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悬崖走峭壁，我一个人领着一帮十几岁的学生，学校领导没派其他老师和我同往，万一出现安全的问题，放在现在责任可就大了。
  在那个时候，老贫农和校长就那么粗心吗？不是，绝对不是。那个时候的学生没有现在这么娇气，倘若出现问题，家长也不会像现在一股脑地把责任都推给你来承担。我记得，好多家长见到老师的时候，总忘不了那句话：不听话，你就给我打他！
  在农村，老师是至高无上的，大概是解放前沿袭下来的“传统”吧。那时的学校也发生过“死人”的恶性事件，没有哪个老师来承担责任的。大概是1957年吧，在罗家房小学的一次篮球比赛中就死了一个学生，事后没有任何风波搅得学校鸡犬不宁。当然了，我们不能用“觉悟”来评论当时与现今孰高孰低，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时，老师有老师的样，家长有家长的样，学生有学生的样啊。
  七星山离学校八九华里的路，是沈阳以北辽河以南的制高点。当年八路军解放沈阳的时候，这里曾经是国民党嫡系部队扼守的军事要塞。山上构筑有大小72座碉堡，沟沟岔岔星罗棋布。这次测量山高，也把碉堡的分布方位弄清了，并绘制了“地图”，一张“军事地图”。
  老贫农对这堂室外课非常满意，我也得到他的赞许：“李老师教学很有一套啊，连我这大老粗都看明白了。”他指的就是那张“军事地图”。
  想不到的是，正是这张“军事地图”惹出了麻烦来，被“军师”发现了，致使长眠地下的英灵“再受一遍苦，再遭二茬罪”。“文革”期间最时髦的就是这句话了，是告诫天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否则，我们就要“再受一遍苦，再遭二茬罪”。想不到，这句话轮到了革命先烈。
  “军师”，就是那个“五七战士”董特派员，董连奎。得到我的手里有一张“军事地图”的消息，令他大喜过望。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谋划，他就把自己的独断专行强加给了二道房大队，还有二道房学校。
  他的谋划，是产生在“政治挂帅”与“阶级斗争”气候中的，是结合“忆苦思甜”与“阶级教育”的产物。他的谋划还符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原则，他反复发问：共产党八路军烈士的遗骨，为什么同国民党的碉堡共处一山啊？他们是为二道房这块土地牺牲的英雄，为什么葬在荒郊野外？现成的阶级教育史，学校为什么视而不见？
  董特派慷慨陈辞又义愤填膺，句句在理，字字千斤。就这样，在他咄咄逼人的倡导下，两位烈士的遗骨于1971年秋迁到二道房村北的一片荒地里，那里成为新的“烈士陵园”了。
  “陵园”没有围墙，也没有七星山的青松翠柏，也没有高山可依，也没有辽水环绕，只有孤零零一座用水泥红砖，临时建起的烈士纪念碑和两个墓碑。纪念碑的正面写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后面是烈士牺牲的经过以及悼念之词。墓碑其中之一书写着“侯其才烈士之墓”，居南；另一个是“赵瑞丰烈士之墓”，居北。
  第二年春，两座墓碑被牲畜“蹭痒痒”给蹭倒了。对此，不知道烈士九泉有知会作何感想，反正人们见了都骂董特派“无事生非”。
  当初所以把两位烈士的遗骨安葬在七星山，是部队首长和战友们的意愿，认为那是烈士安息的最好选择了。董特派一意孤行，不仅是对烈士的不敬，也惹怒了原来墓地周围的人们，那也是人家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啊！践踏了人家的感情，满足了他的自作多情，是何道理？
  二道房以及周围的学校，每年的清明节都要举行祭扫烈士墓的活动，去马虎山水库中心地带那个荒丘的一处烈士墓地。在那里，长眠着少说也有4名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现在，二道房学校的师生用不着舍近取远了，却冷落了那四名英灵，死人不知，活人伤感。由此看来，董特派的这个谋划“漏洞”太多了，甚至是一无是处，其中包括“怨声载道”。
  在董特派的思维中，“格式化”的东西体现在他敲定的碑文上。“革命先烈永垂不朽”的背面书写的碑文，竟然不顾历史的真实，随意地塞进他个人“格式化”的意志，他把“杨姓”描绘成无恶不作的地主武装，是杀害革命先烈的罪魁祸首，引起“杨姓”家族的强烈不满。“格式化”，就是那时千篇一律的“历史剧”情节的模式，只有这样“碑文”才能立得住。试想，人们在怀念先烈悲哀的情感中，这样的碑文不是更令人悲哀吗？
