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没有发动起来，司令部倒几乎被一下连锅端掉了。刘复基、彭楚蕃、杨宏胜等?二?十余人被捕。
  时间进入了1911年10月10日。
  这天的清晨是血色的，刘复基、彭楚蕃、杨宏胜在督署门前被斩首示众。
  二十五岁的湖北鄂城人彭楚蕃站立受刑，头落地而身体不倒；二十八岁的湖南常德人刘复基受审时骂声不绝，就义前高呼：“同胞速起，还我河山！”二十六岁的湖北襄阳人杨宏胜听判后说：“好！要杀便杀！你们奴才不久就要跟随老子了！”就义时高呼：“孙中山万岁！未死同志万岁！”
  这让整个封建帝国颤抖不已的英雄豪气，成为武昌起义胜利的先声。
  已完全掌握情况的湖广总督瑞澂部署按照名册抓人。同时，瑞澂拍电报到北京清廷，得意洋洋地报告说，企图“八月十五起义”的乱党，现在已经被他搞定了。
  武昌街头，抓捕革命党的军警横行，城市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三颗头颅高悬示众，鲜血还在淋漓。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紧张得面色惨白，既然名册落在敌手，那么抓捕的魔爪伸过来就只在转眼之间！就这么等抓、等死吗？
  死中求活，奋起发难！人人心中都在这样想，没有指挥部了，没有组织领导了，自发的联络在军中暗地进行着。
  10月10日夜，湖北新军工程兵第八营后队二排排长陶启胜带着两护兵来到营房。陶启胜的弟弟陶启元是革命立场，他感觉立即要有大事发生，就通知哥哥遁走避避，并随口说了他哥排里的金兆龙是革命党。不料陶排长十分忠于清朝，来捕金兆龙了。
  陶启胜先和颜悦色地叫出金兆龙，然后脸一沉：“好小子，你胆子不小，竟敢造反！捆起来！”
  被护兵捆绑的金兆龙一边挣扎，一边朝周围喊道：“还不动手，等到什么时候？！”
  不能再等！旁边的革命党人士兵程定国使劲一枪拖，砸在陶启胜脑袋上，顿时血流如注；程定国又调转枪口，朝陶启胜“怦”地一枪！
  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划破了漆黑的夜空。
  闻声赶来的革命党人、班长熊秉坤正与身负重伤、狼狈逃窜的陶启胜相遇，熊秉坤也拔枪朝他就是一下。
  这两声枪响就是武昌起义的发令抢。在大搜捕中如热锅上蚂蚁的新军中革命党人激动地纷纷一跃而起：“起义了，起义了！”
  辛亥革命的大幕正式拉开。
  熊秉坤吹响哨子，集合了四十多人，向楚望台军械库进发；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第十一营点燃马草，向城内扑去；第二十九标也杀奔楚望台。几路人马汇合，击退不多的守军，拿下了楚望台军械库。数万支枪，无数子弹、炸弹掌握在革命军手里了。
  在楚望台军械库，第一批起义士兵中职衔最高的左队队长（连长）吴兆麟被推选为临时总指挥。
  半小时后，革命军占领楚望台南的宪兵营。起义开始时还在犹豫观望的各部队士兵也揭竿而起，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两千多人。
  革命军兵分三路，向湖北清政权的标志——湖广总督署发起总攻。
  守卫总督衙门的卫兵有几百人，在革命军的炮火中拼死抵抗，总督瑞澂在院内团团打转，连说：“炮弹不长眼睛，炮弹不长眼睛！”终于不顾体面，命手下在衙门后围墙上打开一个洞，带卫兵钻洞而出，出文昌门直奔停在江边的军舰。
  总督就这么跑了，第八镇统制张彪本来手上还有不少军队，顿时也象泄了气的皮球，再无斗志，退守汉口刘家庙。
  一夜战斗，第二天早上，武昌城内街道遍插革命旗帜，黄鹤楼上升起一面鲜艳的铁血十八星旗。十八星代表长城以南的十八省，这是第一面民国旗帜。
  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在武昌轰然倒下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起义前的形势那么凶险，起义的胜利又来得这么快，人们不禁要问，武汉的清军怎不来扑灭？武汉清军有多少兵力？
  驻扎武汉的清军共有四个单位，分别是第八镇（统制张彪）、第二十一混成旅（协统黎元洪）、巡防营（瑞澂直接统率）和水师（统领陈得龙），一共是二十三个营、两个队，总兵力大约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人；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竟达到了五千七百多！而且天赐良机，因为四川爆发“保路风潮”，部分湖北新军在那时调入四川，武汉是防务最空虚的时候。
  四川保路运动，是这个1911年中国又一大事，时间上处于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之间。我们看到，东南沿海的起义被镇压之后，西部的四川却立即唱响了反抗的强音，真正叫此伏彼起。
  1902、1903年间，那还是光绪皇帝的时候，清政府下诏允许铁路民间商办。粤汉、川汉铁路是沟通南北和深入内地的两条重要干线，因而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目标。
