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美国人很富，很强大。相反，对于那些落后的大国和小国，大家就却从来没有那么多的好脾气。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内心深处总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人总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建立自己的尊严，找到自己的信心。或者是金钱，或者是地位，或者是学识，或者是活动能力，如果这些都没有时，就是理想或者希望也行。为什么那么多的失业工人宁肯艰难地忍受，也不愿登记领取救济金？他们有自己的理由——丢不起那个人。但有些人确实已经生活在最底层了。没有钱，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每天要在流水线上工作到筋疲力尽，或者在田里干到月上西楼，没有机会同那些有财产、体面的人成为朋友，没有机会引起经理的注意，一句话，找不到人生的尊严和生活的信心。但又不甘心这样下去，承认自己是最没有能力和地位的一个群体。怎样找到自己的优越感呢？改变自己的实际处境是最理想的途径，但谈何容易？世界上恐怕没有比挣钱和提高社会地位更艰难的事情了，因为竞争是那样的激烈和残酷，而他们却没有足够的实力。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找到比自己处境更低劣的人。他们平常在自己的社区不大摆得起谱，便只好到外地人那里去找平衡，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心态。不幸的是刚刚走出乡土的河南人又遇到了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
  看到那些普通民众对河南人的歧视，笔者不禁想到我曾经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小镇。所谓的镇，也就是有那么一条小街道，街道两面有一些店铺，店铺的后面就是农田了。在我的概念中，这里都是纯粹意义上的农村，但是镇上的农民却不这么认为。他们也说乡下人，但不包括自己，而是指其他村子里的农民。他们自称是“街上的”。他们绝对不能容忍把自己混同于乡下人。他们瞧不起村子里的农民，这种瞧不起是真正的轻视，而不是装出来的。他们有时也用轻蔑的口气说城里人，但那口气还是能让人感觉出来，并不是真正的轻视，而是嫉妒。而他们看不起乡下人，就像城里人瞧不起他们一样，认为他们没有见过世面，土气。我在最初的几天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无意中得罪了不少人。当我最终意识到这一点时，我感到很震惊。我深深地为人类寻求优越感的强烈本能感到吃惊。后来，我和那个小镇的一个青年熟悉了，彼此有了较深的交情，我直言不讳地问他：“大家都是农民，你们为什么老歧视人家村里的人呢？”他反问我：“我们不歧视他们，又歧视谁呢？我们歧视你们，可能吗？难道只许你们城里人歧视我们，我们就不能歧视一下别人吗？”这个小镇并不重要，当然也不出名。它只不过是中国上万个镇中普普通通的一个。但正是它的普通，使它具有了很强的代表性。我相信，这种最基层的歧视，在中国的每一个小镇都存在。
  笔者从来没有问过这些歧视河南人的普通劳动者，但我想如果他们能够坦率地说出自己的心声，大概也就这句话了。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种族歧视者多是劳动阶级的原因。本来，按我们的阶级分析的观点看，劳动阶级应该同情被压迫民族的处境，同情他们的斗争，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我上大学的时候读了美国史，这才知道，美国臭名昭著的“三K党”；其成员多是工人和农业工人。相形之下，中产阶级和富豪们，无论是由于所受的教育，还是出于天生的同情心，还是为了故意显示绅士风度，对与被压迫民族，常常要表示出一定的同情来（不管真正的同情，还是虚伪的表演）。他们不需要特别歧视落后民族就可以保持自己的优越感，他们在同胞中就有足够的尊严。
  在“文革”期间，我曾经见过乡下的“地主分子”。他们在外表上看和普通的农民没有什么区别。但神情却不太一样。他们总是一副怯生生的样子。村里人可以任意地对他们呼来喝去，小孩子常常向他们扔石头，吓得他们不敢出门。当我逐渐成年的时候，才明白不是所有地主都是恶霸。当他们已经交出了土地，不再剥削农民的时候，他们也就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歧视他们是没有道理的。即使对于恶霸地主，当他们偿还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之后，也没有理由再歧视他们。即使对于屠杀过我们的日本侵略者，我们也没有这么残忍，何况是对于自己的同胞呢？更何况对于他们的孩子——那些同我们一样“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同龄人呢？我们不否认极“左”思想对农民的毒化，误导了农民。但也不能否认，这些质朴的农民在对地主、富家、资本家这些“贱民”的歧视中，也获得一种“优越感”。极“左”思想的引导只不过迎合了他们内心的一种需要。
