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此时的北京已远非解放前的北平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新中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治安得到了根本的好转。他想，旅社他是不敢再住了，因为旅社查得很严，万一露了马脚，就会被共产党逮个正着。为了躲过共产党警察的盘查，他决定化装成乞丐，开始躲在一些桥洞底下过夜。
  人说聪明反被聪明误！周宗迅以为几亿中国人的茫茫人海中谁会注意一个乞丐呢？——正是周宗迅这一自以为得意的妙招，导致了他的灭亡！
  周宗迅故作一副邋遢相睡在桥底下，可他的大脑却在高速地旋转，心里时刻不停地想着他的报复计划——轰炸苏联驻华使馆。他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是在轴心国与同盟国之间唯一保持中立的国家，直到苏联宣告出兵东北进军日本关东军前才与日本解除了《苏日互不侵犯的友好条约》。1947年后，美苏进入了冷战，苏联为了在美苏冷战中取胜，在日本宣布投降以前，也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在蒋介石时期苏联驻国民党的大使馆曾随国民党政府从北京迁到南京，再迁到广州，可谓历进了艰险。可那时苏联一方面与国民党保持联系，另一方面也大力支持和援助共产党，甚至在解放战争时期还动用飞机帮彭德怀率领的一野运输武器和人员去对付国民党军队。周宗迅尤其认为最不能让他接受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隆隆礼炮声刚停，苏联政府第一个宣布承认新中国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把他一直效忠的蒋介石领导的独裁政府抛弃了，害得蒋介石只得请求美国杜鲁门的庇护。他认为这是他作为一名党国成员的耻辱，他要为党国出出这口恶气！
  主意已定，周宗迅决定先到坐落在北京东直门北中街的苏联驻华大使馆去侦察一番。他仍是那一身乞丐打扮——虽则他自觉有点丢社会主义的脸，但自己觉得很安全，因为当时的京城确实有不少的乞丐——自然包括那些好吃懒做的人了，同时一般的人都对邋遢的乞丐避而远之！
  周宗迅远远望去，只见那大使馆面积很大，约有16公顷，院内绿树成荫，许许多多的具有俄罗斯风格的建筑群掩映在树丛中。走在小街上，周宗迅见到众多中方车辆经过东直门向使馆驶去，但他不知其原因。——周宗迅不知其中的原因是有道理的，只因50年代中苏关系非常友好，双方使馆经常举行活动，从正式宴请、酒会到非正式的网球比赛、郊游等，气氛非常的融洽。
  周宗迅此次吸取了上次在天安门观礼台前被便衣警察盘问的教训，他站在很远的地方观察：使馆的正门前有一位固定哨，身着中国人民公安军制服，荷枪实弹，很威武地守卫着大门；另外几个身着中国人民公安制服的战士是流动哨，手握冲锋枪，在一位腰间插着五四手枪和弹夹的军官带领下，正沿着使馆长长的围墙巡视着，并且巡视得特别的仔细。
  “防卫得太严密了！听说使馆内除办公区外，还有小剧场、住宅楼、苏联学校，我对这些满是穹隆园顶、欧式吊灯的建筑全都不懂，要炸掉它实属不易，还是回去另作打算吧。”周宗迅通过一阵观察觉得要炸毁它很难，他不想也不敢再去冒险，因为他现在必须谨慎，走错一步就会全盘皆输，丢失悼性命。他边走边摇着头：“新中国的变化太大了，出人意料啊！”
  5
  中央公安部梁志副部长办公室。
  他望着杨宣的照片，想着杨宣牺牲的经过，眼里噙着泪花……
  养子杨宣的牺牲给梁志副部长以沉重的打击，但他作为全国劳改劳教工作的主要领导者，他深知责任的重大，任务的艰巨，他很快地从悲痛中挣扎了出来，一心一意地投入到了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来！
  “公安安全部门的‘藏獒伏魔行动’与公安劳改部门的‘狂飙猎狼行动’都是极为机密的行动，为了活捉鳖三、毛公牛，李闽的小分队失去了很多击毙他们的机会。如今，敌特中‘魔鬼行动’E计划早开始行动，那么是谁在指挥这个‘魔鬼行动’E计划呢？如果真的2号‘野狼’死了，那又有谁会成为2号‘野狼’的接班人呢？会不会这王美波是个假的2号‘野狼’，而真正的2号‘野狼’还在行动呢？……”梁志副部长以他多年的对敌斗争经验在脑海里不断地向他心中的“自我”挑战，他知道敌人设计的“魔鬼行动”是一个连环组合计划，由A、B、C、D、E、F分计划组成。“现在这个‘狂飙猎狼行动’和‘藏獒伏魔行动’是归我直接指挥的，看来仅靠劳改、安全两个部门作战是不行了，必须进行横向和纵向的联合作战，才能最终完成消灭2号‘野狼’的‘狂飙猎狼行动’和‘藏獒伏魔行动’”！
  他拿起了加密电话，接通了牛剑、秦梅、李闽……
  6
  辽河战犯管理所会议室。
  牛剑坐在主席台上正在给台下全所的干部战士进行提高干部政治素质的专项学习，谭凯、张静茹都在认真地听讲。
