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作者:我会做得好 更新:2021-12-03 05:59
到了1966年,“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掀起。没有多久,这场亘古未闻的政治大混战便正式命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一时间,“大毒草”、“黑五类”、“走资派”……的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一场暴风骤雨席卷天下,令人窒息。
随之,“重在政治表现”也被冲击得荡然无存,我闻到了自己将被屠戮的血腥味。取而代之的则是“红卫兵”、“革命派”、“造反派”,继而,所有的大中学校的学生便冲出校门、闯进社会、占领各个领域,像天兵天将一样所向披靡!
从此,死里逃生的我,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1 地道的农民(苦中作乐)(4)
1地道的农民(苦中作乐)(4)
1966年7月末,那是农闲季节,我却没有闲心享受清闲。如火如荼的政治气候和七月流火的季节灼热在一起,人人都像热锅上的蚂蚁,匆匆忙忙。有的是忙于火上浇油,烧毁整个旧世界。有的是希望有人“釜底抽薪”,回到恬静的氛围中,创建一个新世界。愿望,往往是美好的,结果常常是背道而驰,一个高低悬殊的落差,摔得你失魂落魄七窍流血。
那是一天晚上8点多钟,太阳已经落山了,晚霞也淡淡地隐去,西天边只剩那么一抹鱼肚白。整个天空显得苍白无力,星星都不眨一下眼,安详地睡了,连一点梦幻都做不出来似的沉寂。
新上任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李秀清,也就是我们8队原来的队长,在7队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我是团支部的第一“领导”,开会的事却没有任何人通知我,是我看到许多人朝7队走去才知道的。开什么会?多数人都明白了,只有少数团员还在梦中。
“不会撤职吧,他干得多好啊!”人们在议论着,还在说梦话,还没有从睡梦中醒来。我很清醒,撤我的职易如反掌,就像打到一个牛鬼蛇神那样,何况我具备许多牛鬼蛇神没有的“特征”啊!
家庭成份、社会关系,那是臭名昭著的老字号,新开张的招牌——走资派!
前不久,父亲被专政了。他是校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过伪警察(仅仅7天)、国兵……只戴一顶走资派的帽子,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
怎么能让走资派的子弟领导贫下中农的后代啊!
李书记严肃而又郑重地宣布撤销我的“官职”,会议就在一分钟后结束了,就好比一颗流星闪过用掉那一瞬间。
还好,撤职已永远不可挽回,但他没有宣布开除我的团籍。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从那时起,团员的真正作用再也没有起死回生,直到现在只剩下一具空壳。这也许就是“文革”的功绩,人们不会忘记。
从加入共青团到被罢官,自我陶醉的灿烂时刻,最恰当的四个字当属“昙花一现”了,也可以用“南柯一梦”来描述。霎时间,我从农村中的第四等人跌落到第九等人,与四类份子属于同一类人。我没有什么怨恨,更不能怪李书记对我无情。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自古有之,古为今用。
每年里,我们九等人冬去春来,扶着犁把,扛着锄头,拿着镰刀,披星戴月,栉风沐雨;熬稠了岁月,磨碎了光阴,集聚了年轮;脸色如黝黑的土地,皱纹似纵横的田垄……锲而不舍地,年复一年地种下希冀,收获着艰辛……
或许年轻就是快乐的音符吧,于是,酸甜苦辣也就成了我们成长的节奏。熬稠了岁月,结晶出一派无所不能体魄;磨碎了光阴,使我的思维更加细腻;集聚了年轮,懂得了固步自封是突破的障碍……
我不再想团支部书记的事了,何苦白日重温噩梦呢,何必自寻烦恼啊?老老实实做一个农民,做一个像样的农民,别叫人家瞧不起你,说你嘴行手不行。因为我在摸爬滚打中,具有相当优越的体力,做事有了严密的思考,只要我想做到的就没有任何的阻碍拦住我。我,终于赢得“是把好手”的赞誉。
铲地割地,我不再“打狼了”,都是第一个到头,活计干得干净利落。等我割好了几捆柴禾,大队人马才到地头,都羡慕我这把“好手”。
拔麦子他们都是事先“打要”费时费力,我是“手出要”,一边拔麦子一边随时“打要”省时省工。这个“先进程序”没有人会,我是听老农民讲旧社会抗活的有人会这个手法,我自己硬是悟出来的。这是个技巧,就像在单杠上做某个高难动作那样,谁都能看明白,但轮到你就做不出来一样的。
