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她把照片紧紧地贴在胸口，“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杜培生微叹一口气，站了起来，动手倒了一杯水，端着走到钟秀翔旁边，站在那里，候得钟秀翔止住哭泣，把杯子递过去：“姑娘，喝口水吧。定定神，定定神！”
  钟秀翔接过杯子抬脸眼泪滂沧地望着杜培生：“谢谢！谢谢！”
  她喝了水，掏出手帕擦去泪水，又看了看未婚夫的遗照，小心翼翼地问道：“能否告诉我：黑龙江在哪个方向？”
  杜培生指指审讯室右侧：“那里！”
  “能让我站一站吗？”她是要犯，虽然未上镣铐，但是那张专供犯人坐的椅子上有一块锁着的档板使她坐下后不能站起来，这是防止犯人施暴的一种措施。
  杜培生点点头，让女预审员把锁具打开了。钟秀翔站了起来，几步挪到右侧，在写着“坦白从宽”四个大字的墙壁前跪了下来，双手捧着照片，朝黑龙江方向一连磕了三个头。她磕得很重，额头在木地板上碰撞出的“咚咚”声响，直叩每个预审员的心。两个男预审员担心她会突然撞墙，机警地站在她身后，随时准备作出反应。
  钟秀翔磕完头，站起来，回到位置上坐下，双手捧着照片递还给预审员，又连说了两声“谢谢”。尔后，她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你们能不能把盛炜富的照片印一张给我保存？”
  杜培生不假思索道：“行！”
  “谢谢！谢谢！”
  次日，钟秀翔果然得到了一张盛炜富的照片。
  接着，钟秀翔就开始交代罪行了。她要求先由自己谈，不要被打断，待谈完后再接受讯问。预审员同意了这个看上去有点奇特的要求，于是钟秀翔便开腔交代了。她谈得很详细，从自己的家庭谈起，一直谈到“文化大革命”、去农尝在农场投毒犯罪及叛国当克格勃特工等，这些在前面已有叙述，不再重复，倒是需要写一写她此次受派遣来中国新疆活动的情况——钟秀翔在1970年6月底结束了为期一年的特务训练，从特维尔谍报学校毕业。按照克格勃的惯例，她被送往外高加索的凯斯洛夫克州的高加索山特亚巴尔温泉疗养院去休养。一个月后，休养期满，她被克格勃人事管理局分配往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谍报局第六部。但找钟秀翔谈话的那个人事管理局官员却没通知她去莫斯科克格勃对外谍报局报到，只叫她直接去苏联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的阿拉木图市待命。钟秀翔马上意识到自己有可能要被派赴中国进行什么间谍活动了，因为阿拉木图居于靠近中苏边境的城市，往东不到三百公里就是中国新疆地区。果然，钟秀翔抵达阿拉木图的第三天，就有克格勃官员找她谈话，让她准备去中国新疆执行任务，最近一个阶段将有人来给她介绍新疆的风土人情，并教她一些简单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语言。至于任务内容，待出发前再予以交代。
  钟秀翔在阿拉木图郊外的一幢别墅里过着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生活，克格勃官员向她解释：这不是软禁，而是因为阿拉木图距中苏边境线近，又不是旅游城市，像她这样一个东方姑娘频频在街头出现，容易引人注目，于她潜入新疆后可能会产生不利。这样到了9月初，克格勃派人每天用汽车接她去军用机场，进行跳伞训练。
  一连训练了五天，钟秀翔已经掌握了要领。
  第六天上午，来了四名穿制服的克格勃军官，汽车上带来了一个鼓鼓囊囊的背包，里面除了钟秀翔被捕时所搜获的武器、电台等，还有“转队”的全套证明材料和一个五百克重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如白砂糖的晶状物。克格勃军官先向钟秀翔交代了她的“转队”事宜，然后谈了这次任务：那白砂糖似的晶状物，是克格勃技术管理局的生物专家研制的一种特种病毒，这种病毒被牧畜和食草动物摄入后，会产生一种传染疾病，症状是发热，几小时内即可升至极限体温，然后是七窍流血，在二十四小时内不治而亡。病畜从染上此毒开始，其所有的体内分泌物（液）都是新的传染媒介物。中毒发病的动物死去后，尸体如不立刻焚烧，那病毒将会在尸体内迅速繁殖，成为新的散播载体，随风、水、尘土等四面八方蔓延，使更多的牲畜染上疾病。这种可怕的牲畜瘟疫世界上从未出现过，所以没有病名。克格勃决定向中国新疆地区传播这种动物疾病，因此命名为“新疆出血热”。
