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议论多久，过年物质就定了下来，无外乎就是几种瓜子，几箱水果，几件食用油，还有几袋腊鱼、腊野味、几件郴洲土菜，几十斤新鲜鱼什么的，去年发了鸡和鸭，但今年流行禽流感，还是不去招惹的好。听高副总经理讲，这里许多东西都是客户的朋友，甚至客户朋友的朋友，熟人的熟人来推销的，质量虽然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但价格却不低。大家听了都无可奈何地摇头笑了笑，没有办法，谁叫我们有求于他们呢。
  定下来后，大家就陆续开始离开。姚总经理似乎漫不经心地说道：“曾总，你和王经理还是跟这些关系户谈一谈，就说我们手下的员工有意见，同样的东西，去年我们买的批发价比市场零售价还高，能不能降一点。他们的这些家伙以为我们是二百五。不过也不要太计较，毕竟没有几个钱。以不得罪人为原则。”姚总经理习惯称曾副总裁为曾总，当两个曾副总经理在一起的时候而且大家不太清楚话对哪个说时，姚总经理也称他为曾副总裁。
  “好的。王经理你明天开始与他们一个一个地谈，你出面好一些。至于原则，刚才姚总经理也说了，不过你也别太担心，只要不是很得罪他们，到时候我们还可以安抚他们一下，要是我们直接出面就没有什么回旋余地了。等下你到我那里拿一下联系电话。”
  “好！”王学龙答道，心里想还不是要我先做恶人，他们在后面做好人。不过自己也不感到委屈，因为王学龙也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最好的办法。
  看到王学龙跟着曾副总裁要走，高副总经理说道：“王经理，请你留一下。”王学龙闻声一愣：“自己与他没有什么工作关系呀？”转过头，对高副总经理问道：“您叫我？”
  “是，你先坐！”高副总经理满脸笑容，看他坐了下来，房子里也只有姚总经理和他们两人就说道，“王经理，你听说你在国税局当过几年局长，是吗？”
  “在开福区当了两年副局长，其实别人副局长副局长地喊，那是瞎喊，没有这么高的级别。更何况开福区也是一个不发达的城区，级别和影响都小。不知高副总经理有什么事。”王学龙不愿意提取那些事，但他是公司领导，还是回答了他，不过事先还是申明自己过去的能量是微不足道的。
  高副总经理说：“王经理真是谦虚呀，熟话讲县官不如现管，现在几个人在乎那些级别？有权的科长比许多处长的权力还大。税务局掌握着企业的成败。他们的权力怎么能小看呢，是不？我找你的意思是这样的。”
  高副总经理本来与他隔着一个座位，这时他抬起屁股把身子靠了过来，很亲切地说，“现在到年尾了，税务局要来查帐，当然我们也不是怕查，我们一直就按时按量交的税，主要是怕他们刁难。去年还好点，我们聘请了他们推荐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人，他们税务局和会计师事务所自己之间谈了几次，让我们交了十多万就过去了。但今年那个会计师事务所的人狮子口大开，聘请他每年要四十万，而且每次与税务局的人交涉都要给他二万元的活动费。这个简直就是无底洞，他们本来就是一起的，他们联合起来想什么时候来查就什么时候来查，搞得我们不胜其烦，所以我们决定不再聘请他。上次税务局来查就要走了我们十万，今天他们打电话来说明天又要来查，现在快过年了，开口一定不会小于上次的数。你应该也知道我们的难处，你看我们现在要买原材料，配件，又要给员工发物质发年终奖，客户的钱一时也要不回。当家难啦，每当想到这些头都大了。”
  说着，高副总经理看了正在写字的姚总经理一眼，说道：“你看，我们姚总这个当家人很发愁的，现在几乎是夜不能寐。所以我们请你帮我们活动活动，税收我们可以交，是否能缓一步。对于他们推荐的会计师事务所我们也同意聘请，只是费用最好能降低一点，我们也了解了一些行情，有的公司只花了五六万，我们花四十万真的有点不甘心。一年到头如果不是税务局来查帐，我们是不可能看见他们的身影的。我们与不与别人比，我们愿意出十五万，不同意的话我们还可以再商量，二十五万，三十万也行。不过如果我们出了三十万的话，我们就不愿意再多次接受他们的查帐了，一年就一次吧。”
  王学龙在税务局也知道企业税收真的不好说，不但企业的税率可塑性大，就是税种数量也有很大的可塑性，加上政府部门经常批条子搞优惠，使得许多企业有空子可钻。不但长沙，湖南，还是全国的情况都这样。记得前几年湖南的一家民营企业还得了一个个体纳税全国冠军。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许多问题：凭什么一个经济不发达，企业规模并不大的私人企业能得到冠军？如果说湖南税收征收到位，那么其他省份，特别是发达省份的税收征收呢，是不是就很不到位？这件事在一些企业家看来，那是湖南的投资环境不怎么好。王学龙当时看了那个排行榜就觉得不是味。只是不知道湖南的税务系统有没有被当地政府高官埋怨。