割高粱的时候,人们习惯把镰刀放到地上再去“捆要”。有时候一着急,捆完了高粱又找不到镰刀了,常常闹出笑话来,能不耽误干活嘛。我捆高粱时,镰刀从不离手,捆得即好又快。这一手我们叫“耍大刀”,只有会耍,别人是耍不了的。他们也和我学,结果不是捆不紧高粱,就是镰刀把自己的手胳膊划破了,只好作罢。
挨着我们地的其他队的社员听说我会“耍大刀”,都来看热闹。我是把好手的名气越传越远。
红卫兵的乐趣在于“与人斗其乐无穷”,九等人不沾边。但我们也有我们的乐趣,纯属于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作乐。
“手出要”、“耍大刀”难道不是苦中作乐吗?那是旧社会庄稼人的绝活,硬要拿到新社会来弘扬,个中滋味只有九等人才能感受它的乐趣。所以,在九等人的青年中,类似的绝活也在那个年代花样翻新了。
1966年秋收中,我和我们队里的年轻人在割高粱时比赛“上刀山”。所谓的刀山,就是高粱玉米收割后留在地上的“茬子”,锋利无比,犹如尖刀,不小心就会被它划出个血口子来。
那天,我们的比赛开始了。每个人不需穿长衣、长裤,只穿一条裤头去割高粱。胜负的判定是,割到地头看看谁的身上划出的口子少。
光着膀子割高粱,高粱的叶子就是一把刀,弄不好就被划出一道血印子来。割过的高粱地就是刀山,危机四伏。等到都割完了高粱,在地头大家互相数那些血口子,每个人都是体无完肤,严重的简直就是个血人了。记得李凤仁一共13道,王凤祥19道,我只有一道,那叫英雄,“光棍”!
受点皮肉之伤没有谁在乎,睡两宿覚就完好如初了。心里的伤痛,是让你一辈子都难以痊愈的。
李凤仁本来也是个庄稼院的“好手”,他为什么会划出13道血口子?心不在焉是也。
他的八爷是个四类份子,他是富农子弟。农闲的时候,八爷和他的八奶天天游街示众,开始,人们像看耍猴儿似的看他们的热闹。一来二去,人们司空见惯了,没有谁出来捧红卫兵的场了。于是,红卫兵责令八爷八奶自己游街,一天早午晚各一次。八爷八奶像卖豆腐似的,打着小白旗准时上街,自己还得喊“打倒牛鬼蛇神!”
早上,社员还没上班,他们就得出来游街。这倒好,生产队不用敲钟吹哨子了,他们一喊“打倒牛鬼蛇神”,你就起床。晚上游到很晚,八爷八奶相当于打更的人员了,你不用担心有什么小偷偷你的东西,他们又成了没有工资的保安了。
因为有了“八爷八奶”们,好多人睡得很安稳,可他们的子弟亲戚朋友能睡得着吗?白天干活能不分神吗?苦中作乐,苦上加苦。要知道,他们可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
我这种身份的人,是介乎于可游可不游一类的。平时里要少说话,更不能说错话,“文字狱”利害得很,“口头会气”更是防不胜防。那时候我很羡慕哑巴人,恨不得自己就是个哑巴,因为我爱说,迟早迟晚会犯病。
1 地道的农民(抄家横祸)(5)
1地道的农民(抄家横祸)(5)
为了不“犯病”,做个“正经巴北”(很根本、很老实)的庄稼人,一个不过问政治的人,就是我当时唯一的出路与选择,我努力的方向。在这条路上,我走过了3年,已经修炼成为一名庄稼院的好把式。种地、铲地、割地、扬场、簸簸箕、铡草、倒粪、打坯、垛墙、苫草房……所有的农活我都熟烂于心也得心应手。唯独赶车、扶犁,对于我来说虽有半仙之体,但不算行家里手,说起来这里有一个是不是理由的理由。
阶级斗争,是千万不能忘记的法则!生产队的车老板,是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政治标签,成份高的不能用,历史上有问题的禁止用。
我们8队有个叫王永和的社员,解放前和解放初一直赶大车。这人赶车的本事在十里八村都有那么一号,别看他40刚过,但堪称是赶车的师爷。别人打鞭子只会一个撇,他可以左右开弓,鞭子一甩上下前后都能打出响来,打出八面威风,无论多么暴烈的骡马,见到他没有不服服帖帖的。可惜他是上中农成份,英雄无用武之地,空有一身绝技在手,和我一样只好成年累月地遛垄沟,与车马无缘。就是这个原因吧,我没有一点赶车扶犁的念头,生怕“犯病”。
俗话说得好:人有当时之灾,马有转缰之病。万一牲畜有个头疼脑热的,阶级斗争这个大帽子谁也戴不起。再说了,赶大车那可是生产队的七等人啊,你凭什么从九等人晋级为七等人?等于天方夜谭。
60年代的农村几乎是清一色的土草房,房墙都是土加水和成泥垛起来的。垛墙是建新房最为重的一环,“百年大计,垛墙第一”,墙垛得不好,房子还能结实吗?七扭八歪的也不成体统。于是间,谁家垛墙都得请高手“掌叉子”。
随之,“重在政治表现”也被冲击得荡然无存,我闻到了自己将被屠戮的血腥味。取而代之的则是“红卫兵”、“革命派”、“造反派”,继而,所有的大中学校的学生便冲出校门、闯进社会、占领各个领域,像天兵天将一样所向披靡!
