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章
作者:陈玙 更新:2021-12-03 03:18
可是,您没有顾到个人的危险,您不但拿走了本子,还把那封写有罗世诚家庭地址的信也拿走了。您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这样干了。而更使我惊奇的是,干完这样的冒险事情以后,您不但不藏不躲,还照常上班,见了我的面也一如既往,好像您根本没有干过任何伯人的事情一样。您的镇静使我不由得怀疑起自己:是不是我看错了,那本子和信您根本没有拿走?我又第二次去重新检查罗世诚的遗物,不但本子和信确实没了,竟连任何可疑的东西和线索都没有留下,您干得于净利落!您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保卫着别人——也可能还要加上保卫您的信仰。您的行动不但使我佩服,使我同情,也使我非常感动。紧接着,我们又都到罗世诚家去了——可惜的是我去晚了一步,没能在那特定的环境里遇上您。如果那时遇上,可能今天我要说的话在那时就说了。当然,罗家的人——主要是当时自称为小学教师、实际是名演员柳絮影小姐,隐瞒了您去过的真实情况,这我从她家的种种迹象和哭红了的眼睛上都可以断定。所有这一切,都向我说明:您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但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单纯的爱国者,您不是一个人在行动。”玉旨一郎讲完,就目不转睛地盯视着王一民,等待着他的回答。
王一民这回没有再沉默,他异常冷静地说道:“对您的推理和判断,我先不进行辩解和说明,我将保留这个权利。我想先大胆地问您一下:您讲这些是要达到什么目的?”
“我要进一步了解您。”
“了解并不是目的。”
“我的目的很简单,”玉旨一郎一挥手说,“我早就当您讲过,我要有您这样一位诗书传家,深晓汉文,能够和我在事业上共同切磋琢磨的中国朋友。交朋友,就必须要有所了解。”
“可是这种了解不应该是单方面的。”王一民也一挥手说,“如果您是以上司——副校长的身份来询问一个教员,那我将有问必答。如果为了达到您所说的目的,那就应该是双方面的。”
玉旨一郎点着头说:“您说的有道理。”
“可是我一点也不了解您。”
“我的心向您敞开着。”
“那您能允许我大胆地向您提问题吗?”
“像您刚才说的那样:我将有问必答。”
“好。”王一民点点头,郑重地说道,“我对您不了解的地方很多——不,不是不了解,是不理解。您用您的行动在我的脑子里打上了一长串问号,这一串问号汇集到一起,就成了一个谜。不必讳言,您曾间接地、直接地,给过我好多援助,这是正义的援助,是人道主义的援助。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我早就应该站到您的面前,在向您致谢的同时,主动伸出友谊的双手。但是严酷的现实不但限制我在行动上那样做,连感情上的流露都不可能,因为什么会这样呢?”
玉旨一郎垂下眼帘说:“因为我是侵略你们的日本人。”
“不,不单纯是为了这个。”王一民摇摇头说,“您是一个日本人,但却不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您是哈尔滨——甚至整个北满的日本统治者玉旨雄一阁下的亲侄子,在您背后站着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请允许我用一个不够恰当的比喻:犹如您在前边走,您的背后跟着一头老虎,您走到哪老虎跟到哪,这在中国叫什么呢?”
“您的意思是说‘为虎作怅’吧?”
“至少会让人往这方面想。一往这方面想,您的那些正义行动就必然被画上问号。”
“这么说,您的问号主要是集中在我和家叔的关系上?”
