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有一座戏院Grauman’s Chinese Theater，几乎所有著名影星都留有手印或足印供游人抚摩。Hollywood Bemetery是著名影星的墓地，游客络绎不绝。
  在《解构哈利》里面，伍迪·艾伦饰演一个作家。他以自己的经历为蓝本创造出来的虚构人物，不断跑出来颠覆他的现实。在《好莱坞的堕落》里，现实终于被彻底颠覆了，这种
  幽默，使“好莱坞”这三个字，具有喜剧的悲剧色彩。
  像《香港有个好莱坞》里的猪那样，找不到回家的路还被人全身盖满章，而且时刻被江湖神医追杀，送去做科学实验，与人配种，制造克隆人猪，好惨。
  听说《无间道》要拍搞笑版，曾志伟在马来西亚举行的“2003年钓鱼、养殖国际展览会”开幕时已经说了，要趁《无间道》5000多万香港票房的气势，筹备搞笑版，取名《大丈夫》。黄秋生、曾志伟、郑中基和杜汶泽继续捧场。
  《大丈夫》很可能是这样，曾志伟和黄秋生本来是好朋友，从小一起长大，尿过裤子，泡过幼儿园同班同学。没有想到成人之后却为一根香蕉反目成仇，发誓“十年报仇小人不晚”。就这样他们分别娶了陈慧琳和郑秀文并且生下了刘德华和梁朝伟，还将两个冤家送往警察学校。他们不知父辈恩怨，很快成为好朋友。黄秋生暗中挑拨，说刘德华是黑社会卧底，刘德华被赶出警校，到处飘零，最后不得不上了父亲曾志伟的贼船，成了黑社会老二。梁朝伟青云直上，越来越发达，最后做上了香港总警督……
  哎，你看—《无间道》终于也不成为无间道。
  而电影或者生活里面，喜剧的悲剧色彩无处不在，正如无酒不欢一样。
  骇客帝国的城市
  《黑客帝国》海报
  在此之前的数个小时，我在看《黑客帝国2》，为了不使自己瞌睡，我喝了大概四公升的可口可乐。直到基洛·李维斯(Keanu Reeves)终于找到了那扇门，116分钟或者121分钟？我快要支持不住了，睡神莫非斯像Matrix放出的机器水母，已经严重入侵，背水一战、危在341秒或者342秒之间的Zion城……
  就这样，我进入了跌宕起伏的“睡眠薄冰期”，踏上了寻找厕所的畏途。厕所到底在什
  么地方呢？在日落大道上，我看到了沃卓斯基兄弟，他们说，厕所已经修建好了，还被我们完善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你看，这是Nebuchadnezzar号飞船和一条每四分之一英里30万美金的高速公路，帮助你迅速到达。不过，要去的话，请先在这里—兄弟俩递上一只垃圾筒形状的捐款箱，正面画着杀毒软件，背面画着病毒，底面写着：“美国人拯救全人类。”
  在膀胱的无限膨胀的情况之下，我匆匆捐过款并乘坐Nebuchadnezzar号飞船抵达一座带雪的尖峰。通过高倍速望远镜，我看到尖峰上面一道凹陷的“小槽”，小槽的尺寸和我的需要非常匹配。因为飞船太大，尖峰没有支持界面，我把船停在了半山腰的一个类似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广场上面。
  没有想到，刚出舱门，我就看到无数的人，举着火把，穿着古罗马时代的衣服嗷嗷大叫。为首的女人(颇像周星弛的老妈，就是含笑半步癫的那位)说了一番“今天你哲学了吗”之类的话，然后就开始热舞，配合着Techno节奏，这群人开始大玩SM。我吓得不行，此时，《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那位莫尼卡·贝鲁奇(Monica Bellucci)走到我的面前，对我说：“……条件是一个吻……”
  我赶紧把嘴伸上去，为了顶峰上那道甜蜜的小槽，牺牲一个吻又算得了什么？就这样，她带领我穿过人群，开辟了一条秘密之路，然后，她就消失了。我攀着一根细小的藤，一点一点地往上爬。突然，比吴宇森所用过的子弹还要多的子弹朝我射来。我灵机一动，拔出一根汗毛，变出数亿个虚拟的我，将真正的我藏入山缝隙中。好不容易，子弹平息了。一个崂山道士般打扮的人走下来，对我说：“你看，你只会复制粘贴，为什么不学一学中国武功呢？当你学会轻功，就可以飞上去了。”我赶忙跪下来拜师学艺，先学少林棍法、十八般武器、武士刀，然后学回旋踢、鸳鸯连环腿等等，就这样，我飞了起来，直上云霄。不一会，就看到了我期待已久的小槽，刚刚迈开马步，一个建筑师模样的人浮现在我面前，我依稀觉得在哪里见过他，直到他告诉我他就是Matrix的缔造者，他说：“你现在所在的厕所，不是真的，是虚拟拍摄(Virtual Cinematography)的产物。你看—那才是真的厕所。”