  为了夺回这两条铁路的自办权，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采用征集“民股”的办法，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下附加租股、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来筹集筑路的资金。经过几年的筹集，不仅四省的绅商、地主成了股东，连一些农民也握有股票，到1911年，仅四川募集的股金就达白银一千二百四十万两。
  不料1911年月，摄政王载丰根据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拟订的“铁路国有”方案，颁布上谕，宣布将铁路干线都收归国有，只有支线才允许民办。
  盛宣怀这一政策的依据是，中国民间建设和经营管理的效率低下，必须把铁路干线收归国有，交由富有经验和技术的外国人来办。
  在粤汉、川汉铁路这两条铁路的筹办过程中，几省人民吃够了苦头，期待的就是铁路筑成后的收益。清政府一纸文书，顿时希望破灭。尤其激起民愤的是：对川汉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不许四川省股东保本退款，而只允换发铁路股票，也就是说：政府不但收路，而且夺款。
  民怨沸腾中，有传言又火上加浇油：粤汉铁路北段川汉铁路广宜段，将交给英、美、德、法四国修建管理，清政府以此换取六百万英镑的借款，而在这一过程中，主事的有关官员在办理铁路出让中可以获得大额回扣！
  切身利益的受损，民族自尊的受伤，再加对腐败官场的愤恨，怒火和怨气席卷了西南、中南乃至海内外。
  湖南绅商群起争路，5月14日长沙各界群众万余人集会，迫使湘抚奏请朝廷收回成命。在上奏遭到申斥之后，各界群众相继罢工、罢课、罢市，全省拒交租税。湖北商民亦群起抗争，提出“存路救国”口号。广东市民痛斥朝廷出卖路权，并拒用官发纸币，挤兑现银，以示抗议。留日中国学生也纷纷集会声援，表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
  在受害最大的四川省，6月16日，川汉铁路公司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马上组织保路同志会，并连夜即发通知，第二天即宣布成立。
  6月17日，成都岳府街上水泄不通，两千多人到会。大会开始后，罗纶、邓孝可、刘声元等相继演说，声泪俱下。罗纶登台后向满场一揖，开口说道：“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言罢大哭，顿时满场号啕，哭声长达二三十分钟。被派来弹压的警察手中握枪，眼里掉泪。
  保路同志会就此成立，推举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会长为罗纶。
  蒲殿俊是个立宪派，本反对革命，但清王朝的行为把自己人也推到了对立面上。
  保路同志会成立当天，全体出席者前往布政使衙门请愿，布政使兼护理总督王人文亲自出来接见请愿者，对他们表示同情，答应代为力争，说他只要在任一天，就绝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王人文立即上书说明情况，摄政王的答复是“奉旨留中”。所谓“留中”，就是留在宫中，不予答复。
  王人文再奏盛宣怀一本，说盛宣怀“蔑法媚外，误国殃民”，要求“严治其罪，以重国典”；并为保路同志会说情，说他们只是言辞激烈，从来没有扰乱治安。
  清廷回复：借款合同绝无反悔之理，四川人如果再闹，就拿你王人文是问。
  请愿无效，保路风潮越刮越猛。正直的王人文先被免职“候讯”，后被扣留在西安“听候查办”，幸好武昌起义马上爆发了，手忙脚乱的清廷将他革职了事。
  民国后，王人文在天津隐居几十年，与世无争。
  保路斗争一直在立宪派蒲殿俊等“文明争路”的指导方针下进行。以几十万两白银买来川汉粤汉铁路督办肥缺的端方，却以他一纸奏章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端方的奏章写道：“自铁路国有命下，反抗者近尽少年喜事之人；公正绅董，多不谓然……”他还把这一赤裸裸强奸民意奏章给蒲殿俊看，要蒲殿俊等死心。
  8月25日，蒲殿俊将端方奏章内容在川汉铁路股东特别会议上报告，顿时全场开锅，痛骂声、嚎哭声、捶胸顿足声、掀桌子砸板凳声响成一片。
  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由此在成都发端，迅速席卷全川各地。
  成都城内，家家户户门前贴上了当年下诏允许民办铁路的光绪皇帝的牌位，左右各有六个小字：“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这都是当年诏书上的原话。有人头顶光绪牌位，满街走动；还有人在街心搭起席蓬亭子，里面供奉上光绪牌位，官吏们不敢骑马坐轿经过，只好步行或绕道。
  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通告全川，不纳粮税。
  四川总督是赵尔丰，此人在永宁道上捕杀会党一百多人，人称“赵屠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