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少年的快乐婚姻生活之后，我失去了丈夫。当圣诞节快来临的时候，我的伤感愈发沉重起来。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单独度过圣诞节，我真怕这次圣诞节的来临。很多朋友请我和他们一起度圣诞，可是我一点也不觉得我能够感受到任何快乐。我知道不管在哪一个宴会上我都会变成一个让人讨厌的人，所以我拒绝了他们很仁慈的邀请。快到圣诞夜的时候，我愈觉可怜自己。不错，我应该觉得我还有很多值得感谢的事，就象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很多值得感谢的事一样。圣诞节的前一天，我在下午三点钟离开了办公室，开始无聊地在第五街上走着，希望可以治好我的自怜和忧郁。大街上挤满了开心的人群——这些景象使我回忆起那些已经流走的欢乐岁月。一想到要回到那个又孤单又空虚的公寓，我就受不了。我感到非常迷惑，不知道该怎么办，忍不住地流下眼泪。漫无目的走了大约一个钟头之后，我发现自己站在公共汽车站前。我记起以前我常常和丈夫随意搭上一部公共汽车，只是为了好玩。于是，我就走上靠站的第一部公共汽车。当车子过了赫德逊河，又走了一阵之后，我听到司机说：‘终站了，太太。’我下了车，不知道这个小镇叫什么名字。那是一个很安静的小地方，我走到住宅区的一条街上，走过一座教堂，听见里面传来‘平安夜’的美丽曲调。我走了进去，教堂里空空的，只有那个弹风琴的人。我偷偷地坐在一张椅子上，装饰得非常漂亮的圣诞树上的灯光，使整棵树看起来象很多的星星在月光下舞蹈，悠扬的乐声——再加上我从早上起就一直没有吃东西——使我觉得头脑发昏。我觉得虚弱而沉重，结果昏然地睡了过去。
  “我醒来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吓坏了，看见我的面前有两个小孩子，显然是进来看圣诞树的，其中之一是一个小女孩，正指着我说：‘不知道是不是圣诞老人把她带来的。’当我醒过来的时候，那两个小孩子也吓坏了，我告诉他们我不会害他们。他们的衣服很寒酸，我问他们的父母在哪里？‘我们没有妈妈，也没有爸爸。’他们说。原来他们是两个小孤儿，而且比我以前所见过的境况更差得很多。他们使我对自己的忧伤和自怜感到惭愧起来。我带他们去看了那棵圣诞树，然后带他们到一个小饮食店去，吃了一点点心，再为他们买了一些礼物。我的孤寂变魔术般地消失了。这两个孤儿为我带来几个月都不曾经验过的真正快乐和忘我。当我和他们聊天的时候，才发现我自己一直非常幸运。我感谢上帝，因为我童年时的圣诞节都充满欢乐，充满了父母对我的爱和照顾。这两个小孤儿带给我的远比我带给他们的多得多。
  这次的经验再一次教给我，只有使别人快乐才能让我们自己快乐。我发现快乐是有传染性的，在施予的时候同时接受。只有帮助别人并付出我们的爱，才能克服忧虑、悲伤以及自怜，而且觉得自己象换了一个新人。我的确是一个新人——不仅是当时，而且在往后的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如此。”
  叶慈太太是一位小说作家，可是她的那些神秘小说没有一本比得上一个真实故事的一半有趣。这件事发生在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军舰队的那天早晨，叶慈太太生病躺在床上已有一年多了，她得的是心脏病，一天廿四小时要躺在床上二十二小时。她走过的最长的路，就是到花园里去做日光浴。即使在那时候，她走路的时候还得让一个女佣人搀着。她告诉卡耐基，在那一段日子里，她以为这一辈子就是这样的废人了。“要不是日本人轰炸珍珠港，把我从这种自满的状态赶了出来，”她告诉我说，“我绝不可能再真正地生活。”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叶慈太太说，“一切陷于混乱之中。
  有一颗炸弹就落在我家的附近，爆炸的威力把我从床上震得掉了下来。军方的卡车赶到基地的附近，把陆军和海军的眷属接到公立学校里。然后红十字会打电话给让那些有多余房间的人收容他们。红十字会的人知道我有一个电话放在床边，因此要求我替他们记录所有的资料。于是我记录下所有的陆军和海军的眷属以及孩子们被送到什么地方去，而红十字会也通知所有的海军和陆军人员打电话给我，问我他们的家人分别安顿在什么地方。
  “我很快发现，我的先生罗勃·叶慈上校安然无恙。我尽量想办法让那些不知道她们的先生生死如何的太太们高兴；
  我试着去安慰那些先生们被打死的寡妇——伤亡的人不在少数。
  “起先我一直躺在床上接听所有的电话。然后我坐在床上听电话。最后，我忙得很兴奋，完全忘记了我的虚弱，走下床来坐在桌子旁边。在帮助那些情况比我坏得多的人时，我完全忘了自己。以后每天除了晚上正常的八小时睡眠以外，我没有再回到床上去。我现在知道，如果日本人没有轰炸珍珠港，我也许会终生做一个半残废者。
