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作者:[美]杨瑞    更新:2021-12-03 05:25
  周和我虽然同住北京,我们却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
  也许周听了我的童年故事后,对我也一肚子怜悯。又或者他心地好,并不单止乐于帮助我一个人。到天气转凉时,我们得一天两班、一班12小时日夜翻地,赶在地上冻之前将它犁一遍,为的是不误来年的春耕播种。这样我们得在地头吃饭,有时送过来的饭不够吃,周总是让香和我先吃饱。有时变天,我们没带足衣服,他会把外衣脱下来技在我们身上。他有几分幽默,看见我们精疲力尽,他会编出几句笑话,逗我们开心。轮到上夜班,他往往在子夜时分把我们打发回去,自己一个人干到天亮。
  我实在愿意与周一起干活,连里100多男青年,谁也比不上他挺拔秀逸,光彩照人。自他扮演肖继业后,他削瘦了几分,越发于练。24岁的年纪,他怎么看怎么舒服,即使穿着臃肿的黑卡其工装。那时,拖拉机手被人叫做油耗子,周也是一只油耗子。但他就是与众不同。他比普通人略高,浓密的黑发也比别人略长,他的眉毛黑而直,皱着眉头看人时,眼睛还透着几分笑。我的眼睛总难从他身上移开,当然那是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时候。我们目光一相遇,我的心跳就加快。
  很快到了11月。一个下午,周和我派工派到了一片刚收割完的玉米地,干下去风变得冰凉刺骨,冻雨噼噼啪啪打在车窗上。地里一片泥泞,玉米的秆和根常常把我们的犁给塞住。每当这时,周二话不说,抓起一根铁棍和他油腻腻的棉衣就往车下跳,他得把泥团从犁中间撬下来。而他交给我的任务则是坐在驾驶室里升降和转动犁耙。不一会儿,他的棉衣就全湿透了,裤子和鞋子也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看着他嘴唇变色,牙齿打颤,我几次吵着要下去替他。他只是不依,说他是师傅,我得听话。"再说,两只落水的油耗子并不比一只强。"他说这话的时候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冲我一笑,我们继续耕地。但到了第二天,他病倒了。
  老隋说周发了高烧,三天三夜还不退。那几天,我满脑子全是周的病情。不知他的病有多严重,担心他不能得到合适的药物。过去几年,老陈教给我大量的医药知识,中医和西医我都粗通原理。村里老乡的孩子病了,他们的父母常带着孩子来让我瞧,而不去看赤脚医生。我那时居然就敢给他们拿药,有时甚至给孩子打抗生素。现在想想实在后怕,幸亏没出什么乱子,要是有人一针下去过敏而死了怎么办?话又说回来,不给他们打针,他们也有可能病死,谁说得准?
  周生病的时候,我很想去看他,给他带点药。但我不敢去他们宿舍,他们10个男生住一间屋,我怕飞短流长。那时连里流言蜚语纷纷扬扬,像乍起的一天风雪。
  到1972年,北大荒的领导总算开了窍,意识到留住知青最有效的方法是让他们恋爱、结婚、生孩子。这样一来,他们再想返城真是难上加难。于是一夜之间,红灯变成了绿灯。领导对知青谈恋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些知青便乘势结起对来。当然也有不为所动的。
  这时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20好几了,自身的发育已经成熟,传统与社会家庭也都给我们压力: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凉水泉村里,捕风捉影的消息一日三传,男女绊闻总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当事人无一例外坚决否认有此等事,有些人是由于不好意思,有些则说的是大实话。个中真假旁人永远也别想闹清。
  就在我坐在那儿痴心挂念着周,希望下一餐饭能在大食堂碰到他的时候,我的3个好朋友,方、丽雅和宋出现在我面前。她们要我坦白我是不是爱上谁了,我尴尬之极。听着听着我才觉出她们说的是我和文的关系,显然有人制造了另一段待月西厢的故事。
  我暗暗叫声惭愧,舒了口气:"决无此事!我们不过是一般的朋友罢了,绝不是你们说的那种朋友!"
  我尽一切可能解释文和我仅仅是同学,彼此借借书,有时也说说话。但我们谈论的事从不涉及个人问题。不管我说得有多真诚,我的朋友们仍向我射来狐疑的眼光。
  如果连我的知心朋友都不相信我的辩白,那我还怎么说服村里其他人?这里的人认为婚姻必须门当户对。他们看来,文和我是天生的一双。各自的父母都是教授,我们以前又都是一零一中的学生,等等。但我觉得两个人的背景太相似了,反而容易滋生厌倦。相对无言,看到的不就是镜子里的自己?这倒不是我自有的想法,而是从一本俄国小说中批发来的。
  如果我要找男朋友,我愿意找一个与我性格经历完全不同的人。当然我现在根本不想找男朋友,因为我不想陷于这个圈套:结婚生子,扎根边疆,荒度余生。所以连这个"如果"都不成立。
  尽管我想得明白,晚上我还是鬼使神差地去了老隋家。我和他妻子江闲扯了很长时间,让她的4个孩子在我身上爬来爬去,最后人家快睡了,我才鼓足勇气,嗫嚅地开口问江有没有可能给周带些药。听罢这个请求,她眯缝着双眼朝我意味深长地一笑,似乎看穿了我的秘密,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最后她说:
  "好吧,香也托我捎药给周,我当然可以把你的也捎上。你们俩对师傅可真关心,嗯?"
