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相反，它们是慢慢地经过长期培养而成形的，它们是会常常改变的，“今日之我”，未必就同“昨日之我”。
  人与人之间，若能和平相处，只有逅过语言一途。善于言谈的人，能把生活弄得随时随地都很快乐。他们在业余的时间里，可以和他们的朋友，或是他们的家庭，快快活活地过一个晚上，使大家得到更多的乐趣。而且，善于谈话的人，到处都受人欢迎，他能使许多不相识的人携起手来，他能使许多彼此不发生兴趣的人互相了解，互相感到需要，他们能够排难解纷，消除人与人之间的误会，他们能安慰愁苦烦闷的人，他们能鼓励悲观厌世的人，能够清除别人的疑虑和迷惑，能够使别人更聪明，更美好，更快乐，更拥有作为。
  我们平常似乎很少人知道谈话在生活中，有这么宝贵的价值，常常安排自己的生活，办公啦，看电影啦，可是很少安排去找一些什么人，好好地谈几个小时的话。我们去找朋友的时候，不是为了要办一些琐碎的事情，就是为了应付应酬，联络联络，见了面除了随便我些话来乱谈一阵，并没有好好地想想应谈些什么。在我们宴客或安排什么晚会时。我们花很多钱和时间在饭菜和游艺节目上。我们给客人预备了好酒、名菜，安排了一些文艺节目。可是关于怎样谈话，却一点也没有想到。我们没有想到在一起谈些什么好，我们很少替客人们互相介绍，使他们在一起谈些共同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也没有想到，在必要的时候，我们自己带头谈起一个所有客人都会有兴趣的话题，我们特别使那些没有熟人的客人感觉到闷气、难堪，只呆呆地无聊地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在拜访人的时候，我们穿得很整齐。可是对于见了人之后，应该讲些什么，却模糊得很。有许多人不但没有随时准备和别人谈话，事卖上，简直有点怕谈话，甚至于觉得谈话是很讨厌很麻烦的一件事。我们害怕遇见陌生的人，见了比我们地位高一点的人，我们不但害怕，而且还有点害羞，如果遇到不得不参加的会议时，我们坐在那里，除了举手表决以外，什么事也不会作，我们不能站起支持，补充自己同意的意见，也不能反驳，批评我们反对的意见。
  为什么我们变成这样的人呢？可能是因为我们从小缺乏集体生活，对人太不了解。也可能是固力某几次谈话失败了，为了避免谈话的再失败，于是索性就不肯再开口了。也可能是误解了多作事，少说话的真意，把不说话当作一种美德。也可能是受了祸从口出这成语的影响，觉得不说话是一种保护自己的安全之道。
  “祸从口出”这句话，在以前相当流行。类似这样的道德教条还多得很，什么君子缄口啦，慎言啦，多言必失啦，等等。总之，都是叫人最好不要出声，不要说话，不要发表意见。其实这些教条都是有它的社会背景的，在过去的中国，政治不良，君主专制，平民没有言论自由，谁要是言语不慎，批评了当局，或是得罪了权贵，常常就会招致杀身灭族之祸。这样相习相沿，人们便以不说话当作一种美德，当作一种安全之道。可是一种合理的社会，不说话，不但不是一种美德，而且也并非安全之道。
  为什么呢？在合理的社会，人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和义务，对于一切社会的事情，是利是弊，应兴应革，都应该提出批评，提出建议，谁要是一声不响，坐视不言，那就是一方面放弃了公民的权利，一方面也是没有尽公民的义务。在某一个时候，说话的人，往往是并不做事情的人，许多不做事情的人在那里哇啦哇啦，空口说白话，高谈阔论，于事无补。所以多说话，还不如多做事。
  可是到了现在，说话的人，就是做事的人。要做事，就不得不说话，说话也是为了把事情作得更快更好。说话和作事结合起来，那么就没有什么说多说少的问题。在某些场合，说话就是做事，做事就是说话。例如学校的教师，政策政令的说明者，公共卫生的宣传员，展览会的讲解员等等，都是用他说话的才能服务于社会，推动社会各方面事业的进步与发展的。至于一般办事的人，一面做事一面也要说话。交流经验的时候要说话，交换意见时要说话，有所报告，有所询问，有所批评时，都不免要说话。没有这些种类的说话，或是应该说而不说；应该多说，而懒得说，都会妨碍事情的进行与发展的。所以，我们要从心底扫清一切过去社会上流行许多对说话的不正确的看法，认讥清楚说话的能力在现代生活中的真正地位。这样，我们就很容易摸到说话的意义和学到说话的技巧了。
  如何提高口才
