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来谁还要娶她？她将来名声扫地，没脸见人，也怪不了谁，只能怪她自己不聪明。
  事发之后，老陈也曾让村里的第一把手赵指导员盘问了一番，后来他就被调到基建队盖房子去了。有人见此便评说赵指导员袒护老陈，因他俩都是扬州人，是老乡。又有人不以为然，说你还能把老陈怎么着？在中国，一个臭农民你能怎么惩罚他？开除党籍？可他又不是党员；降级撤职？他本来就是平头百姓一个；吊销城市户籍？也不可能；干脆开除国籍，哪个国家又会要他呢？正应了一句俗话：死猪不怕开水烫。
  于是老眯子事件就这么不了了之。最后人们把她的闲话说腻了，她也就渐渐被遗忘了。也许这正是她所希望的吧。她离开后再没回来过，也不给任何人写信，完全从我们的生活中匿迹销声了。但她淹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几年之内，时时出现在我的梦里：红扑扑的脸蛋，粗手大脚，一个初长成人的妙龄姑娘。她飞红了脸在笑，开开心心的，我确实从来没见她哭过。
  除了这场风波，另一件事也让我对打夜班颇为懊丧。此事起因极小：猪号没有闹钟。这对别人似无大碍，但对我来说，半夜3点让我醒来真比登天还难。
  有时一睁眼发现已是红日当窗，这种睡过了头的惶恐我至今记忆犹新。结果所有猪圈都一塌糊涂，其他人得在低矮的棚顶下忍受着蚊子的袭击和臭气的熏蒸，数小时才能把猪圈都清干净。唉，这红着脸向同伴连连道歉的滋味真不好受。即使大家嘴上不说什么，他们的眼神却让我无地自容。这种场合，解释是于事无补的。
  可是闹钟哪里是说买就能买得起的？当时，我一个月32元的工资得应付所有的日用开支：伙食12元，剩下的需要拿来买衣服、鞋子、劳动手套、邮票、牙膏牙刷、肥皂洗衣粉、手纸卫生纸、蜡烛电池，再加几听令人绝难抗拒的水果罐头。这还不算，两年内我还得攒下至少30元作为回家探亲的路费。我掐指算算，10块钱一只的闹钟还是买不起。看来我得像别人一样不用闹钟自己醒。
  日复一日，有志者事竟成，我终于把自己训练得能在半夜3点准时醒来，就像有谁在我脑袋里装了一只看不见的魔钟。开始我对这一成就兴奋不已，但很快我就倍尝苦果：不管我打不打夜班，这只魔钟准在半夜3点把我闹醒。3年后我离开猪场下大田干活，可我不知怎样才能将此消息通知这永不停摆的魔钟。
  又过了两年，我离开北大荒回父母身边读书，仍旧甩不掉这个该死的习惯；80年代，我发现即使远渡重洋，到了地球另一边，这习惯仍像一个幽灵跟定了我。无奈，我只好接受北大荒送给我的这件推辞不掉的纪念。
  多少次半夜醒来再也回不到渴望的"黑甜乡"，恼得我掉眼泪。1973年我开始自学英文，这之前有整整7年时间我没摸过课本，当时我已经22岁了，重整学业对我殊非易事。我实在不愿夜里失眠，缺了觉我第二天准保头重脚轻，脑袋成了一桶浆糊。这种时候，我真想和上帝也好魔鬼也好达成一笔交易：宁愿少活10年，只要有谁让我不再受此煎熬。
  如今我重温旧事，尽管有着酸涩的无奈，却也觉得半夜3点醒来并非一无是处，至少梦回之时我还清楚地记得那醒来前的梦境。回想它以及我平生做过的许多白日梦，我开始思考，我不会再遗忘。
  在农场，白天干活干得晕头转向，几乎无暇回味梦境。晚上，我们的宿舍是十人一屋，南北两张大通铺，各睡五人，中间隔条四五尺宽的走道。在这样的房间里要想点自己的心思，只能是半夜三更梦醒时。
  此刻周围没有警惕的眼睛和竖起的耳朵，我尽可以在夜色保护下们心自问：我到底是什么人？是奶奶那样顽固不化的旧贵族，还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有文化的新农民？是共产主义的可靠接班人，还是骨子里极端反动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否只有为人民服务，做革命的螺丝钉，人生才有意义？生活的目的究竟在哪儿？为了理想，我情愿作出哪些牺牲？又有什么是我几经反复才明白，即使为了父辈和我们的理想，我也决然不能放弃的？为使梦想成真，我们做了多少蠢事？作了多少孽？如果是为了想解救天下受苦人而铸成大错，上天是否会宽恕我们？纵能逃过报应，一个人又如何面对自己良心法庭的审判呢？
  2 老猴子精
  说到梦，谁能不想起那梦蝶的庄周？彩蝶翩然，舞蹈春风，游戏花丛，饮浆吸露，憩息于绿叶之下，其乐也融融。俄然醒来，依旧是庄生，身着青衫，头戴方巾，冥坐书斋，神游北海，玄想天地万物之本性，自问"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
  我回头打量自己走过的人生路，亦不免时时陷入迷茫。记忆中的景象历历如新，却是连贯不起。昨日的我，何者为真，何者是幻？