王一民点点头。
“好。那我就向您讲讲我的家庭情况吧。”玉旨一郎喝了一口茶,仰起头,眼睛望着西边墙上贴的大小两个乌龟,缓缓地说起来……
56
“我们家从我祖父开始,就是研究中国古汉文的汉学家。他老人家在这方面有一些专门著作,在日本是很有影响的。
“祖父生我父亲和叔叔兄弟二人。祖父希望他俩都能继承家学,研究古汉文。所以从他们开始读书起,就教他们学习比汉两种文字。父亲比叔叔大五岁,所以学习的时候自然就形成祖父教父亲,父亲又领着叔叔学的局面。
“父亲和叔叔这兄弟二人,不但岁数差得比较多,秉性相差就更加悬殊。父亲敦厚踏实,老成持重,读书非常用功,祖父夸他是读书种子,可以继承父业;叔叔眼尖嘴快,飞扬浮躁,读书不用心,全靠小聪明。祖父说他聪明外露,难成大器,调教不好,将要长成一棵歪材。因此对叔叔管教很严,经常考核他的功课,父亲也尽全力帮助他,所以他在日、汉两种文字上,还都打下了比较深厚的基础。
“不幸的是在父亲二十六岁那一年,方满五十岁的祖父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时候我已四岁了。可是刚刚二十一岁的叔叔还正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汉文。祖父一去世,家里生计立时成了问题。过去是靠祖父著书卖文为生,父亲一直给老人家当助手,祖父去世,二十六岁的父亲立刻就失业了。生活的困窘逼迫叔叔中途辍学。弟兄二人为找职业而各处奔走。
“这时候正值日俄战争结束,日本战胜了俄国,双方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俄国把在中国辽东半岛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日本政府为了开发大连和旅顺,大批招聘雇员,尤其欢迎懂汉文的知识分子。这时,叔叔就向父亲提出要应招去大连闯荡一番。但此一去前途究竟如何?这在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的当时,真比你们中国人闯关东的前途还渺茫和不可捉摸。父亲开始不同意叔叔去,他还希望和叔叔共同找一个能研究学问,继承家学的职业。但是叔叔执意不肯,最后终于拜别了父亲,到辽东半岛去了。
“叔叔走后不久,父亲也找到了自己认为满意的工作,而且也是去中国,不同的是没有走关东,而是去了天津。
“我祖父早年有一位学生,就是日本比较著名的民本主义者吉野作造先生,当时他在天津法政专门学校教书,那里要招聘一位精通中、日两国古文字学的人翻译著作,因为待遇高,还可以继续祖父的事业,于是父亲就领着母亲和我,欣然西渡,投奔吉野先生去了。
“父亲在天津和吉野先生共处了三年,吉野先生的民本主义思想给父亲以很大的影响,尤其对中国和日本的关系,父亲在吉野先生的教育启发下,有了明确的新看法。他认为日本正从各个方面对中国进行侵略,因此才激起中国民众的‘排日’运动。而在日本国内,对华友好与对华侵略,也是日本近代史上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长期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可以说,在东方存在着侵略的日本,也存在着和平的日本。而我父亲表示,他要站在后者的立场上,坚决地反对前者。
“这中间,父亲和叔叔没有间断过通信,两人对日本的看法上产生了根本分歧。叔叔站在‘侵略的日本’的立场上,劝父亲要‘忠于日本天皇’,要‘维护和扩大日本在华之利益’,千万不要做‘背叛祖国’的事情。父亲非常气愤地去信指责叔叔已经变成了‘日本军阀政客侵略扩张的喉舌’,再不赶快悬崖勒马就要变成‘走狗’。就这样,两个人在书信中展开了辩论,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三年过去后,叔叔结婚了。婚前给父亲来信,请父亲去为他主婚。父亲赶去了,本想多住些日子,但是老哥俩又总是争论不休,父亲一生气,住了三天就跑回来了。
“这以后,叔叔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于得非常顺利,简直可以说飞黄腾达,步步高升,而且常在报纸上发表‘为侵略者张目’的文章——这是我父亲使用的名词,父亲每逢接到叔叔升官的‘喜报’,便愁眉不展地说,‘我们工旨家对日本民众欠的债越来越多了!’”叔叔官运亨通,仕途很是得意。但是在家庭生活中却总感美中不足,就是他一直没有儿女。有一次,他给父亲来信,要接我到他那里去求学,说是在他那里可以受到正统的日本国民教育。而且明确指出,玉旨家只有我这么一条根苗,不要把我‘引人歧途’。父亲看信后非常生气,不但拒绝我去,还去信把叔叔训斥了一顿。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的炮声响了,父亲心里非常忧虑。他感到日本是在自杀,东三省好比一块巨大的美肉,日本吞下去也消化不了,将来会被烫死,噎死……他老人家身体本来不好,这时心里再一忧伤,很快就病倒在床上了。这时候我已经结了婚,我的妻子很孝顺,她和妈妈衣不解带地服侍父亲,但是老人家这时已经病人膏盲,不可药救了。父亲在弥留之际,非常想念叔叔,说有好多话要当叔叔讲。但是这时候东三省正在战火纷飞当中,关里关外的通信完全断绝了,没法通知叔叔。
“父亲在离开我们的时候,头脑非常清醒,老人家拉着我的手说:”孩子,我们家是研究历史的,越研究越感到日本和中国必须友好相处。现在的战争,是完全错误的。将来日本和中国一定还要走上友好的道路,这一条你一定要坚信不移,千万不要做对不起中国民众的事情。在能帮助他们的时候,就要毫不犹豫地伸出手去。你的叔叔,我没能把他拉到正路上来。你祖父曾经预言过,他要“成棵歪材”,现在“歪材”已经长成,你当然没有力量,也不可能把他扶正了。但是你不能嫌弃他,他终究是你的叔叔,何况我们家又只有你这么一个后代。
王一民这回没有再沉默,他异常冷静地说道:“对您的推理和判断,我先不进行辩解和说明,我将保留这个权利。我想先大胆地问您一下:您讲这些是要达到什么目的?”