  我把药放下,脚底抹油地逃走了。暗地里我在想周会吃谁的药呢。他痊愈后,答案很清楚:他故意冷落我,和香说说笑笑,一副很开心的样子。
  到了这时,地已完全冻住。6台拖拉机都回到村里检修,昼短夜长,机库外冰天雪地,夜班也不用上了。我抓紧机会向李学拖拉机的有关知识。学的时候,周的一举一动悉数在我的眼中耳中,虽然我没在看他,也没在听他,但我眼前晃动的尽是他的身影,满耳听到的无非是他的声音。有一个念头越来越难以抗拒:我也许应该跟周解释一下,关于文和我的传言是毫无根据的。两个星期以后,我对周作了表白。
  从那一刻起,周和我就须臾不可分了。我是说我们的心紧紧联在了一起,而在现实中我们几乎没机会两人独处。白天,众目睽睽之下,我们最多在瞬间交换一个眼神。我们不敢多说话,手当然更不敢碰。晚上,我们也一无去处,大食堂自然是不能呆的,宿舍里一切活动都让别人尽收眼底。其它地方,比如我们的拖拉机驾驶楼或机库,又没有取暖。零下三四十度,在对方手臂里不消叨分钟就冻得浑身发抖,得马上跑回宿舍拥抱火墙。
  我回到宿舍,痴痴念念还是想着和周在一起的情形。我开始为他打一双毛线袜。本想为他打件毛衣,怎奈我没钱买这么多的毛线。在这之前,我的手从未碰过针线,也不会使用缝纫机,这一切都是在老隋家向江学的。我为周补衣服时,江在旁边看着我,善解人意的样子。我常被她看得脸红,但我还是很感激她。
  周则亲手为我做了一把镰刀,用又轻又结实的黄杨木做柄,这是当地能找到的最好木材。他从木匠那儿借来了工具,先在木头上划线,设计好长度和弯度,再锯出形状,修整打磨细部,使柄端手握之处的弧度正合我手的大小。刀刃是请方圆几十里有名的铁匠师傅打的,周去打这把刀,来回花了整整一天时间。
  后来我用这把镰刀在雪中割大豆,感觉与过去我使的镰刀真有天壤之别。恐怕只有连续割过八九个小时大豆,了解这样不断重复、永无休止的弯腰收割会给人的手臂和肩背带来何种痛楚的人,才能懂得为什么我会深受感动并如此珍爱周的礼物。
  这就是周和我彼此表达爱情的方式:毛袜和镰刀。没有红玫瑰,没有小夜曲。我亦没有怨艾,和这个地区许多真正的农家青年比起来,我们算颇为幸运的。按本地习俗,婚前男方家庭要给女方家庭许多彩礼,这一风俗60年代中止过一阵,到了70年代又流行起来。彩礼包括至少2000元钱,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邻村就有一位男青年为此发了疯。
  我从花儿那里听来这件事。(花儿秋天从牛棚里放了出来。)有个小伙子爱上了同村的一个女孩子,但男方家很穷,满足不了女方家中索要的彩礼金额。女方家也曾给他宽限,要他筹足这个数目。他千方百计,东挪西借,几乎愁白了头发,眼看期限又到了,怎么都还缺一点。于是对方把女儿嫁给了付得起彩礼的人家。小伙子心痛欲绝,不久就精神失常了。我听了这件事非常难过,当时我正与周陷入爱河,我能体会那位小伙子的感受,也在为那位女孩子叫屈。
  与这样的悲剧相比,周和我没有这方面的烦恼,但我们的关系从一开始亦困难重重。比如他父亲的历史问题,如果说从前还能回避,现在则不得不放上桌面。70年代,一个人的家庭出身举足轻重,它关系到这个人一生的命运。
  周对我说他的父亲在1949年前是国民党的一个下级军官。他最初在一所普通学校学的无线电技术,毕业不久正值日军人侵,于是他从军抗日,一心想把日本人赶出家园。我不由想到他的初衷亦正是我父亲的初衷,所不同的是我父亲投的是共产党,他父亲投的是国民党。
  周说,在抗战中他父亲的无线电台驻扎在云贵一带,在那里他爱上了一位异族姑娘。她是白族人,为了爱嫁给了汉人,从此背井离乡,跟着丈夫走南闯北。战争还在继续,条件很艰苦,但她用勤劳、节俭和充满爱心的双手把小家安排得尽可能舒适温馨。婚后一年,他们有了一个聪明伶俐的男孩。但这孩子5岁时被手中的爆竹炸伤后不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