  除了税率税种，税务局能说上话以外，交税期限退税优惠等方面也能说上话。所以一到过年过节领导的家里就很难安宁，请客送礼的人有时要在门外排队，当然这种排队是隐形的，一般局外人是看不到的。
  中华之怒 第十四章 被逼无奈
  第二卷 平凡的生活 第十四章 被逼无奈
  前几年各行各业都搞三产业，有些税务局也搞了一些三产业，特别是扶植了一些会计师事务所。或暗示或强迫企业聘请他们，他们就从企业收取手续费，然后大家分红。企业开始还是欢迎他们的，当时只要请了他们，税务局也就对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多时候非常好说话。但随着时间的延长，企业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费用就直接飙升，最主要的是他们联合起来对付企业：税务局过一段时间就想来企业查一下，查出问题后会计师事务所的人就来了难。一般来讲企业很少按时按量缴纳国家税收的，而且税务局的人都可以称得上是专家，几下就能看到了企业在纳税方面存在的问题，于是他们不是开罚单就是封帐号。这时候只要企业出一笔钱给会计师事务所，事情就很快不了了之，即使有事也没有什么大事。问题是这样的事情次数多了以后，企业也都怕了他们会计师事务所。
  现在国家政策开始变得严格得多，税务局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关系就基本断开了。即使有，很多关系也开始转入地下。但细心的人很容易发现蛛丝马迹，比如你请税务局的人吃饭，他们经常会带一两个不相干的朋友来，介绍时只说是朋友，是很好的朋友，有时谈什么敏感的问题也不避开他们。过几天以后那个不相干的朋友就出现了，给你一张名片，上面写的就是某某会计师事务所，然后他就夸他的能耐，并告诉你聘请他们在税收上得到的好处以及不聘请他们你可能遇到的麻烦，等等。
  即使你每年都按时交税，但你如果不给会计师事务所钱，那些税务人员一样可以整你：临时封你的帐户，让你一段时间的经营生产搞不下去或困难重重；或者使你本来可以享受的税收优惠享受不到；退税时退的钱款总不能按时到位等等。
  地方上税收最大的问题就是个别官员过于相信和运用自己的权力，经常批条子甚至下发减免税收的文件，由此造成了许多企业心理的不平衡，这些官员造成的实际后果就是鼓励各企业努力想办法争取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或干脆偷税漏税。同时一些地方存在税收不透明的现象，上级下税收任务，税收完成情况跟政绩、报酬挂勾。
  按理论上讲时间一确定各地方的税收总额就确定了。但这些地方已习惯了计划经济下的那一套，动不动就是任务指标，造成任务下得重的地方税务局死劲刮，任务轻的地方，明知有许多税该交，税务人员也视而不见。
  应该说税率是法律规定，任何地方政府或某级官员都不能改变，没有什么权力批优惠条子的事，每个企业都应该知道税率是多少，都清楚知道自己或企业该交多少税，不交或少交多少税受什么处罚或法律制裁。可以说某些官员手里的税收优惠权力是造成偷税漏税的根本原因，也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税收损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权力用足用活”极大降低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和信用，是社会的一个大毒瘤。
  王学龙想到这里，很小心地问道：“你们企业不跟政府关系好吗？由他们制止这些骚扰不更简单？”王学龙问完之后还不忘记加了一句流行语：“现在电视里到处在喊各级政府要为企业保驾护航。”
  “哈哈。”高副总经理笑了一下，没有急着说话，而是站了起来，走到姚总办公桌前，弯腰从靠墙放的一纸箱里拿出一瓶矿泉水，正准备拧开时，好象想到了什么，又重新弯下腰再取出一瓶，走过来递给了王学龙。王学龙双手接过矿泉水，说了一声谢谢，然后象高副总经理一样拧开盖喝起水来。
  高副总经理重新坐下后，说道：“老弟，你跟我们开什么玩笑？说实话，我们原来与政府是有一定的关系，但那种关系毕竟是官场上的，是通过当时高产值高税收结交的。当时的领导确实也帮了很多忙，比如地皮，许可证，环保等方面给了我们一些优惠和方便。你也知道，官员们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认识的领导调走后，我们就不可能象以前那样获得那些优惠，优惠的面也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