  “……在党的劳改工作的指引下，我们的劳改劳教工作取的了伟大的胜利，公安部十一局乘着大跃进的春风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四次劳动改造罪犯会议后，接连在清河农场召开了现场会议，在天津召开了管教座谈会议。据公安部通报，北京、抚顺、济南、西安、重庆等地战犯管理所的国民党战犯在党的劳改政策的感召下，主动向人民政府的管理所（处）交待衙门过去的余罪，交待他们曾经隐瞒了的反共反人民的活动，这应看着是党中央对国民党战犯实行‘不审判’的改造政策的胜利。为了更好地做好这项工作，上级要求我们：1、凡是战犯平时向任何干部战士交待的有关余罪或检举揭发其他战犯的材料一律汇总到管教科，不得私自外泄，否则将按照《保密守则》，给予纪律处分。2、凡是故意向所外敌特或反革命分子通风报信或出卖监狱秘密者，将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加强警察队伍建设，提高监狱劳教队伍拒腐防变的能力是我们劳改劳教工作永恒的主题，只有打造出一支能战斗，永不变色的干部队伍来，才能把罪犯改造好教育好。……共产党监狱与国民党监狱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我们共产党监狱是执法为民，执法为公，我们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国民党监狱呢，它们只是极少数法西斯统治者镇压人民的暴力工具，根本谈不上执法严明、大公无私。所以，我们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执法代表，既要在所内秉公执法，也要在所外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要经得起任何糖衣炮弹的攻击。总之，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战斗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们劳改劳教队伍中有没有腐化蜕变的干部呢？回答是肯定的。中央公安部劳改局转来了有关对重庆战犯某管理所干部乔某处理的内部通报，要求我们传达到每一位干部战士。粱志副部长在通报还作了批示：‘认真学习体会，吸取教训，努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
  原来中央公安部劳改局内部通报的内容是：重庆战犯某管理机构管教干部乔某看上了原国民党军统少将战犯曾经保管在看守所6年未用，表面发霉且已由看守所发还给少将战犯保存的罗乃克斯手表后借来使用，乔某因怕被发觉暴露，一直将表放在裤包里，不敢戴在手上。后乔某从钟表店了解到，这表修理好后可以卖到三四百元，便新生邪念。他对少将战犯说：“表不修会放坏，修好才能处理”。经少将战犯同意后，乔某花去修理费24元后，以200元价钱卖给乔在西南医院工作的一个老乡。为掩盖真相，乔某向少将战犯泄露了他将被调北京关押的消息，两人商定少将战犯乘轮船到武汉时，趁过趸船之机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小玻璃瓶丢进长江，并立即向押解干部报告：手表掉进长江里了。这样，到北京核对少将本人清单时，将手表注销了。不久，少将战犯从北京某战犯管理所两次来信给乔某来信索取罗乃克斯手表款，乔某以少将战犯的堂兄（已病死）之名邮汇20元；第二次以战犯家属的名义邮寄50元……最后经公安人员的几经辗转，找回了原表送归少将战犯，乔某退出106元赃款。重庆战犯管理机构给乔某以不适合公安工作调离公安机关的处理。（资料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西南地区国民党战犯改造纪实》）
  谭凯听着牛剑监狱长的讲话，只觉得冷汗直冒。他暗忖：“那天我以牛剑代所长的名义从战犯黄纹口中导出了解放前夕中统潜伏在大西南的特务名单，若果我把这份名单给了苗霞会受到处分吗？……还有几个月前，我以低价从一个战犯手里买过一支派克钢笔，这算勒索吗？”谭凯内心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若果他这时把自己所做的一切坦然地向党组织交待清楚，也许会得到组织的谅解或者从轻处理，可他没有，他继续在悬崖上跑马！
  7
  李闽、郝红和小虎子率领执行“藏獒伏魔行动”的小分队继续在中缅边境的原始树林里穿插追踪。腐烂潮湿的落叶在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密密的树枝、藤蔓和野草不时挡住他们的去路，他们只好在蔽日遮天的大森林里一边开路一边前进。
  “李队，这毛公牛与他的‘神风特攻队’在李弥‘反共救国复兴军’的掩护下，长期在金三角一带活动，他们凭借沼泽、原始森林和高山峻岭与我们逗圈圈，我看与其这样我们在森林里随时都会受到洪水、野兽、饥饿、疾病的威胁，不如我们来过最笨的办法……”郝红望着被浓重夜色低低地覆盖着的那一片片一望无际的黑色大森林对李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