就游说乡里的书记乡长,说保安器厂如何如何前景光明,我们就差没有资金……陷阱就这样挖成了。曹家村拿自己20万的房产结清了10多万元的银行债务,转到乡政府的名头上,随之一退六二五……
乡里明白了又掉进“窟窿”里,但回头路走不通了,只好硬着头皮孤注一掷,一心要走出漆黑的无底洞。结果可想而知,越走越远,越陷越深,回天无力。道理很清楚,所谓的专利纯属欺骗,生产出来的保安器根本不“保安”。后来虽然经过东北大学教授研究设计,但此路不通!
两年的时间,我当了两个厂子的厂长,过瘾了!我从鞋厂出来的时候是有交待的,叫做扭亏为盈,不然谁肯接我的破乱摊子?保安器厂因为先天不足,神仙也难以妙手回春,责任在于谁,不言自明。
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实现了自己预期的初衷,对得起领导,也对得起社会和自己的良心。在鞋厂的墙上,至今还有我的座右铭——“送客不送礼,让座不让烟”。我没有给任何领导和任何人送过包括鞋在内的任何礼物,但我的“实惠”也不少,许多人都非常关心关注。
4 本土的上司 (两面人生)(5)
4本土的上司(两面人生)(5)
首先是我吃的实惠,且心安理得。
任何企业都少不了与外界相关人员的联系交往、沟通洽谈,人家总不能背着饭锅来吧,你就得招待,客人嘛。不过,在我任厂长期间我没和客人去过一次“像样”的饭店,到小吃部就餐也不超过5次。乡政府所在地能没有几家上好的酒店吗?但我去不起,也不想去,企业拮据,百废待兴,能省就省。况且我当厂长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和“吃吃喝喝”的风气作对来的,我没有忘记,更是做不出来。大庆的客商千里迢迢来批发鞋,是来送钱的财神爷,本该热情招待,去高级酒店,但我依然按既定的原则在鞋厂自己的食堂就餐。客人是不能慢待的,就让炊事员到街上买最好的鱼、最好的当地“小烧”。这比饭店实惠多了,还有特色,花的钱仅仅是饭店的三分之一还不到,剩下的饭菜也不白扔,何乐而不为?
社会上好多有头有脸的单位和个人,他们有个大事小情眼睛就盯上你了,请柬一把一把地往你手里塞,去还是不去?
去了,老东给你个人丰厚的礼品回馈,花公家钱个人落实惠,皆大欢喜。不去吧,得罪了他,都说你不会办事,太死性,公家的钱又不是你自己的,死脑筋一个!面对形形色色的约请,我讲的还是“实惠”二字,去也讲实惠,不去也是实惠。
乡企业公司是乡镇企业的领导者、上级,那的头头自己家开办的酒店开张了,请我,我没去。我觉得,花我个人的钱我不情愿,我们之间没有这个情意,我个人从来就没有因为这样的事劳驾过任何人,我行我素。花公家的钱太违我心,假公济私有违纪律更违心,不能去。
不久,新的银行办公楼落成典礼约我去参加,我去了。那是因为我欠人家的“人情”。在我企业最困难的时候,我只说一句话,人家二话没说就给我贷款了,我得知恩图报。这次赴宴不是我一个人,副厂长、会计、出纳,一共四个人“倾巢而出”。
“我够意思吧?”我问银行的主任,他笑了:
“谁也算计不过你!”