  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我看到一座无数高速公路环绕的巨型马桶，在雾色中闪着金光……
  瘟疫的城市
  因患艾滋病而被迫离职的同性恋律师，走在空旷的费城大街上(《费城故事》)，Bruce Springsteen唱的那首歌《费城的街道》(Streets Of Philadelphia)传到我的耳边：“Saw my reflection in a window/Didn’t know my own face/So brother don’t leave me/On the streets of Philadelphia/So receive me brother with your fateless kiss……”
  瘟疫是人类最大的敌人吗？
  这些天我老是在想这个问题。
  通常我们会去超市，在冰冷而混浊的各种食物的味道中，提炼出迫切的饥饿感。非典流行的时期，我们也去超市，但是其情形有点像火线巴格达一日游。火腿和酸奶所在的位置，有点类似于生化武器所在的位置。酱料在飞毛腿导弹基地的左边，香芹很有可能被乌代偷了去……总而言之，我们戴着口罩，目光凝重，尽量沉默寡言，以躲避很可能就是疑似病人的那个在前面冲锋陷阵、神情肃穆的师太。
  “这样不好，”我的朋友温柔地说道，“你太紧张了，有的精神病人，在没有患上非典之前，就被关进了青山，除了每天为整座山消毒之外，逢周四还去山顶击碎战斧式巡航导弹。”
  “为什么是星期四？”我问。
  “因为星期四是幸运日。”
  我决定自己研制夏天的饮料，并且从四月的某个星期四开始。由于放各种各样的长假，我有足够的时间做些简单的科学试验。这些科学试验都和食物有关，但又不完全是关于食物的。当我终于用冰糖加板蓝根加柠檬加薄荷加黑醋和少许食盐，研制出一种真正的抗癌饮料时，这一行为被提升到《日常生活和精神病理学》的高度。
  我被告知不能轻举妄动，因为据说有一万多个人都被隔离起来了。而我从小有多动症，现在正在用牙齿咬着窗外的春光。我只好整理资料库，把电影按照国家、导演、年代、厂牌、类型等几个方面分类。在这项工作中我发掘出乐趣，也遇到了难题。因为我不知道《十二猴子》算不算科幻片，原来以为一支小小的针管的病毒，是不可能致世界于冰荒世纪的。但是现在，有的地区甚至挂出招牌，像拒绝狂犬症一样拒绝疫区来者，也有人一气之下捣毁“非典专门医院”的治疗器材。XX和XX不得入内，怎么看都有点像波兰斯基《钢琴师》里面那堵为犹太人设置的围墙。
  到底是瘟疫可怕，还是人心可怕？
  每次我经过立交桥，就会想起这些关于疾病的电影。立交桥上有各种形状的乞丐，有的像八爪鱼，有的像青蛙，有的像断了一条或者两条腿的像壁虎。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位像早产婴儿那样的女人，其实，像她那种体形的女人在立交桥上并不少见，但是这个女人怀里抱着一只粉嫩健康的孩子，如果那真的是她的孩子，那么她和他在做爱的时候，一定有过和任何女人一样的幸福和高潮，如果不只是一次，那么一定有过一段时间的幸福和高潮。一定也很High。对，这个词也叫“飞”，我是为了“飞”而活的人，我想，她也是。费城的艾滋病患者，也应该是。
  怀旧的城市
  《城南旧事》对我来说是一部很旧的电影。因为我永远也不晓得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是什么样子。惠安馆的旧址、虎坊桥、新旧帘子胡同……电影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总是有太多不一样的地方。很多人都说，还是有大量的四合院、三合院以及跨院等建筑结构作为文物保存下来的。
  是吗？那么残酒呢？余欢呢？当然，这样问有点了无生趣，新欢听了会不高兴。
  天桥、东单小市儿和西四一条街，还有坐在自行车后面看斜阳的姑娘，所有的一切都在适应着新的法则，我想我也不例外。我来到那里，接着又离开，而且应该用脚走过的道路，我都坐在Bus或者出租汽车上。
  据说，巴黎是经历了世界大战后保持得最完整的欧洲城市之一。你看《一条安达鲁狗》里面那个巴黎，一个男人在磨剃须刀，胸前挂着方盒子的人驶过来，云遮住月亮，昆虫在咬人—那是巴黎的1927年，显然和那位叫Gustave Caillebotte 的法国风景画家画的画很不一样，因为左岸右岸，根本看不到绅士淑女在雨中梦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