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里，庄所长、周晓良等人正在吃着简单的晚餐，见何十四带到，马上三口两日执下饭菜，扔下饭碗就开始讯问。侦察员问姓名等开场语时，庄听长打开了何十四带着的那个挎包，里面是一双新布鞋、一个干荷叶包。打开荷叶包，见是斤余左右的腊猪耳，庄所长凑近闻了闻若有所思地眨着眼睛。
  这时，侦察员问起了何十四当天的活动情况。何十四已经恢复了镇定，口齿清楚地回答：“我今天去探望姨夫了，他是三里坪大队的社员，这一阵生了病，我怪惦念的，就去看看他。我向站里领导请过假的。”
  “你说详细一点：几时离的家？几时到三里坪？是不是一天都在那里？谁能作证？”
  于是，何十四照着作了详细回答：“我是上午6点多钟离家的，走了大约半小时就到了——因为早上有雾，所以走慢了些。到了那里，和姨姨、姨夫聊了会儿，就帮他们劈了一上午木柴。中午，他们请我喝酒了，饭后我又帮着他们干了些杂活，傍晚吃了点东西就告辞了。往回走到大石桥时，碰上你们，就给弄到这里来了。”
  “这么说，你今天一天没离开过三里坪？”
  “是的。我一步也没离开三里坪！”
  这时，去三里坪调查的那个民警回来了。他一进门，周晓良便朝手下人使眼色，于是何十四马上被带往隔壁屋里去了。庄所长望着那个民警：“怎么样？”民警把从何十四姨夫家摸得的情况叙述了一遍，竟和何十四说的完全相同！
  周晓良皱皱眉头：“唔？难道他没有作案嫌疑？”
  庄所长眨着眼睛：“再问问看吧。”
  何十四再次被带进来，庄所长仍让他在那张椅子上坐下，递过去一支香烟，自己也叼了一支。何十四受宠若惊地站起来，以极快的速度掏出火柴，划燃后讨好地伸手给庄所长点烟。庄所长说声“谢谢”，深吸了一口，示意何十四坐下，说：“何十四；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你找来吗？”
  “庄所长，我想是进行例行训诫吧？”
  “嘿嘿，例行训诫？我是派出所长，这是公安处周处长，由我们出面对你这么一个角色作例行训诫，不是太抬举你了？实话说吧你今天去过将军坟没有？”
  何十四像触电似地哆嗦了一下，连连摇头：“没有！没有！”
  “没有？门别关得太早。这样吧，我跟你交代清楚，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如果去过，老实说出于了些什么，争取从宽处理；如果没去过，也如实说明，然后走人。但是，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你不老实，是要从严处理的！你好自为之掂量掂量。”
  庄所长说完，不再看何十四，眼光移向手表，一五一十地报了起来。何十四坐在那里，一副不为所动的样子。等到庄所长数完六十秒，他一下子站了起来，说：“我确实没去过将军坟！”言毕，真的转身迈步。
  屋里众侦察员见状，几乎有点“目瞪口呆”，连周晓良也转脸望着庄所长，只见老头子脸浮冷笑，望着何十四抬脚跨门槛时，突然低喝一声：“回来！”
  何十四转身：“不是说让我走吗？”
  庄所长似笑非笑，下巴往桌上一努：“这个！”
  何十四这才想起自己把挎包忘了，他走到桌前，正待动手包起那些猪腊耳时，庄所长开腔了：“这玩意儿从哪里弄来的？”
  “我姨姨给的，她知道我喜欢吃这，特地做的。”
  “胡说！”庄所长大声喝道，“这腊猪耳散发的香味，分明是将军坟‘老卤铺子’特有的配料，你姨姨做得出？”
  “老卤铺子”是将军坟地区未成为“先锋厂”厂区时将军坟堆一一家山间小铺，铺主姓蒋，据说祖上是替那位死去的将军看坟的，祖传下来一味配料，专煮猪羊牛肉，香味独特，名闻方圆百里。将军坟成为一个小镇子后，那蒋老头成为供销社职工，承接开了一家“老卤铺子”，专卖卤菜。
  庄所长这一招起到了出奇制胜的作用，何十四吓得马失前蹄，乘势跪地求饶：“庄所长，我说实话！我说实话！请求宽大！请求宽大！”
  “起来！坐着说。”
