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视让人变为野兽，也让人与人之间变为仇敌。
  所以有人才这样说：“除了人类，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什么动物会以如此同类自残为快事的了。”
  在此我们不得不将歧视后面的东西摆上台来，那就是可怕的偏见。
  消极意义上的偏见是指对于根据错误或不完全的信息概括而成的可辨识团体的敌对或负面的态度。
  ——阿伦森（美）
  历史为什么会常有“极其相似一幕”呢？偏见应该是它的重要成因之一。
  这种对客观事物“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式的认识方式让所有固执己见的人们反复品尝到了过去曾经品尝过的苦头，即使在今天也不例外。如果刚才笔者所提及的“古代歧视录”还没有让大家感到某种切肤之痛的话，那么，看看今天的“现代歧视录”，一定会更让你觉得触目惊心。
  不幸的犹太民族历史上屡遭劫难，但至今还在经历着偏见和歧视的侵扰。
  就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军界最有权力的官方长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布朗将军在一次《关于犹太人对国会山的影响》的公开演说中说道：“现在，犹太人的影响力已经强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你们知道，他们拥有这个国家的银行、控制这个国家的报纸。请看看犹太人的钱在什么地方，他们的意图就都一目了然了。”
  还是在美国，1977年，总统尼克松先生在“水门事件”中的录音带被公开以后，几乎所有的人也都从中听到了他所表达的类似对犹太人的负面情绪。
  假如这些国外的例子还不能让您感受到由偏见的惯性带来的强大破坏力的话，那么，再看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歧视录”，也许让你对它会有些更深刻的了解——如果大家还没有对诸如“右派”、“地主”、“资本家”、“走资派”、“大毒草”、“坏根苗”这类词语感到陌生的话，就一定记得那个充满了政治歧视的年代。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是“轰轰烈烈”，棍子横飞，鲜血四溅。无端的歧视竟然可以让我们自己动手切开了那位名叫张志新的女士的喉管，目的就是不让她喊出自己的声音；可怕的丑化竟然可以让我们自己动手打碎了祖先留下的无数价值连城的遗产，目的就是不让“孔老二”复辟变天。
  从偏见、歧视，到“打倒”、“消灭”，当时已经失去理性的国人把歧视延展出来的攻击性也发挥到几乎疯狂的境地。
  刘少奇，这位曾经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卓越领袖同样也是在这样迫害下，在河南开封某处的一间地下室里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
  死去的时候，他的头发有整整一尺多长。
  好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改革开放的20年，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复兴、国力的强盛都给我们带来了难以言表的豪迈和惊喜。但是，就在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的时候，歧视的因子也在随着我们的生活悄悄发生着变异。
  当初，我们嘲笑过邓丽君，蔑视过喇叭裤，反对过小胡子和蛤螟镜；我们也曾经看不起万元户，批评过牛仔服，甚至拒绝过摇滚乐和企业股份制。
  可今天呢？当所有这些东西都被吸收、被消化，并被为我所用之后，人们当初的所谓“正统看法”反倒成了笑谈的把柄。
  如今，我们中的一些人又开始把歧视的目光对准了河南这个特殊的地域，大家开始嘲笑他们那里的人“很农民”，鄙视他们的“粗野俭啬”、“奸诈滑头”，甚至把他们全部丑化为带着“农民的狡黠、土匪的泼皮、奸商的毒辣。传统官僚的厚黑和流氓无产者的无所不为”的刁民和盲流。
  吃过一个河南人的亏，他们的结论便是：你看，河南人都是这样的野蛮；上过一个河南人的当，他们的结论便是：你瞧，河南人都是这样的骗子。
  遇见一个河南庄稼汉，他们就会说河南人全都是农民；得知河南有一个艾滋病村，他们就会说河南人全都是艾滋病人。
  对事实的偏见必然带来恶意的歧视，而在恶意歧视之后紧随的必将是对被“丑化”一类人的强烈谴责和人身攻击。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空前伟大的时代。
  转型期的巨轮飞驰，带给人们一些迷茫和困惑但也带给人许多新的观念和机会。新旧交融、中外交汇、东西交流，新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也在调整中不断地更新，以适应社会的多方面、多层次需求。
  伟大的民族必将拥有伟大的文化，而伟大的文化则必将具有丰富的多样性。
