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是他，引导张书记把我带进死亡的大门。
  曲作明曲会计，比我大3岁，小时候我们在孟家窝棚住一趟街，相隔只有两家，他住我家东头。原本是个聪明机灵，身体健全的人，1950年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只胳膊，成了伤残人。
  他是大队会计，也是我曾经的上司，也是厉害的上司。他的嘴厉害，伶牙俐齿。批判会从他发言开始就变成了批斗会，他的每句话都咬得我出血。
  回想起来，正是他厉害的嘴，咬去了自己的眼睛和胳膊。
  刚解放，农村的经济和解放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孩子们吃的零食只比解放前多了一样东西，叫做“嘣豆”。嘣豆，有玻璃球那么大小，黄褐色的有光泽且酥脆，我没有吃过，是看人家吃时想象到是那样的。那时农村没有小卖店，小食品都是小商小贩走街串巷叫卖，品种只有麻花、烧饼、灶糖、糖葫芦、炒花生这么5种。在平时谁舍得花钱买啊？只有孩子头疼脑热了，家长才思考再三买那么一点，就当吃药了。我能吃上这些小食品，都是有病时得到的。为了多吃几口，病好了也说没好，母亲有时候就再买一些给我，但她总要搭上一句话：“装病！”
  曲作明也是孩子嘛，也想吃到嘣豆，家里没有钱买，就捡些碎铜破铁换。
  初冬的一天早上，突然一声爆炸震惊了所有人，是从堡子东面传来的。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见有许多人朝曲家急急忙忙地跑去。
  曲作明被炸了，他捡到一个炮弹的引信，扣那上面的铜引爆了，顿时血肉模糊。刚解放，雷管、子弹、手榴弹、炮弹，那个地方都有，只要你细心就会见到。
  我们的堡子在辽河边，离沈阳90华里。那咱没有平坦的公路，更没有公交汽车，遇到这种紧急的情况，只有抬担架。直到60年代初，急症患者都采用这样的方式去沈阳就诊，至少得8个小时才能到达，好多不该死去的人，在半路上就命丧黄泉了。
  他死里逃生，但活得很艰难，眼看就30岁了还没有成家，尽管有一个会计的招牌。谁家的姑娘眼睁睁地嫁给一个残疾人啊……
  后来曲作明心不甘情不愿地，与一个比他小5岁失明的女人结婚了。那个女人姓刘，也是我们的老乡，从小就失明了。听有人说过，结婚的当晚，他哭得很厉害。刘姑娘为他生了一个女儿，没有几年就死了，好不悲凄。
  曲作明是不是有些心灵扭曲，我不敢断言，但他处事做事确实与一般人有所不同，他得罪了很多人就是证据。他的对立面很多，一条共同创作的顺口溜就是讥讽贬损他的写照——
  一个眼睛两张嘴，三只胳膊四条腿。
  这就是他们夫妻的画像，尽人皆知。我听了摇头，不应该这样“放肆”，口无遮拦的咒骂人。
  批斗会上，我想起了这个顺口溜，觉得他挺可怜，也可气。为什么不好好地做人，不然的话，这个顺口溜会止于善者，是你不善啊。
  他果然不善，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他指着我说：
  “像这样的败类，就得交到公社专政组去接受专政！”
  听到他这么说，所以的人都为我捏了一把汗。那是个什么地方啊？那是个阎罗殿，是个“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的地狱！
  由他这么一说，张书记表态了：
  “明天我就送你去公社！”
  大队组织的来人没有示弱的，揭发批判一个比一个上纲上线。和大跃进誓师大会一个模式，态度一个比一个坚决。最后一个人的“发言”，只有用“十恶不赦”“死有余辜”来结尾了……
  1 厉害的上司（无力回天）（4）
  1厉害的上司（无力回天）（4）
  第二天清晨有些阴冷。我还没有上班，大队人保组的老雷派人就派人来传唤我，吉凶难料。
  爱咋咋的，我没有多想什么。
  大队部很清静，办公室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老雷，一个是老贺头。
  老雷是人保组的主任，老贺头是老党员，当过多年的大队长。解放初期老贺头就是党员了，合作化他在全县第一个办起了初级社，一时间名声鹊起。这些年来岁数大了，不再担任什么职务了。别看他不是什么官了，但说句话还是有人听的，很有面子。在家没事，老贺头就来大队看报纸，从来不参与大队的任何“政事”。
  见我来了，他放下报纸，看看我，没有说什么，又继续看报纸。
  老雷呵呵地笑了，骂了我一句“他妈的”，就让我坐。
  “他妈的，下回注意，回去吧，真他妈的……”
  我的滔天大罪就这样被豁免了，我没有想到，就对老雷表示“谢谢了”。
