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麦太受奥运会金牌得主李丽珊的感召，让麦兜赴长洲向李丽珊的外公拜师学习帆船技术。麦兜长跪不起，终于感动了李丽珊的外公，但不是教他帆船技术，而是要将失传多年的“抢包山”(即抢白包子堆积的“山”)传授给麦兜。麦兜在麻将桌旁的书柜上艰难地爬上爬下，麦太则为了此项运动能够成为奥运项目，儿子能够成为奥运冠军，对着英文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写了一封给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英文信：
  亲爱的主席……你有孩子吗？我有一个孩子，我希望他能够抢劫包山，成为冠军……你忠实的麦太。多谢合作。
  长大以后的麦兜说：“其实，我始终对抢包山没有多大的兴趣，但是我爱我的妈妈……”
  荒谬吗？世界最荒谬的事情不是抢包山，而是像爱包山那样爱一个人。当这种美好的荒谬遗失之后，包山和所有的一切就已经开始发酵变酸了。
  海洋公园永远不是马尔代夫，抢包山也永远不会成为奥运项目。20世纪80年代经济磅礴的香港今日经济低靡，失业率上涨，周星弛的无厘头小市民童话逐渐变成幻影英雄，曾经是好莱坞般的香港影业也在另谋出路。那首改编自世界名曲的歌(麦兜故事经典曲目之一)，唱出失落和惆怅：
  昨晚，食了六个餐包，可惜我依然觉得仍未十分饱。
  昨晚，食了磅半方包，可叹是我依然觉饿，不够顶肚。
  傍晚，食了六个叉包，可惜我依然觉得仍未十分饱。
  傍晚，食了十个鸡包，可惜是我依然觉饿，不够顶瘾。
  年少，练了六套脚法，可惜我依然未觉够用。
  年晚，又培育了珊珊！
  可惜我依然未觉……但我依然未觉……
  昨晚，食了六个餐包，可惜我依然觉得仍未十分饱。
  昨晚，梦见下榻包山！
  可叹是我只含住个包，无力挽。
  曾经为一只圣诞夜火鸡欣喜若狂半年的麦兜，在影片结束后说道：“其实，一只火鸡最让人心动的时刻，就是从橱窗里面看见到吃第一口为止。剩下的就是吃下去和吃完的区别……”
  英雄的城市
  14日，不是情人节，是《英雄》在北京的首映式。200张门票，全国数百家媒体，疯狂抢购，分一杯羹，颇为悲壮。
  这场中国电影界盛况空前的“英雄会”，在美国却车少人稀。米拉迈克斯公司承诺的全力宣传，因为自己的《纽约黑帮》和《芝加哥》忙不过来，把《英雄》推迟公映。其实，《英雄》失去角逐奥斯卡最佳影片及各单项奖的资格，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看一个导演作品的兴衰演变史，不难得出一些简单的规律。比如10年前的吴宇森。在美国人的眼里，不过是录影带和一张周润发的电影海报。不出名，不奥斯卡，更不好莱坞。但那个时候的吴氏电影，却是真正的巅峰时刻，飞鸽、双枪、子弹、周润发、狄龙、梁朝伟，义无反顾，死而后已。那些《辣手神探》、《纵横四海》、《英雄本色》的岁月把我们和我们上铺的兄弟感动得一塌糊涂。接下来，吴宇森到了西人多多的地方，约翰·特拉沃尔塔、尼古拉斯·凯奇、史莱特、汤姆·克鲁斯……当他将我们熟悉的飞鸽、两个男人的热拥等—简单有效的刺激国人泪腺的方式，转换成先进的美式炮弹并试图攻克好莱坞的时候，他的巅峰时刻就已然结束了。当然，时代的鸟枪换炮、口味变更是一个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他并不适合美国或者好莱坞。他可能还是没有明白这一点，你看，他在继《失忆大道》、《失忆》、《穆赫兰道》之后，又再讲失忆故事了。
  再比如，另一个导演吕克·贝松，在他像其他法国导演那样，热中于自编自导自制“作家电影”的盛年时代，他的《这个杀手不太冷》是非常优秀的作品。但后来，这个说一生只拍10部电影的“法国的斯皮尔伯格”(我是多么讨厌这种类型的称谓)，到了《第五元素》时，他本来让人羡慕的“自成体系”终于和好莱坞苟合，花了很多的钱，制作了一堆未来的城市建筑、未来的宇宙生物、未来的格斗场面，企图讨好爱看大场面的美国人民，但却不如《星球大战》或者《未来水世界》给人印象深刻。1999年的《圣女贞德》，更是一部平庸匠气之作，又是好莱坞的大场面和情节设置，又是准确无误的高新技术，又是甜腻的史诗和色光影……那个独孤一帜、浪漫忧伤的杀手吕克，就这样渐渐消失了。
  值得感叹的是，吕克·贝松仍旧深感电影界缺乏合作，并设想在电影界建立一个联合国度: 分享彼此的银幕技术和经验，集合全球的最理想演员阵容，统一调配全球放映计划。他建立了一个组织—“Europa Corp”，开始全球化的制作、发行和宣传工作。