  在阶级社会中，歧视始终与我们人类为伍，并不能说明我们的社会就一定有歧视存在的必要条件和可能。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可以区别于低级动物的话，就应该看到——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开放的和合作的。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偏见和歧视就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而是负面文化（包括来自父母、社区、媒体、舆论等方面的）在有意无意中教育了我们，让我们把负面的特征和归因强加在了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身上。”懂得了这一点我们才会明白——只有在掌握了歧视特质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对它进行有效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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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域歧视虽然和其他类别的歧视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但它们在横向的结构上却往往十分近似：既有着十分相似的成因，也有着十分相似的形式和结果。
  对此我们并不难理解。现在某些人对河南人的歧视和有人对垃圾清运工人的歧视在心理逻辑方面是类似的，只不过一个是出于对地域的误解，而另一个则是出于对职业的错误认识。那么，造成这些人怀有偏见和歧视目光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对一个人偏见与歧视程度的最好预测指标是他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和兴衰。
  美国社会心理学专家珍尼弗。克罗克及其同事们在调查中发现：来自社会底层的女大学生联谊会成员比来自社会地位高一些的女大学生联谊会成员对其他女大学生联谊会成员表现出的偏见和蔑视更多。同样，他们在调查白人对黑人的偏见或异教徒对犹太人的偏见时发现，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或日益衰落的人，比社会地位高或不断上升的人更容易产生偏见。他们还发现，在教育、收人、职业等方面处于或接近底层的白人，不仅对黑人的敌意深刻，而且他们为了阻止学校取消种族隔离，最喜欢诉诸暴力。
  社会地位低下者有实际生活的危机感，有被压迫后寻求平衡的挫折弥补的欲望，他们缺少反抗社会舆论的勇气和信心，精神的压抑往往还会使他们产生异样的人格及需要。
  所以，心理学家阿伦森在自己的社会心理学专著《社会性动物》一书中将造成偏见和歧视的原因概括为以下四种因素：（1）经济和政治的竞争或冲突（2）转移攻击目标（3）人格需要（4）对现在社会的遵从他还这样说道：这四个原因不是彼此割裂而是同时发生作用的。
  但是，确定每个原因的重要程度对我们将是极为有用的，因为我们采用什么方法减少偏见取决于我们认为什么是产生偏见的主要原因。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认为偏执是人类根深蒂固的本性，我将绝望地摊开双手得出结论：我们不能对那个群体中的每个人都进行深度的心理治疗，大多数怀有偏见的人将永远怀有偏见。这会使我嘲笑那些企图通过减少竞争或遵从压力来减少偏见的任何尝试。
  ——《社会性动物》
  下面，就让我们拿这四种因素与“河南地域歧视”的问题对照一下，看看那些流言和舆论的制造者到底在社会中居于什么样的状态，也好便于我们为道德的法官提供一张“缺德者”的素描。
  首先，我们从“政治和经济的竞争”入手。
  从整体上看，河南人对于全国其他各省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并不明显——和粤、闽、浙相比，在经济上自然居于劣势；和北京等直辖市相比，在政治上更要差得很多。“竞争”，当然是实力相差无几者之间的游戏，如果我们硬要把自己与各位老大放在一起较量，确实显得有些自不量力。
  可是如果我们把视点集中到我国现有体制的最基本元素——单位中去的话，那情况就会是另一番样子。以河南人的勤劳品质和吃苦精神，在任何一个单位对任何一个人都是会构成“竞争”威胁的，他们卓越的表现、良好的素质也足以让每一位心怀嫉妒的人对他们产生刻意的偏见和歧视。
  河南人在北京搞建筑工程的不在少数，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来自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山区农村。在北京日渐激烈的建筑工程招标竞争中，河南人总是把价钱压到最低，利润降到最少，工期缩到最短，质量提到最高。他们不怕吃亏，以此来赢得更多的挣钱机会。
  我们由此也可以想见，一贯吃苦耐劳、渴望机会的河南人是如何让对手心烦头疼，怎样叫人家顿生厌恶。
  假如被竞争对手歧视尚属“有证可考”的话，那么，被那些因生活挫折而导致人格缺损的人们所歧视就完全等同于“无辜”了。
  生活不是没有这种由于无端的愤怒而到处寻找“替罪羊”的事例。
  他们被欺骗之后，便把道听途说的“骗子”罪名强加到河南人的头上，并且还要在脑海里为自己画上一幅真实的图画；他们被击败之后，便把凭空捏造的“刁民”罪名也强加到河南人的头上，并且还要四处散播所谓“亲身感受”的谣言；他们被歧视之后，也会把“滑头”的罪名强加到河南人的头上，并且还要变本加厉地侮辱和谩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