  何十四对他上午的的真实去向作了交代：原来，何十四以前扒窃时，因为钱多，便引诱将军坟一个丈夫在外地工作的青年妇女俞某与他通奸，保持着长期关系。后来，他失风戴上了坏分子帽子，不敢再去找俞某。不料，那俞某竟想着他，托人捎来了一封信。何十四的妻子其时因“坏分子”之事已跟他离婚，携子而去，他一个人正觉着欲火难熬，便偷偷前往将军坟和俞某幽会。昨天，俞某托人捎信说她今天休息，让何十四去，何十四便谎称去三里坪探望姨夫而请了假。今天清晨三时他就起床了，步行十八公里去将军坟，一头钻进俞某家，鬼混一番后匆匆离去。那腊猪耳和布鞋，就是俞某相赠。何十四深怕此事露出破绽，便直奔三里坪姨姨家，帮着干了半天活，傍晚临走前特地吩咐姨姨：如若有人问起，便说他是上午7时到的。
  何十四一口气交代完后，又是连连求饶。这边侦察员自是大失所望，当下把何十四先押了，急忙向将军坟指挥部报告，请求找俞某检查。不多时，回音来了：俞某证实了何十四的口供。
  何十四为此付出了代价：被处劳动教养一年。此与本案无关，就此打祝这边周晓良小组诸君白白耗费了一番力气，自是恼火，正沮丧时，邮电所送来了北京市公安局的紧急回电……北京市公安局拍发来的加急电报全文如下：“遵嘱，对知青陆文龙家属进行访查，称陆在郊区亲戚家。调查人员当即驱车前往，见到了陆本人，特告。”发报时间为下午6时20分。
  侦察员看了电报，摇头苦笑：这个对象也否定了。因为北京距将军坟数千公里，照眼下的交通条件，陆文龙根本不可能上午在将军坟作案，傍晚已回到北京。
  芙蓉溪侦查小组在大失所望而沮丧时，楠角镇小组正在为侦查工作取得了进展而兴高采烈。这个小组的工作是从对在将军坟车站现场当场抓到的女扒手袁淑贞的讯查开始的。
  袁淑贞，22岁，1967届初中毕业生，贵阳市人，出身职员家庭。
  她的扒窃“技艺”说来好笑，竟是从看押对象那里学得的。“文化大革命”初期，袁淑贞是一名狂热的红卫兵，当时贵阳市每次凡是有红卫兵参与的事件，她几乎都有份。但是，尽管她表现积极，但由于家庭出身算不上无产阶级，所以一直只能当个跑龙套的小角色。
  不过，她所在组织的头头对她一向是很信任的，所以，在1968年春贵阳市开展“群众专政专项运动”中，她被指定参加对运动对象即被抓的犯有偷、扒、骗、抢、奸、流氓等罪行的男男女女的看守工作。
  袁淑贞生性好奇，又兼饶舌，看守中闲着无事便和关押对象胡磕牙瞎聊天，获得了不少扒窃手段的理性“知识”。后来，“专项运动”结束后，袁淑贞一时在家闲着无所事事，闷得发慌，奇#書*網收集整理想起看押对象所介绍过的扒窃“技艺”，便试着一个人练起来。这一练竟练上了瘾，不久她就把练得的本领用于实践，倒未曾失风。从此，袁淑贞成了一名扒手。当年秋天，袁淑贞被分配到贵阳郊区插队落户。她有了“挣钱技艺”，自然对艰苦的劳动不感兴趣，三天两日旷工，溜到市里去作案，扒获钱钞便大吃大喝，乱花乱用。渐渐，她的行为引起了周围人们的怀疑。袁淑贞很是警觉，发现不对头，马上主动要求“转队”，调往位于三省交界处的将军坟地区插队。
  袁淑贞到了楠角镇后，仍是劣性不改，结果两次被将军坟公社公安特派员小姜拿获，因是知青，所窃数额又不大，所以都是从宽处理，一次教育释放，一次在公判会上上台陪斗，未予拘留。这次，袁淑贞是第三次落网。因为将军坟公社属于楠角镇管辖，袁淑贞又是在楠角镇插队落户，所以，刘城小组把袁淑贞带往楠角镇派出所去讯问。
  袁淑贞扒手做了已有四年，又有和警察打交道的经验，知道能抵赖就抵赖的伎俩，所以一上来坚决不承认从她胸罩里搜出的一百四十元钱是赃款。刘城五人加上许所长围着她，又是吆五喝六，又是甜言蜜语，红脸白脸轮流唱，折腾到傍晚，仍未见效。刘城几个正在感到头痛的时候，将军坟公安特派员小姜来了。小姜是袁淑贞的老对手，又是克星，袁淑贞见到他就矮三分。他听说袁淑贞抵赖，马上进了审讯室，摊出了一张王牌：失主证明那一百四十元钱款确是其所失窃，他提供的钱币上面的两个特征（写过×路及数字）与赃款相符。袁淑贞这才承认自己今天上午在将军坟作了案。
  这为侦查思路打开了一扇门，侦察员自然会联想到袁淑贞是不是扒窃了密件。于是审讯升级，刘城小组外加许所长、小姜七人全部上阵，光那阵势就把袁淑贞镇得神色惊慌、六神无主。慌乱之下，袁淑贞使出了一些女性案犯初落网时对付讯问的一个令人讨厌的招术：埋头哭泣，问声不响。侦察员一直和她周旋到晚上8点钟，仍无效果。
  刘城问小姜：“她上两次落网时也是这副样子？”
  小姜说：“不是的，她有问必答，老实交代了问题。”
  “如此说来，今天她是反常的。为什么反常？这里面是不是有文章？”
  许所长说：“先让她缓口气，吃点东西，然后再问吧。我们也该吃晚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