“我要进一步了解您。”
“了解并不是目的。”
“我的目的很简单,”玉旨一郎一挥手说,“我早就当您讲过,我要有您这样一位诗书传家,深晓汉文,能够和我在事业上共同切磋琢磨的中国朋友。交朋友,就必须要有所了解。”
“可是这种了解不应该是单方面的。”王一民也一挥手说,“如果您是以上司——副校长的身份来询问一个教员,那我将有问必答。如果为了达到您所说的目的,那就应该是双方面的。”
玉旨一郎点着头说:“您说的有道理。”
“可是我一点也不了解您。”
“我的心向您敞开着。”
“那您能允许我大胆地向您提问题吗?”
“像您刚才说的那样:我将有问必答。”
“好。”王一民点点头,郑重地说道,“我对您不了解的地方很多——不,不是不了解,是不理解。您用您的行动在我的脑子里打上了一长串问号,这一串问号汇集到一起,就成了一个谜。不必讳言,您曾间接地、直接地,给过我好多援助,这是正义的援助,是人道主义的援助。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我早就应该站到您的面前,在向您致谢的同时,主动伸出友谊的双手。但是严酷的现实不但限制我在行动上那样做,连感情上的流露都不可能,因为什么会这样呢?”
玉旨一郎垂下眼帘说:“因为我是侵略你们的日本人。”
“不,不单纯是为了这个。”王一民摇摇头说,“您是一个日本人,但却不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您是哈尔滨——甚至整个北满的日本统治者玉旨雄一阁下的亲侄子,在您背后站着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请允许我用一个不够恰当的比喻:犹如您在前边走,您的背后跟着一头老虎,您走到哪老虎跟到哪,这在中国叫什么呢?”
“您的意思是说‘为虎作怅’吧?”
“至少会让人往这方面想。一往这方面想,您的那些正义行动就必然被画上问号。”
“这么说,您的问号主要是集中在我和家叔的关系上?”
王一民点点头。
“好。那我就向您讲讲我的家庭情况吧。”玉旨一郎喝了一口茶,仰起头,眼睛望着西边墙上贴的大小两个乌龟,缓缓地说起来……
56
“我们家从我祖父开始,就是研究中国古汉文的汉学家。他老人家在这方面有一些专门著作,在日本是很有影响的。
“祖父生我父亲和叔叔兄弟二人。祖父希望他俩都能继承家学,研究古汉文。所以从他们开始读书起,就教他们学习比汉两种文字。父亲比叔叔大五岁,所以学习的时候自然就形成祖父教父亲,父亲又领着叔叔学的局面。
“父亲和叔叔这兄弟二人,不但岁数差得比较多,秉性相差就更加悬殊。父亲敦厚踏实,老成持重,读书非常用功,祖父夸他是读书种子,可以继承父业;叔叔眼尖嘴快,飞扬浮躁,读书不用心,全靠小聪明。祖父说他聪明外露,难成大器,调教不好,将要长成一棵歪材。因此对叔叔管教很严,经常考核他的功课,父亲也尽全力帮助他,所以他在日、汉两种文字上,还都打下了比较深厚的基础。
“不幸的是在父亲二十六岁那一年,方满五十岁的祖父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时候我已四岁了。可是刚刚二十一岁的叔叔还正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汉文。祖父一去世,家里生计立时成了问题。过去是靠祖父著书卖文为生,父亲一直给老人家当助手,祖父去世,二十六岁的父亲立刻就失业了。生活的困窘逼迫叔叔中途辍学。弟兄二人为找职业而各处奔走。
“这时候正值日俄战争结束,日本战胜了俄国,双方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俄国把在中国辽东半岛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日本政府为了开发大连和旅顺,大批招聘雇员,尤其欢迎懂汉文的知识分子。这时,叔叔就向父亲提出要应招去大连闯荡一番。但此一去前途究竟如何?这在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的当时,真比你们中国人闯关东的前途还渺茫和不可捉摸。父亲开始不同意叔叔去,他还希望和叔叔共同找一个能研究学问,继承家学的职业。但是叔叔执意不肯,最后终于拜别了父亲,到辽东半岛去了。