从此,死里逃生的我,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1 地道的农民(苦中作乐)(4)
1地道的农民(苦中作乐)(4)
1966年7月末,那是农闲季节,我却没有闲心享受清闲。如火如荼的政治气候和七月流火的季节灼热在一起,人人都像热锅上的蚂蚁,匆匆忙忙。有的是忙于火上浇油,烧毁整个旧世界。有的是希望有人“釜底抽薪”,回到恬静的氛围中,创建一个新世界。愿望,往往是美好的,结果常常是背道而驰,一个高低悬殊的落差,摔得你失魂落魄七窍流血。
那是一天晚上8点多钟,太阳已经落山了,晚霞也淡淡地隐去,西天边只剩那么一抹鱼肚白。整个天空显得苍白无力,星星都不眨一下眼,安详地睡了,连一点梦幻都做不出来似的沉寂。
新上任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李秀清,也就是我们8队原来的队长,在7队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我是团支部的第一“领导”,开会的事却没有任何人通知我,是我看到许多人朝7队走去才知道的。开什么会?多数人都明白了,只有少数团员还在梦中。
“不会撤职吧,他干得多好啊!”人们在议论着,还在说梦话,还没有从睡梦中醒来。我很清醒,撤我的职易如反掌,就像打到一个牛鬼蛇神那样,何况我具备许多牛鬼蛇神没有的“特征”啊!
家庭成份、社会关系,那是臭名昭著的老字号,新开张的招牌——走资派!
前不久,父亲被专政了。他是校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过伪警察(仅仅7天)、国兵……只戴一顶走资派的帽子,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
怎么能让走资派的子弟领导贫下中农的后代啊!
李书记严肃而又郑重地宣布撤销我的“官职”,会议就在一分钟后结束了,就好比一颗流星闪过用掉那一瞬间。
还好,撤职已永远不可挽回,但他没有宣布开除我的团籍。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从那时起,团员的真正作用再也没有起死回生,直到现在只剩下一具空壳。这也许就是“文革”的功绩,人们不会忘记。
从加入共青团到被罢官,自我陶醉的灿烂时刻,最恰当的四个字当属“昙花一现”了,也可以用“南柯一梦”来描述。霎时间,我从农村中的第四等人跌落到第九等人,与四类份子属于同一类人。我没有什么怨恨,更不能怪李书记对我无情。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自古有之,古为今用。
每年里,我们九等人冬去春来,扶着犁把,扛着锄头,拿着镰刀,披星戴月,栉风沐雨;熬稠了岁月,磨碎了光阴,集聚了年轮;脸色如黝黑的土地,皱纹似纵横的田垄……锲而不舍地,年复一年地种下希冀,收获着艰辛……
或许年轻就是快乐的音符吧,于是,酸甜苦辣也就成了我们成长的节奏。熬稠了岁月,结晶出一派无所不能体魄;磨碎了光阴,使我的思维更加细腻;集聚了年轮,懂得了固步自封是突破的障碍……
我不再想团支部书记的事了,何苦白日重温噩梦呢,何必自寻烦恼啊?老老实实做一个农民,做一个像样的农民,别叫人家瞧不起你,说你嘴行手不行。因为我在摸爬滚打中,具有相当优越的体力,做事有了严密的思考,只要我想做到的就没有任何的阻碍拦住我。我,终于赢得“是把好手”的赞誉。
铲地割地,我不再“打狼了”,都是第一个到头,活计干得干净利落。等我割好了几捆柴禾,大队人马才到地头,都羡慕我这把“好手”。
拔麦子他们都是事先“打要”费时费力,我是“手出要”,一边拔麦子一边随时“打要”省时省工。这个“先进程序”没有人会,我是听老农民讲旧社会抗活的有人会这个手法,我自己硬是悟出来的。这是个技巧,就像在单杠上做某个高难动作那样,谁都能看明白,但轮到你就做不出来一样的。
割高粱的时候,人们习惯把镰刀放到地上再去“捆要”。有时候一着急,捆完了高粱又找不到镰刀了,常常闹出笑话来,能不耽误干活嘛。我捆高粱时,镰刀从不离手,捆得即好又快。这一手我们叫“耍大刀”,只有会耍,别人是耍不了的。他们也和我学,结果不是捆不紧高粱,就是镰刀把自己的手胳膊划破了,只好作罢。
挨着我们地的其他队的社员听说我会“耍大刀”,都来看热闹。我是把好手的名气越传越远。
红卫兵的乐趣在于“与人斗其乐无穷”,九等人不沾边。但我们也有我们的乐趣,纯属于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作乐。
“手出要”、“耍大刀”难道不是苦中作乐吗?那是旧社会庄稼人的绝活,硬要拿到新社会来弘扬,个中滋味只有九等人才能感受它的乐趣。所以,在九等人的青年中,类似的绝活也在那个年代花样翻新了。
1966年秋收中,我和我们队里的年轻人在割高粱时比赛“上刀山”。所谓的刀山,就是高粱玉米收割后留在地上的“茬子”,锋利无比,犹如尖刀,不小心就会被它划出个血口子来。
那天,我们的比赛开始了。每个人不需穿长衣、长裤,只穿一条裤头去割高粱。胜负的判定是,割到地头看看谁的身上划出的口子少。
光着膀子割高粱,高粱的叶子就是一把刀,弄不好就被划出一道血印子来。割过的高粱地就是刀山,危机四伏。等到都割完了高粱,在地头大家互相数那些血口子,每个人都是体无完肤,严重的简直就是个血人了。记得李凤仁一共13道,王凤祥19道,我只有一道,那叫英雄,“光棍”!