  如何提高口才卡耐基的一生几乎都在致力于帮助人们克服谈话和演讲中畏惧和胆怯的心理，培养勇气和信心。在“戴尔·卡耐基课程”开课之前，他曾作过一个调查，即让人们说说来上课的原因，以及希望从这种口才演讲训练课中获得什么。调查的结果令人吃惊，大多数人的中心愿望与基本需要都是基本一样的，他们是这样回答的：“当人们要我站起来讲话时，我觉得很不自在，很害怕，使我不能清晰地思考，不能集中精力，不知道自己要说的是什么。所以，我想获得自信，能泰然自若，当众站起并能随心所欲地思考，能依逻辑次序归纳自己的思想，在公共场所或社交人士的面前侃侃而谈，富有哲理且又让人信服。”
  卡耐基认为，要达到这种效果，获得当众演讲的技巧，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训练自己。
  借别人的经验鼓起勇气。卡耐基认为，不论是处在任何情况、任状态之下，绝没有哪种动物是天生的大众演说家。历史上有些时期，当众讲演是一门精致的艺术，必须谨遵修辞法与优雅的演说方式，因而，要想做个天生的大众演说家那是极其困难的，是经过坚苦努力才能达到的。现在我们却把当众演说看成一种扩大的交谈。以前那种说话、动作俱佳的方式、如雷贯耳的声音已经永远过去。我们与人共进晚餐、在教堂中做礼拜，或看电视、听收音机时，喜欢听到的是率直的言语，依常理而构思，专挚地和我们谈论问题，而不是对着我们空空而谈。
  当众演说不是一门闭锁的艺术，并不象许多学校的那样容易学到知识，必须经过多年的美化声音，以及苦学修辞学多年以后才能成功。平常说话轻而易举，只要遵循一些简单的规则就行。对于这一点，卡耐基有深刻的体验。1912年，他在纽约市青年基督协会开始教授学生时，讲授那些低年级的方法，同他在密苏里州的华伦堡上大学时受教的方式大同小异。但是他很快发现，把商界中的大人当成大学新生来教是一种很大的失误，对演说家韦伯斯特、柏克匹特和欧康内尔等一味模仿也毫无裨益。因为学生们所需要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在下回的商务会议里能有足够的勇气直起腰来，做一番明确、连贯的报告。于是他就把教科书一古脑儿全抛掉，用一些简单的概念和那些学生互相交流和切磋，直到他们的报告词达意尽、深得人心为止。这一着果然奏效，因为此后他们一再回来，还想学得更多。
  在卡耐基的一生中，所收到的感谢信可以堆积如山。它们有的来自工业领袖们，有的来自州长、国会议员、大学校长和娱乐圈中的名人们，有的来自家庭主妇、牧师、老师、青年男女们，有的则来自各级主管人员、技术纯熟或生疏的劳工、工会会员、大学生和商业妇女等。所有这些人都感到需要自信，需要有在公开场合中表达自己的能力，好让别人接纳自己的意见。他们在达到目的之后，就满怀感激地抽空给卡耐基写信，以表示谢意。
  根特先生是费城一位成功的生意人，有一次下课以后，邀请卡耐基共进午餐。餐桌上，他倾身向前说：“卡耐基先生，我曾避开各种聚会中说话的机会，但是如今我当选为大学里董事会的主席，必须主持会议。你想，我在这半百之年，是否还可能学会当众演说？”卡耐基说：“先生，你一定会成功的。”
  三年以后，他们又在那个地方共进午餐。卡耐基提起从前的谈话，问他当初的预言是否已经实现。他微微一笑，从口袋中拿出一本小小的红色笔记本，给卡耐基大师看他往后数月里排定的演说日程表。“有能力作这些讲演，讲演时所获得的快乐，以及我对社会能够提供额外的服务——这一切都是我一生当中最高兴的事。”他承认道。接着，根特先生又得意洋洋的亮出王牌。他那教堂里的人，邀请英国首相前来费城，在一次宗教会议上演说。英国首相很少到美国来，而负责介绍这位政治家的不是别人，正是根特先生。就是这位先生，三年前还在这张桌边倾身问卡耐基，他是否有朝一日能够当众讲话呢？他的演讲能力进步如此神速，在卡耐基看来，就同他的心理素质及自我认识的改变密切相关。
  有一位叫寇蒂斯的医生，是位热心的棒球迷，经常去看球员们练球。不久，他就和球员成为好朋友，并被邀请参加一次为球队举行的宴会。在侍者送上咖啡与糖果之后，有几位著名的宾客被请上台“说几名话”。突然之间，在事先没有通知的情况下，他听到宴会主持人宣布说：“今晚有一位医学界的朋友在座，我特别请寇蒂斯大夫上来向我们谈谈棒球队员的健康问题。”他对这个问题是否有准备呢？当然有，而且可以说他是对这个问题准备最充分的人，因为他是研究卫生保健的，已经行医三十余年。他可以坐在椅子里向坐在两旁的人侃侃谈论这个问题，可以谈一整个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