  “新疆出血热”病毒在实验室内的生存时间为二十七天，克格勃专家考虑到特工人员潜往新疆后的活动条件有限，可能在二十七天里无法散播，这样便会造成“师出无功”，所以他们动了脑筋，以药物使病毒处于休眠状态，到使用前将其激活。用于激活的化学物质便是盐酸。克格勃专家在这方面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盐酸在中国和苏联一样，轻而易举就能从商店买到的，所以既没让钟秀翔携带，也没为她准备一纸购买盐酸的假证明。这样，钟秀翔跳伞潜入新疆后，就不得不以盗窃方式获得盐酸，从而终于暴露了身份而被捕。
  克格勃给钟秀翔配备了电台，让她完成任务后返回前与苏联境内联系，克格勃将在边境线予以接应。克格勃给钟秀翔规定的最后回返时间是1971年2月1日午夜。
  钟秀翔一口气交代到这里，要了一杯水喝，然后说：“现在你们觉得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讯问，我一定老老实实告诉你们。”
  于是，预审员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包“新疆出血热”病毒到哪里去了？
  钟秀翔说：“哦，我忘了说，我一到巴拉坎二队村外，就把它埋起来了。”
  “埋在哪里？”
  “村外那口破庙后面。给我纸笔，我画一张坐标图给你们。”
  审讯结束后，杜培生向公安厅领导汇报了情况，然后立刻率领四名警察驱车直赴吉也克镇。十四小时后，杜培生一行抵达吉也克镇，在派出所配合下，即往巴拉坎二队村外，按照坐标图，果然挖出了那包病毒疫苗。至此，这起案件的侦查工作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钟秀翔其人，不久在看守所突然患病，仍是高烧不退，只是无感冒症状。所方即送医院，但医生动用了最好的进口药物也未能使高烧退去，二十四小时后她终于不治而亡。这天，是1971年2月2日，距克格勃规定的返回期限超过一天。而发病入院那天，正是2月1日，因此，有关承办人员曾怀疑钟秀翔在奉命派遣入境前，已被克格勃以不易察知的方式输入了定时发作的毒药，如按时返回，则有解药可救，否则一命呜呼。当然，这不过是一种猜测。
  第十章 辨认林彪尸体
  26
  安德烈大校对傅索安说：“给你安
  排一个新的岗位——去谍报学校当教
  官。”
  钟秀翔这样的特工在克格勃属于车载船装的小角色，克格勃并未为她的落网而安排力量去探查下文，也就是不管她的生死了。
  因此，对于傅索安来说，钟秀翔的生死一直是个谜。也许钟秀翔是傅索安叛逃苏联以来所碰到的第一个中国女性，且又是特维尔谍报学校同学的缘故，傅索安自得知钟秀翔出事的消息后，一直心神不宁，关心着钟秀翔的消息。她多次去找玛莎，并通过玛莎和特维尔谍报学校的几位分配在对外谍报局的苏联男女同学取得联系，央托他们找听钟秀翔的消息，均未遂愿。
  傅索安通过一个谍报学校毕业后分配在克格勃技术管理局担任内勤的苏联同学，请无线电通讯专家特装了一个肥皂盒大小的半导体收音机。这个收音机具有特强的灵敏度，并且能自动排除干扰杂音，还有增音装置，在莫斯科能收听到东京、北京、香港、曼谷等地的广播电台播出的节目。傅索安用这个收音机每天数次收听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想得到钟秀翔的消息，但该台始终没有播出。
  克格勃对其内部人员也有一套监视措施，傅索安的行为当然逃不过他们的耳目。对外谍报局的头头起初对博索安的举动抱容忍态度，因为第一这并未违反颁布的内部纪律。第二傅索安是经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特批而进入克格勃的角色。第三她在从谍报学校毕业后所从事的活动中表现比较出色。但是，后来见傅索安似乎有不肯停下来的意思，这就引起了头头的重视。1971年3月下旬的一个上午，对外谍报局特别监察处把傅索安召去，由一名中校军官跟她作了一次谈话。对方告诉傅索安，她在莫斯科所有的活动都始终处于监视之下，这不是单单针对她的，而是每一个从国外活动后返回的特工在一段时间内都会受到秘密监视，即使是将军也不例外。
  傅索安此时已经今非昔比，她已经站稳了脚跟，不怕苏联人把她怎样怎样，这样，深埋在她身上的桀骛不驯的本性便略有显露她虽然没开口，但从眼睛里透出的神色却是表露出不以为然的意思。中校看在眼里，也不吭声，从桌上的一个活页里拿出一张纸，微笑着递给傅索安。傅索安接过来一看，惊奇得像是亲眼见到电视屏幕上的人物蹦出来在她的面前：纸上打印着她从台湾返回莫斯科后的每次外出，和每个人接触的时间、地点，对方的姓名、身份！
  中校笑吟吟地加以说明：“这些材料都是输入了计算机的，将被永久保存。”
  傅索安这下子真正领教克格勃的厉害了，她不敢再生抵触之心，老老实实坐在那里，显出一副俯首听令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