  2 貌似的老师（鉴别真伪）（2）
  2貌似的老师（鉴别真伪）（2）
  崇敬的可以恣意亵渎，历史的就会遭到任意践踏，科学的则被随意丢弃，难以入驻人们的心中。置身那个时代，麻痹，已经是每个人的通病，且都觉得没病才是有病，病得不清。
  有人说我是“貌似的老师”，就因为我自以为是真正的老师，才觉得我不是个真正的老师。除此之外，还因为我的日常工作常常没有老师的“形象”，而难以得到别人对我的认可，根本不像个老师。
  在学校，我还是个九等人。学校校田地的农活，都是我领头去干，活少的时候我自己去干。有时候刚干完活，就灰头土脸地去上课，上完课再去干活。上课就等于体力劳动后的休息，体力劳动则是脑力劳动后最好的放松。难怪人家说我是学校中的劳动力，是生产队劳动力中最轻松的人，有道理。
  和在生产队一样，学校的“活计”我样样都得拿得起放得下。语文、数学、化学、物理、体育、图画……除了音乐课以外，我什么都教过。我不爱教音乐，觉得就像赶车不爱和牛马说话，自然也就懒得“对牛弹琴”。
  “数理化”，学生爱学，感觉新鲜。在农村，别说是“数理化”的知识了解得甚少，许多农民连物理、化学这个名词都很少知道，他们的孩子对此哪能不感兴趣？
  原来初中3年的课程，现在要2年来完成，课本就是这么编的，内容粗放，“深奥”得像诗，跳跃性很大，这完全背离了学生的接受能力与规律。为了不泯灭他们的兴趣，当老师的就得深入浅出地讲解，能让学生掌握最基本的东西就算行了，就算成功了，就算你对得起他们了，也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
  良心换来了有口皆碑，都说我真有两下子，这有点叫我莫名其妙……
  哈哈，我终于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来，自己都憋不住要笑。那就是，听不懂的人越是多，就越是认为你“才高八斗”啊！你越是“才高八斗”，就越是有人“高看”你一眼，你就越是像个“貌似的老师”。
  1972年初春时节，德盛堡大队的李书记，也就是8队原来的队长，找到我“才高八斗”，说有要事相求。那么大个书记“求我”，我哪能不去？人家事先都和校长打招呼了，我知趣，搭个“求”字不是求我，是求校长。我干一不干二，铡草不倒粪，别说我不务正业就好。
  李书记开门见山，要我和他一起去沈阳买硫酸。
  70年代初，好多生产队对使用化肥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认识到化肥是粮食增产的重要因素。大家都想买回硫酸，自己用磷矿粉兑硫酸做磷肥，省钱，有效。
  李书记要我和他一起去，想让我鉴定一下硫酸的含量，害怕买到假硫酸，搭进去钱还让人家笑话。
  鉴定也好，鉴别也罢，相关的药品与仪器学校没有，我只能用物理的办法试试看了。李书记也无奈，只好如此。
  我带上天平、量杯和李书记去了沈阳一家化工厂，那个厂子在东陵区，很远，当天勉强返回。
  经过对硫酸比重的测量，这个硫酸的浓度太低了。看颜色，十有八九是废硫酸，PH值很低，根本不能使用。李书记相信了我的分析，奇#書*網收集整理没有买下这批硫酸。
  后来，这个厂子有个和李书记很熟的人告诉他，这些硫酸全是用过的，幸亏你们没有买，不然白白搭进去5000多元。那时，一个生产队的年终分配有个三千两千的就不错了，5000元是个想象不到的天文数字。
  你看，我又成了“农技员”，生产队做磷肥的时候都请我当参谋，把关。
  正是因为我客串了一回“参谋”，李书记才下定决心，自己大队的学校也要开办戴帽的初中班，省得有事求人家二道房学校的校长放人。
  1972年5月末，德盛堡在二道房学校的初中学生，回到了本大队的学校。进校的老贫农就是那次带队抄家的“老曲”。别看他的年龄只比我大两岁，全堡子的老少爷们都这样称呼他，年轻的“老谋深算”者也。现在，他对我很客气，只要我说出的话，他都言听计从。但我从来不胡言乱语的，只有一件事我是非说不可了。
  这就是要在学校建立一个气象哨，老曲十分赞成，我也得到如前文中一些想得到的效果，再此不再赘述。
  德盛堡的初中班，也和我当年任团支部书记一样地昙花一现了。到了下学期，公社在建立了曹家中学后，全公社北部11个村的初中班都河归大海一样吞并在一起，直到现在。我不愿意放弃我所经营的气象哨，没有回应曹家中学的诚意约请，依然在德盛堡小学任教，一直到1976年8月1日到公社上班。
  回想起差1个月就是整整6年的教师生涯，我往往暗自窃笑：
  我是怎么为人师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