“叔叔走后不久,父亲也找到了自己认为满意的工作,而且也是去中国,不同的是没有走关东,而是去了天津。
“我祖父早年有一位学生,就是日本比较著名的民本主义者吉野作造先生,当时他在天津法政专门学校教书,那里要招聘一位精通中、日两国古文字学的人翻译著作,因为待遇高,还可以继续祖父的事业,于是父亲就领着母亲和我,欣然西渡,投奔吉野先生去了。
“父亲在天津和吉野先生共处了三年,吉野先生的民本主义思想给父亲以很大的影响,尤其对中国和日本的关系,父亲在吉野先生的教育启发下,有了明确的新看法。他认为日本正从各个方面对中国进行侵略,因此才激起中国民众的‘排日’运动。而在日本国内,对华友好与对华侵略,也是日本近代史上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长期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可以说,在东方存在着侵略的日本,也存在着和平的日本。而我父亲表示,他要站在后者的立场上,坚决地反对前者。
“这中间,父亲和叔叔没有间断过通信,两人对日本的看法上产生了根本分歧。叔叔站在‘侵略的日本’的立场上,劝父亲要‘忠于日本天皇’,要‘维护和扩大日本在华之利益’,千万不要做‘背叛祖国’的事情。父亲非常气愤地去信指责叔叔已经变成了‘日本军阀政客侵略扩张的喉舌’,再不赶快悬崖勒马就要变成‘走狗’。就这样,两个人在书信中展开了辩论,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三年过去后,叔叔结婚了。婚前给父亲来信,请父亲去为他主婚。父亲赶去了,本想多住些日子,但是老哥俩又总是争论不休,父亲一生气,住了三天就跑回来了。
“这以后,叔叔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于得非常顺利,简直可以说飞黄腾达,步步高升,而且常在报纸上发表‘为侵略者张目’的文章——这是我父亲使用的名词,父亲每逢接到叔叔升官的‘喜报’,便愁眉不展地说,‘我们工旨家对日本民众欠的债越来越多了!’”叔叔官运亨通,仕途很是得意。但是在家庭生活中却总感美中不足,就是他一直没有儿女。有一次,他给父亲来信,要接我到他那里去求学,说是在他那里可以受到正统的日本国民教育。而且明确指出,玉旨家只有我这么一条根苗,不要把我‘引人歧途’。父亲看信后非常生气,不但拒绝我去,还去信把叔叔训斥了一顿。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的炮声响了,父亲心里非常忧虑。他感到日本是在自杀,东三省好比一块巨大的美肉,日本吞下去也消化不了,将来会被烫死,噎死……他老人家身体本来不好,这时心里再一忧伤,很快就病倒在床上了。这时候我已经结了婚,我的妻子很孝顺,她和妈妈衣不解带地服侍父亲,但是老人家这时已经病人膏盲,不可药救了。父亲在弥留之际,非常想念叔叔,说有好多话要当叔叔讲。但是这时候东三省正在战火纷飞当中,关里关外的通信完全断绝了,没法通知叔叔。
“父亲在离开我们的时候,头脑非常清醒,老人家拉着我的手说:”孩子,我们家是研究历史的,越研究越感到日本和中国必须友好相处。现在的战争,是完全错误的。将来日本和中国一定还要走上友好的道路,这一条你一定要坚信不移,千万不要做对不起中国民众的事情。在能帮助他们的时候,就要毫不犹豫地伸出手去。你的叔叔,我没能把他拉到正路上来。你祖父曾经预言过,他要“成棵歪材”,现在“歪材”已经长成,你当然没有力量,也不可能把他扶正了。但是你不能嫌弃他,他终究是你的叔叔,何况我们家又只有你这么一个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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