我说咱们是邻居,你家有事俺家都来了,这不是很讲义气嘛。其实,我们全家出动讲的还是“实惠”二字。吃他们的饭是小菜一碟,每个人拿回一份厚礼那才是真的啊。我一个人去也得花600元,四个人还是那些钱,这笔帐不实惠吗?也就是说,鞋厂对职工的“公益事业”,我没有自己独吞独享的任何项目。
我所以下海的目的上面说得很清楚了,但还有一个“实惠”也是公开的,那就是我的工资。那时候我的三个孩子有两个念大学的,一个念重点高中的,凭我那点工资简直是难以想象能够维持。所以,我一个人要顶两个人来挣钱,就去当厂长了。别忘了,我一个人曾经当两个厂子的厂长,加上原机关岗位的工资,我一个人挣三份的工资,够实惠的了。
4 本土的上司 (又是陷阱)(4)
4本土的上司(又是陷阱)(4)
1993年春节前,李德英、金都二位见势不妙悄悄地卷起铺盖回了沈阳,不告而辞,从此杳无音信。对他们明里来暗里走,我很理解,人家是来挣钱的嘛,现在赚不到钱,就像壶里没有酒留不住客人一样。与其说他们对鞋厂失望,不如说对李晴天彻底地丧失了信心和绝望。事到这般地步,难道鞋厂就这样倒闭了吗?我在反复思考中,春节即将来临。在家家户户都在办置年货的氛围中,我意已决:鞋厂不能黄!改生产专利鞋为生产一般商品鞋。
这一想法很快得到周乡长的赞成,起死回生的鞋厂在冰天雪地的隆冬里艰难地复苏着。
过了春节,在缺少资金作为动力的情势下,“鞋”的脚印在残雪的地表上慢慢地前行滚动着。走了“洋技术”李德英、金都,聘来了“土专家”王润章为技术指导兼任副厂长要职。
王润章,本地人,是名声不错的鞋业行家。他的名气当然没有“洋技术”那么耀眼显赫,但他的工资我还是定位在每月600元,比我的工资高200元,比用李德英、金都合计省下600元。王润章得到我的“器重”,很是感慨,也“知恩图报”,做出来的第一批鞋就全部销售,开局不错。
初夏将至,女士瓢鞋提前上市,并赢得了新民、彰武、法库、康平,阜新、沈阳的市场份额,鞋厂渐渐康复茁壮。在盛夏做鞋的淡季,鞋厂收回在外地根本没有销售的所有的“专利鞋”,改造为商品鞋,成功地卖回了成本,“雪球”越来越大了,鞋厂的知名度日渐升高。
这年夏末秋初,新民市委市政府在大红旗镇召开了“乡镇企业实行股份制动员大会”。会后,经乡党委研究决定,罗家房乡企业的股份制首先在鞋厂搞试点。
消息一经传出,前来入股的纷至沓来,新民市财政局、广播电视局等机关的人员趋之若鹜。本地的银行、信用社的职工也加入期间,也包括贾书记周乡长在内……毋庸讳言,此时此刻的鞋厂之现状、前景、管理、效益……绝不是炒作可以达到的,那些人比谁都聪明。
那些年来,乡镇企业不断遭受重创,损失了大量的钱财和血汗,“大家拿”仅仅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后来则位居其次了。更重要的原因有两条:一是上级下指标定方向,给你刚性任务必须完成,叫做“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逼得你铤而走险,死要面子活受罪,赔了夫人又折兵,落个鸡飞蛋打负债累累。二是领导幼稚、懵懂,根本不懂得市场规律和商品经济的内涵与轨迹,被城里的“明白人”忽悠得不知所措,甚至“认贼作父”,任人说教、任人摆布、任人宰割、任人啖噬。
这一年初秋时节,乡政府在发展乡镇企业的进程中,又有一个新的举措,将“新曹保安器厂”吞并,成立乡政府与个人间的合资企业。其目的是想走出发展的瓶颈,其结果又步入了一个更大的陷阱中来。
“新曹保安器厂”原系曹家村与沈阳一个姓白的人合办的企业,生产电子保安器。保安器,有的人叫它漏电保护器,一有漏电或人畜触电发生,就能自动关闭电源,有保安的功能与作用。这个产品也是有专利的,那时候专利产品是非常的时尚啊,无论真伪都打专利的旗号,保安器也披上了这张虎皮。许多人都觉得专利很神圣,但那时候我已经有一项专利了,所以我对专利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吞并后的保安器厂直接进入股份制的轨道,股东共四方:姓白的、姓荆的、曹家村和乡政府。原厂的所有设备设施、元器件、部分成品半成品,折合人民币50多万元,属于白与荆共有,白是董事长,荆为副厂长。他们两个人是生死“狱友”,白把50万元的“资产”拨给荆10万,便于荆参与控制企业管理。曹家村所属的厂房计20万,乡政府投入流动资金20万,企业即将开始运作,需要一位厂长到任,这是协议中的共识。
就在这个时候,我可以从鞋厂腾出一只手来了,经党委研究后,1994年初春我做了新曹保安器厂的厂长,并兼任鞋厂厂长,主要精力放在后者。
令我吃惊的是,到厂之初我查看过“白荆”的资产后发现,50万元水份太大,仅仅价值10万!