  “珍珠港事件是美国历史上一次最大的悲剧，可对我个人说来，却是我所碰到过的最好的一件事。那件可怕的危机使我产生力量，而那种力量是我不可能梦想得到的。它使我不再只注意我自己，而去关注别人。这给了我一些很大很重要而且不可缺少的东西，那些东西成为我生活的目标。我不再有时间去想我自己，或只为我自己担忧。”
  那些去找心理分析家治病的人，只要肯照玛格丽特·叶慈的做法去做，就会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够自己治愈自己——
  只要他们愿意帮助别人。著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说：“我的病人中，大约三分之一都不是真的有病，而是由于他们的生活没有意义和空虚。”换句话说，他们只是想搭人家的便车度过一生——可是游行的车队只经过而不会停留下来，于是他们去找心理分析家，谈他们那些小小的、毫无意义又毫无用处的生活。既赶不上船，就只好站在码头上，怪这怪那，却不怪他们自己，还要求全世界都以他们自我的欲望为中心。
  也许我们会说，“我们觉得这些故事没有什么意思。我们也曾招呼过圣诞夜里看到的一两个孤儿，如果我们本人在珍珠港的话，也会乐意去做玛格丽特·叶慈所做的事。可是我们的情形不同，我们过的是一般人的普通生活，做的是一天八小时的无聊工作，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戏剧性的事。怎么会对帮助别人有兴趣呢？而且我们为什么应该这样？这样做又有什么好处？”
  卡耐基回答说，不管你的处境多么平凡，你每天都会碰到一些人，你对他们怎样呢？你是否只是望一望他们？还是会试着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比方说一位邮差，他每年要走几百里的路，把信送到你的门口，可是你有没有费心去问问他住在哪里？或者看一看他太太和他孩子的照片呢？你有没有问过他的脚会不会酸？他的工作会不会让他觉得很烦呢？或者是杂货店里送货的孩子，卖报的人，在街角上为你擦鞋的那个人。这些人都是人——都有他们的烦恼，他们的梦想和个人的野心，他们也渴望有机会跟其他的人来共享，可是你有没有给他们这种机会呢？你有没有对他们的生活流露出一份兴趣呢？你不一定要做南丁格尔，或是一个社会改革者，才能帮着改善这个世界。你可以从明天早上开始，从你所碰到的那些人做起。
  这对你有什么好处？这会带给你更大的快乐，更多的满足以及你自己心中的满意。亚里斯多德称这种态度为“有益于人的自私”。古波斯拜火教的始祖佐罗亚斯特说：“为别人做好事不是一种责任，而是一种快乐，因为这能增加你自己的健康和快乐。”纽约心理治疗中心的负责人亨利·林克说：
  “现代心理学上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以科学证明：必须要有自我牺牲或者是约束，才能达到自我了解与快乐。”
  卡耐基认为，多为别人着想，不仅能使你不再为自己忧虑，也能帮助你结交很多的朋友，并得到很多的乐趣。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耶鲁大学的威廉·李昂·费尔浦教授说：
  “每次我到旅馆、理发店或者商店去的时候，我总会说一些让每一个我所碰到的人高兴的话；也就是把他们当做是一个人，而不是一部大机器里面的一个小零件。有时候我会恭维一个在店里招呼我的小姐，说她的眼睛很漂亮——或者说她的头发很美。我会问一位理发师，这样整天站着，会不会觉得累？怎么干上理发这一行的？在这一行干了多久？剃过多少头？我发现，你对别人感到兴趣的时候，就能使他们非常高兴。我常常和那个帮我搬行李的服务员握手，使他觉得很开心，整天都能打起精神工作。在一个特别炎热的夏天，我走进纽海文伯路餐车吃午饭，挤满人的餐车几乎象一个疯人院，服务非常慢，等到那个侍者终于把菜单交给我的时候，我说：‘那些在后面热得要死的厨房里烧饭的人，今天一定苦极了。’那个侍者开始骂了起来，他的声音充满了怨恨。起先，我以为他是在生气。他大声地说，‘到这里来的都埋怨东西不好吃，骂我们动作大慢，抱怨这里太热，价格太高，我听他们骂已经十九年了。你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对炊事员表示同情的人，我真想求上帝能多几个象你这样的客人。’“这个侍者之所以这样吃惊，是因为我把后面那些黑人炊事员也当做人看待，而不只是一个大铁路机构里面的小螺丝。
  一般人所要的，”费尔浦教授继续说，“只是别人把他们当人来看待。每次我在街上看到牵着狗的主人时，总是夸那条狗很漂亮，然后我继续往前走，再回过头去，通常都会看到那个人用手拍着那条狗表示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