  50年代，日内瓦湖畔有个黑眼睛黑头发的中国女孩。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忠心耿耿的保姆寸步不离跟随其后。一袭粉红色的纱裙，白色皮鞋，漂亮的发夹，矜持而又不乏友善，令游客啧啧赞叹，一个个将她摄人镜头。
  1966年她是一名叱咤风云的红卫兵，跳上火车，南下千里去广州传播文化革命的火种。她曾当面批评省委第一书记是资本主义的保护伞，眼见豆大的汗珠从这位高级干部的脑门上渗出、滚落，心中暗自好笑。她和战友们一纸通令，如飓风席卷，全市几千家私营小店顿时关门。
  70年代初她又变作养猪姑娘，面色黝黑，筋骨强壮，头发焦黄像晚秋的干草，十指粗糙有如挫刀。她孔武有力，一肩能扛二百斤的麻袋。说话高声大嗓，最爱就是和着生蒜吃狗肉，连于数杯烈酒而面不改色。虽然衣服和鞋子又脏又臭，她干的活儿却干净利索，而她也弓似为荣。
  到了90年代，她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并取得了终身职位。她的爱好是听古典音乐，写作和到世界各地旅行。在美国人眼里，她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在中国朋友看来，她又西化得可以。有人甚至怀疑她是个女权主义者，盖因她过分独立。离婚之后，她并不急于再嫁，而是自己抚养儿子，广交朋友，生活一样过得有滋有味，许多人觉得实在难以置信。
  以上这几张肖像画的可能是同一个人么？这个人难道是我么？这些图画中，哪些是本真的我，哪些是粉墨登场的我呢？有时我简直怀疑自己的记忆。然而我清楚记得，早在少年时代就分明感到，我这个人天生矛盾重重，将来肯定不会一帆风顺。
  我于1950年12月1日在北京出生。父亲40年代就离开辅仁大学跑到晋察冀去参加革命；母亲在4D年代末毕业于燕京大学，那时她对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也是满腔热情。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她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实现男女平等，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经济，控制通货膨胀，解决知识分子的失业问题。因为这个党的干部都那么廉洁奉公，朝气蓬勃，跟腐败、专制的国民党真有天渊之别。
  我小的时候，大人总爱说我们这一代最幸运，因为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到了我身上，情形却有些不同。我的确生在新中国，但刚一岁，父母就把我带去了瑞士。我也是长在红旗下，却不是革命的五星红旗，而是红底白十字的瑞士国旗。这也许是我日后颠颠倒倒，命运多舛的滥觞。
  在瑞士我们住过伯尔尼和日内瓦，均为恬静舒适之地。那时家里有4口人：父亲、母亲、二姨和我。星期一到星期六我很少见到父母，他们都在中国领馆忙于工作。一清早他们就匆匆离开，到了晚上，未完的工作、会议、宴请使他们一样难以脱身。等他们到家，我早睡熟了。星期天，母亲会睡到中午，而父亲更要睡到下午两点左右。那些年，只有亲爱的老二姨从早到晚陪伴着我。
  后来我才知道二姨并不是我家亲戚，而是我的保姆。我出生前不久奶奶把她请了来。从我出生的第5天，也就是我从医院回家的当日，母亲就把我交给她了。此后日日夜夜，都是二姨给我喂奶、洗澡，把我抱在怀里轻摇，我在她呢喃的曲调中入睡。我儿时的记忆充满二姨的音容笑貌。母亲生下我不到一个月即飞回瑞士继续工作了。至于父亲，等到他回国述职第一次见到我时，我已快满一岁了。后来父亲给我在北京过了周岁生日，就把我和二姨都带去了瑞士。
  甫至新家，父亲便说："现在新中国人人平等，今后咱们在一块儿生活，就是一家人，让我们的小瑞叫您二姨吧。"
  就这样，我学会了叫二姨。对我说来，二姨两个字真比父母加起来还亲。而二姨也把我当成她自己的女儿，5年、10年过去了，渐渐地我居然真的取代了她自己亲生女儿在她心目中的地位。不知道我的父母什么时候才发觉我和二姨之间竟变得如此难舍难分；也不知道他们发觉后作何感想：他们献身革命，多年来勤于职守，到头来却让一位保姆赢得了他们唯一爱女的心。
  当然也不能说我不爱父母；我爱他们。不过这种爱是理性的爱，跟我和二姨血脉相连、魂魄相依的关系完全不同。我和二姨之间有一种神秘的感应，假如一人在千里万里之外横遭不测，另一个人立刻会觉察一种不祥之兆，变得心神不定，恶梦缠身。这种预感难以言表，但在1978年果然应验。而我母亲1976年猝死，我却并无预感，直到第二天父亲拍电报来，才得知这一噩耗。
  1957年，我回到北京上小学，才发现我对二姨的依恋不是个别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