  当1978年，一代伟人邓小平决定把所有改造好的前地主。富农分子摘掉“帽子”的时候，我的一位远房伯父，一位朴实、厚道的农民很伤感地说：“以后地主、富农的孩子就同咱们的孩子一样了。”他当时的失望模样我至今清清楚楚地记得。许多年后的今天，伯父早已不在世了，我回想起他当时的表情，不禁替他想了很多。我们老家村子里的那两家地主，说实在的，并不是很大的地主，也不是什么恶霸，相反人缘都还可以。伯父和他们没有什么仇恨。但是有他们的存在，伯父会觉得自己不是村里处境最悲惨的人。当时伯父有7个孩子，生产队每天的工分只值9分钱，粮食根本不够吃。有那两家地主存在，至少使像伯父这样的农民能够产生一种翻身做主的感觉，一种虚幻但又持久的优越感。对于一个最贫穷、最老实的农民，这种翻身做主的感觉是很有必要的。它是黑夜生活里的一支火炬，是干旱沙漠里的一朵鲜花，是贫穷生活里的精神支柱。但必须指出，这种虚幻的精神支柱是不能持久的。
  因为它是假的。
  我相信许多老实的普通市民对河南人的歧视是出于这种心理需要。就像镇里人看不起乡下人一样，就像农民看不起当年的地主、富农一样，就像西方的产业工人看不起黑人一样。他们有这种心理需要。在艰辛和缺乏尊严的日子里，他们精神受到过严重的伤害。但他们奈何不了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有时是因为惹不起人家，有时是因为这种伤害无从说起，它是无形的，却又无处不在，有时仅仅表现在轻蔑甚至只不过是漫不经心的语气中，但确实令人懊恼。这种愤懑和懊恼发泄在孤立无助的河南人身上是最“合适”不过了。
  这让我们想起了那个著名的笑话：经理遇到了窝火事，无处发泄，就把员工教训了一通；员工窝火，就把妻子骂了一顿；妻子不平，就把孩子打了一顿。河南人在许多城市就扮演了那个孩子的角色。
  在笔者居住的小区，守门的保安人员是一个河南小伙子。有一次，一家居民搬运家具的时候，长时间地把车停在大门口，挡住了别人的路。保安善意地提醒这一家的主人，并表示可以帮她把车子拉到合适的位置。这位中年妇女大概觉得保安的提醒伤害了自己的自尊心，为了显示自己的尊贵，她不仅强辞夺理地说自己没有影响别人的来往，还侮辱小伙子：“你算什么东西，也有资格教训我？你们河南人只配给人家当保安，当狗！”直到小伙子反过来低声下气地向她赔不是，才骂骂咧咧地走了。
  我还曾经见过一个售货员，与要求换商品的河南顾客发生争执，她不仅用挖苦和嘲讽赶走了这个可怜的顾客，得胜后还洋洋得意地对周围的同事说：“一个臭河南人还想当‘上帝’？也不照照自己。”
  中年妇女和这位售货员的言行让我们想起了阿Q。阿Q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先是宣称自己是赵太爷的本家。后来被赵家禁止后，只能安慰自己“先前阔多了”。他先是欺侮王胡，遭到痛打，又把目标指向小D，结果只打了个平手。实在找不到可欺侮的人了，只好去欺侮小尼姑。
  我同情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境遇，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有一点必须清楚：任何人，都不应该把自己的“尊严”建立在欺侮别人的基础上，这是现代文明的基本要求。如果说那些“城市贵族”和暴发户对河南人的轻蔑让我们感到愤怒和厌恶的话，这些普通劳动者对河南人的歧视则使我们感到悲哀。就像读到曹植的《七步诗》时的那种感觉。是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众口铄金，三人成虎——盲从者的心态
  有些人对河南人的歧视纯粹是出于偏见。这些人其实根本不了解河南人，甚至根本没有接触过河南人。河南人三个字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他们对河南人的印象完全来自于道听途说。
  段子听多了，自然就会对河南人产生负面的印象：河南人穷、河南人土、河南人脏、河南人不诚实……这就是偏见，并且一旦形成，接着就产生歧视。偏见不知不觉中对人的行为发生微妙的影响。美国心理学家卡尔沃德及其同事首次训练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对求职者进行面试。他们的观察揭示了考察者在黑人面试求职者与白人求职者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与面试白人相比，当求职者为黑人时，考察者无意中坐得与求职者稍微远一点，谈话中语误出现的更多，面试时间缩短25％。
  偏见和歧视相互作用，越来越强烈。有了偏见，就会加倍歧视，有了歧视，就有了更多的偏见。对河南人的印象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