  “他妈的，些我干什么……”
  我和老雷都是原来孟家窝棚的老户，街坊上论，我叫他雷二叔。他不让我谢他，我不解，只好倒出缘由来。
  我这次法外开恩大难不死多亏了老贺头。我“造反”的事，他在大队听得一清二楚。后来听说张书记要把我教到公社，他说话了：
  “教育教育就是了，弄到公社有什么必要吗？”
  张书记反问他：“你说怎么教育？”
  “批判会你也开了，你说怎么教育？”
  张书记默不作声，就和老雷耳语了几句。
  老贺头怕节外生枝，所以一大早就等在大队。见老雷如此这般“教育我”，他扔下报纸就走了，我没来得及谢谢他。
  80年代初，老贺头已经90岁的高龄了，还经常到大队来看报纸。那天我从乡里来我们村办公事见到了他，他正在被书记呵斥。
  “碍事叭啦的，总往这溜达啥？”
  “曹书记，碍什么事了？有这样关心国家大事的党员，咱们村有几个？”
  我看不过去，连说带笑地诘问他说话太不尊重人。
  村上的报纸多得是，真正看的真就没有几个人，挑点花边新闻看看，闲聊有话题也就是看报纸的宗旨了。
  老贺头是不是建在，我不知道，只知道后来他不去村上看报纸了，仅仅是年龄大了吗？
  那次没把我置于死地就算是造化了，还当什么组长啊？我也后悔不该不听红卫兵的最高指示，闹出一场虚惊来。清醒的时候就想，天即使塌下来，我之所忧又能奈何？“促生产”永远也不能促进“革命”，“促生产”险些成了革自己的命了，作茧自缚！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张书记也因天天酗酒，酒后无德，疏于朝政而遭革职。他喝酒没有一点的节制，从监狱回来就喝。什么酒他都敢喝，贫下中农的喝，满月酒也喝，甚至“地富”的酒也敢喝。他不怕“混线”，我是书记我怕谁？
  刚从监狱回来喝，尽人理解，结束牢狱之灾值得庆贺。后来接着喝，人们更是理解，老婆回来了，大喜。
  他在监狱时，老婆不能养活一帮孩子，“嫁人”了，和本队一个姓朱的老光棍同居多年。那时的人讲良心，老婆“不愿意”离开姓朱的，说那是忘恩负义。姓朱的满脸的皱纹，形体猥琐，斗大的字不认识一麻袋，怎么和潇洒倜傥的张书记相提并论啊！后来经热心人说和，彼此都解放了“传统守旧”的思想，破镜重圆啦。
  再后来的喝酒，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几起几落，致使他内心矛盾重重，难以走出如何做人和做官的怪圈，烦闷又苦恼，唯有“借酒浇愁”。他真的很后悔，后悔走错了许多步好棋，心甘情愿地整过好多好人。在喝酒的言谈中，他想过向人家赔礼道歉，但清醒后就推翻了。他说，道歉是无济于事的，“疮好了，疤瘌还在。”下野后，他消沉了许多许多，自以为毕生的精力已经耗尽枯竭，更是想以酒来激活仅有的一丝希望，他希望历史重新再来！
  历史不会再来，生活却在无情地延续着，就像他一天到晚的程序——
  无论是生产队时的“大帮哄”，还是实行分田到户的责任制以后，张大叔都是早上默默地去地里干活，晚上悄悄地回到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入，生怕有人来讨债似的。那是他很少喝酒了，体力难以驾驭酒力，囊中羞涩难以沽酒，几乎是到了穷困潦倒的天地。
  没过几年，他和老伴都得了慢性疾病，个个面容憔悴形容枯槁。自己的责任田也无力经营，够得上“几块疮痍，几多疮疤”了。村党支部，对这个老党员老革命干部很关切，时常给予一定的补贴。怎奈他的困难太多太大，这些有限的输血难解他越烧越旺的“心火”，有限的补救仅仅杯水车薪而已。有道是：输血不如造血，世界上一切繁荣与昌盛，没有一样是输血创造出来的。张大叔已经没有造血的机能了。
  期间，我去过他家两次，其捉襟见肘的拮据令人生怜。那时候我正处在“草房+学生=贫困”的尴尬中，对他无力支撑，只能“同病相怜”，好言相慰让他鼓起勇气了。后来我不想去了，也没有再去过他家，他见到我那种内疚之情让我坐立不安。
  人为什么要自责呢？又为什么要记恨呢？我没有丝毫这样不人性的闪念，因为，所有的不愉快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电影”既已上演完毕，背景还那么重要吗？“小鱼泛不起大浪”，我们都是“小鱼”，就不要苛求那惊涛骇浪把你冲向何方，受到过什么惊心动魄的劫难，只留下那么一个疮疤就够了，忘却疼痛的好，更不可耿耿于怀。面向未来吧，那才是你的力作，才是你新的一页。
  我做办公室主任的时候，他的老伴到乡里请求救济，每次都是我帮她把事办完，再安排她坐车回家才做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