  啊，全球化！大制作！美国！这听上去多么类似今天的《英雄》。
  电影院的城市
  我们这群人，对学院有眷恋情结，不是留恋补考时被美女挺身相救的时光，而是留恋大学里的电影院。所以毕业以后，都心照不宣地住在附近。附近，指的是美术学院和中山大学。奇书-整理-提供下载这两所大学，在广州的河南，牵手走路，从美术学院电影播放厅散场，8:30分。穿过地铁口、7/11超市、百佳、学而优书店，以及一堵百拆不朽的红砖围墙，就是古老的中山大学。
  15分钟的路程，两个不愿意长大的孩子一路傻笑，总是毫无知觉地就到了。学院保安每
  天见惯了各种颜色的皮肤，看到是人，都不足为奇，通通放进去。所以，有时候还可以在中大电影院里看到住在康乐村的民工。康乐村在中大对面，住着留学生、妓女、小贩、大盗、警察……是这个城市著名的村庄之一。
  我们通常都要先进村，吃一碗地道的桂林米粉。有时候，边吃边偷听后面那个黑人和马来西亚女友的对话(估计他们想离开中文系私奔)，接着再看完17岁的四川女孩饭后化妆全套，估计电影也快要开始了。
  电影快要开始的时刻，也是这个城市的夜生活冉冉升起的时刻，这一刻足以和罗兰·巴特的“西南方向的光亮”媲美。
  道路两旁种着一棵棵千层白，也不尽然—两棵千层白中间夹一棵棕榈。地上是长着毛须青苔的水泥格子路。往前跳一格，是夏天，再往后跳一格，便是秋天了。即使是跑着或者追赶着去电影院，运气好的话，还是可以在路上拣到链子断掉的卡通狗或者Kitty。
  售票厅在一片孤单的草地尽头，远离电影院。我喜欢把它看成怪癖，一所大学应该有很多怪癖，不是吗？售票厅的阿姨永远不冷不热，接过五元钱，撕下一张票，从老式饭厅般的拱形窗口递给你。窗台上有油墨印的中大电影院的网站介绍，网站很简单，不是电影论坛BBS，而是放映通知。放映通知，简单得只有故事简介。没有先入为主的概念，比如英国最大电影网站Empire Online放眼未来三年，选出十二部必看影片等等。
  放映厅不大，可以容纳四五百人，门口有小卖部，门上有红色金丝绒。窗两旁是高高悬下来的黑色帷幔。走进去，人头攒动，灯火辉煌，小孩子在玩捉迷藏。也许还来得及吸一口烟？突然，一片黑暗，两道隧道般的白光射出来。老式的电影座仍在哐啷作响，半截红润的烟头依然明亮，音乐却已然恢弘地响起了。
  2046的城市
  《阿飞正传》宣传海报
  我去过苏州河，在河边上，抱着三包香烟四瓶啤酒和两听可乐。我的手里面有一张烟纸，上面写着一个秘密地址，我想找某个人。虽然苏州河很稠密，像黄药师的销魂水。
  我找的人呢，当然不是牡丹。她叫慕容，大隐于市，可以三日不食肉味，也没有香火。1996年6月14日，我们探讨过生育问题，她猛吸了一口烟问:“你知道一条狗的寿命是多长吗？”
  “十年。”
  “对了，十年，而一个人的寿命可能是狗的五又三分之二倍，我不想活过35岁，那么我死了以后，我的孩子怎么办？剩下的那五又三分之二的光阴，我的孩子会不会很孤独？”
  “你为什么不可以活过35岁？”
  我在苏州河边上没有找到慕容，所以对那条河的记忆就变得深刻起来。一个人之所以对事物有坚强的记忆，不是因为得到，而是因为失去。
  但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会过期。就像凤梨罐头。1998年纪念涅乐队，1999年纪念Joy Division，2000年纪念The Doors，还有一些没有被太多纪念的人，比如在阿姆斯特丹的旧旅馆坠楼身亡的Chet Baker，比如那个叫米兰的女人。
  我们曾经一起寻找莫斯科餐厅，找到了烫金的牌匾，却没有找到那个台阶，马小军，我是金毛玲，你在哪里？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天，阳光很灿烂。
  我是NO.1，你是NO.5，我要跨越NO.2、3、4才能见到你。也许录音机里放着My Way，也许是《南海姑娘》，也许是《甜蜜蜜》。总之，是除了我手中的拖把之外，我以为可以打动你的东西。当时我们之间距离0.01cm，我甚至可以扯下你的空姐徽章，但是我没有。
  “那个人是不是有病？”
  “他是有病，他每天拿着菜刀守在店门口，逼每一个路过的人吃蜡烛冰激凌。”
  其实，当你无法得到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一直记着她，但是他却不小心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