对原厂清产核资的工作早已终结,是在周乡长参加的情况下,企业公司赵经理亲自参与下进行的。10万元的家资被膨胀为50万元,玩笑开大了。虽然后来做了更正,但暴露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曹家村和沈阳方面都想把危机转嫁给乡政府,然后在渔利,这是铁定的事实。也就是说,那时的企业已经破产。
曹家村的书记是个游手好闲的哥们,全凭着姓曾的会计支撑着那一盘散沙。他们是亲家关系,书记的事就是曾会计的事。村上有什么失误,村民有什么怨言都认为是会计的责任,他实际上是村里的一把手。
保安器厂办成这样,曾会计自知责任重大,难脱干系。于是,他就游说乡里的书记乡长,说保安器厂如何如何前景光明,我们就差没有资金……陷阱就这样挖成了。曹家村拿自己20万的房产结清了10多万元的银行债务,转到乡政府的名头上,随之一退六二五……
乡里明白了又掉进“窟窿”里,但回头路走不通了,只好硬着头皮孤注一掷,一心要走出漆黑的无底洞。结果可想而知,越走越远,越陷越深,回天无力。道理很清楚,所谓的专利纯属欺骗,生产出来的保安器根本不“保安”。后来虽然经过东北大学教授研究设计,但此路不通!
两年的时间,我当了两个厂子的厂长,过瘾了!我从鞋厂出来的时候是有交待的,叫做扭亏为盈,不然谁肯接我的破乱摊子?保安器厂因为先天不足,神仙也难以妙手回春,责任在于谁,不言自明。
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实现了自己预期的初衷,对得起领导,也对得起社会和自己的良心。在鞋厂的墙上,至今还有我的座右铭——“送客不送礼,让座不让烟”。我没有给任何领导和任何人送过包括鞋在内的任何礼物,但我的“实惠”也不少,许多人都非常关心关注。
4 本土的上司 (两面人生)(5)
4本土的上司(两面人生)(5)
首先是我吃的实惠,且心安理得。
任何企业都少不了与外界相关人员的联系交往、沟通洽谈,人家总不能背着饭锅来吧,你就得招待,客人嘛。不过,在我任厂长期间我没和客人去过一次“像样”的饭店,到小吃部就餐也不超过5次。乡政府所在地能没有几家上好的酒店吗?但我去不起,也不想去,企业拮据,百废待兴,能省就省。况且我当厂长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和“吃吃喝喝”的风气作对来的,我没有忘记,更是做不出来。大庆的客商千里迢迢来批发鞋,是来送钱的财神爷,本该热情招待,去高级酒店,但我依然按既定的原则在鞋厂自己的食堂就餐。客人是不能慢待的,就让炊事员到街上买最好的鱼、最好的当地“小烧”。这比饭店实惠多了,还有特色,花的钱仅仅是饭店的三分之一还不到,剩下的饭菜也不白扔,何乐而不为?
社会上好多有头有脸的单位和个人,他们有个大事小情眼睛就盯上你了,请柬一把一把地往你手里塞,去还是不去?
去了,老东给你个人丰厚的礼品回馈,花公家钱个人落实惠,皆大欢喜。不去吧,得罪了他,都说你不会办事,太死性,公家的钱又不是你自己的,死脑筋一个!面对形形色色的约请,我讲的还是“实惠”二字,去也讲实惠,不去也是实惠。
乡企业公司是乡镇企业的领导者、上级,那的头头自己家开办的酒店开张了,请我,我没去。我觉得,花我个人的钱我不情愿,我们之间没有这个情意,我个人从来就没有因为这样的事劳驾过任何人,我行我素。花公家的钱太违我心,假公济私有违纪律更违心,不能去。
不久,新的银行办公楼落成典礼约我去参加,我去了。那是因为我欠人家的“人情”。在我企业最困难的时候,我只说一句话,人家二话没说就给我贷款了,我得知恩图报。这次赴宴不是我一个人,副厂长、会计、出纳,一共四个人“倾巢而出”。
“我够意思吧?”我问银行的主任,他笑了:
“谁也算计不过你!”
我说咱们是邻居,你家有事俺家都来了,这不是很讲义气嘛。其实,我们全家出动讲的还是“实惠”二字。吃他们的饭是小菜一碟,每个人拿回一份厚礼那才是真的啊。我一个人去也得花600元,四个人还是那些钱,这笔帐不实惠吗?也就是说,鞋厂对职工的“公益事业”,我没有自己独吞独享的任何项目。
我所以下海的目的上面说得很清楚了,但还有一个“实惠”也是公开的,那就是我的工资。那时候我的三个孩子有两个念大学的,一个念重点高中的,凭我那点工资简直是难以想象能够维持。所以,我一个人要顶两个人来挣钱,就去当厂长了。别忘了,我一个人曾经当两个厂子的厂长,加上原机关岗位的工资,我一个人挣三份的工资,够实惠的了。
作品本身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如因而由此导致任何法律问题或后果,本站均不负任何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