受点皮肉之伤没有谁在乎,睡两宿覚就完好如初了。心里的伤痛,是让你一辈子都难以痊愈的。
李凤仁本来也是个庄稼院的“好手”,他为什么会划出13道血口子?心不在焉是也。
他的八爷是个四类份子,他是富农子弟。农闲的时候,八爷和他的八奶天天游街示众,开始,人们像看耍猴儿似的看他们的热闹。一来二去,人们司空见惯了,没有谁出来捧红卫兵的场了。于是,红卫兵责令八爷八奶自己游街,一天早午晚各一次。八爷八奶像卖豆腐似的,打着小白旗准时上街,自己还得喊“打倒牛鬼蛇神!”
早上,社员还没上班,他们就得出来游街。这倒好,生产队不用敲钟吹哨子了,他们一喊“打倒牛鬼蛇神”,你就起床。晚上游到很晚,八爷八奶相当于打更的人员了,你不用担心有什么小偷偷你的东西,他们又成了没有工资的保安了。
因为有了“八爷八奶”们,好多人睡得很安稳,可他们的子弟亲戚朋友能睡得着吗?白天干活能不分神吗?苦中作乐,苦上加苦。要知道,他们可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
我这种身份的人,是介乎于可游可不游一类的。平时里要少说话,更不能说错话,“文字狱”利害得很,“口头会气”更是防不胜防。那时候我很羡慕哑巴人,恨不得自己就是个哑巴,因为我爱说,迟早迟晚会犯病。
1 地道的农民(抄家横祸)(5)
1地道的农民(抄家横祸)(5)
为了不“犯病”,做个“正经巴北”(很根本、很老实)的庄稼人,一个不过问政治的人,就是我当时唯一的出路与选择,我努力的方向。在这条路上,我走过了3年,已经修炼成为一名庄稼院的好把式。种地、铲地、割地、扬场、簸簸箕、铡草、倒粪、打坯、垛墙、苫草房……所有的农活我都熟烂于心也得心应手。唯独赶车、扶犁,对于我来说虽有半仙之体,但不算行家里手,说起来这里有一个是不是理由的理由。
阶级斗争,是千万不能忘记的法则!生产队的车老板,是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政治标签,成份高的不能用,历史上有问题的禁止用。
我们8队有个叫王永和的社员,解放前和解放初一直赶大车。这人赶车的本事在十里八村都有那么一号,别看他40刚过,但堪称是赶车的师爷。别人打鞭子只会一个撇,他可以左右开弓,鞭子一甩上下前后都能打出响来,打出八面威风,无论多么暴烈的骡马,见到他没有不服服帖帖的。可惜他是上中农成份,英雄无用武之地,空有一身绝技在手,和我一样只好成年累月地遛垄沟,与车马无缘。就是这个原因吧,我没有一点赶车扶犁的念头,生怕“犯病”。
俗话说得好:人有当时之灾,马有转缰之病。万一牲畜有个头疼脑热的,阶级斗争这个大帽子谁也戴不起。再说了,赶大车那可是生产队的七等人啊,你凭什么从九等人晋级为七等人?等于天方夜谭。
60年代的农村几乎是清一色的土草房,房墙都是土加水和成泥垛起来的。垛墙是建新房最为重的一环,“百年大计,垛墙第一”,墙垛得不好,房子还能结实吗?七扭八歪的也不成体统。于是间,谁家垛墙都得请高手“掌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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