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室里，长长的桌子后面坐着六名克格勃官员，都是男性，有的穿军服，有的穿西装。傅索安进去时，六双蓝眼睛一齐把目光投向她，盯着她足有三分钟。尔后，一个蓄着大胡子的军官开胜了，竟说一口标准得令傅索安几乎怀疑听到了乡音的中国普通话：“你，可以坐下。”
  “谢谢！”傅索安也说中国话，然后在屋子中央的那张硬木椅子上坐了下来。
  大胡子把傅索安的话翻译成俄语给他的同事听，之后，他把傅索安的每一句话都照译不误，同时还把其他审讯者的俄语译成中国话。
  一开始讯问的内容，和刚越境被捕时在边防营的审讯差不多，也是姓名、年龄、籍贯、家庭住址、身份、叛逃原因等等。问完这些后，审讯者让傅索安“尽可能详细地陈述叛逃原因”。于是傅索安从“横空出世造反总部”这个组织的建立开始说起，说了“山下派”产生经过，又说了如何准备筹集笔墨纸张筹“战斗武器”，一直到“张厚石事件”、去奇玛村的情况……源源本本，侃侃道来，说完时，外面已是旭日东升。屋角的一架台式双卡录音机“沙沙”地转动着，录下了傅索安所说的每一句话。
  傅索安说完后，忽然举起了右手。大胡子不无惊讶地望着她，问道：“你这是干什么？”
  傅索安说：“我想上厕所。”
  大胡子把话翻译给坐在中间的那个看上去是头目模样的胖子军官，后者点点头，说了一句俄语。大胡子于是召进警卫，用俄语下了一道命令。警卫便把傅索安押了出去，原以为是去厕所，不料却是押回地下室她的囚室让她方便。完事后，重新把傅索安押进审讯室。
  在傅索安离开的这段时间里，那些克格勃官员肯定已经对她的口供初步交换过意见。所以，当她重新在原位置坐下接受讯问时，他们对她先前口供中的一些未曾解释清楚的情节、细节一一进行了极为详劲不厌其烦的讯问。这些问题大约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傅索安回答完后，大胡子说：“现在，让我们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然后再继续进行审讯。”
  傅索安又被押回了囚室，警卫给她送来了一份食物，是两个面包、一块黄油、几片牛肉和一盆由西红柿、洋葱、红肠丝、土豆粒做成的汤。面包很大，傅索安吃完一个就吃不下了，她把另一个藏在床上。但是马上被一直在门外监视她的那个警卫看见了，立刻用俄语吆喝着阻止，傅索安只好交了出去。
  吃完食物后，傅索安感到很是疲乏，便倚靠在床头的档子上，不知不觉睡着了。正什么都不知道时，却被警卫喊醒了，原来又要押出去受审了。
  傅索安再次接受讯问，克格勃官员要她供出叛逃动机和叛逃经过。傅索安一上来又想老调重弹说什么“寻求真正的马列主义”，但马上被他们厉声喝斥。大胡子在好几个官员都开过腔后，用中国话对不知所措的傅索安说：“你必须老实说清叛逃动机，这种动机应当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知道吗？”
  傅索安一边点头，一边在后悔：怎么没想到这一层？我既然说了“投奔社会主义国家，寻求真正的马列主义”，那为什么不在谈叛逃原因时添油加醋，编造一点这方面的内容呢？她意识到面临着的潜在不妙：如果真是“投奔社会主义国家，寻求真正的马列主义”，那么就是“持不同政见者”，容易受苏联方面的重视。但像现在这样，那纯粹是因为在中国闯了祸，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叛逃以寻生路的。苏联人弄得不好，说不定会把她遣返的。然而，现在已是处于“木已成舟”的地步，她无法更改口供，只有硬着头皮老实招供了叛逃动机。由于她的口供在逻辑上和前面部分合得上拍，所以审讯者倒也未曾追问什么。
  傅索安交代完叛逃动机，又说叛逃经过，这就比较容易了，她只消把全部经过情况说一遍就是了。
  这次审讯，长达十多个小时。结束后，傅索安回到四室，只觉得头昏脑胀，什么也不想，一头栽倒在床上就睡着了。后来，在等待处理的那几天里，克格勃对外谍报局的情报官员，曾数次来讯问傅索安，向她调查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这种讯问和前面的那种相比，显得轻松多了。
  傅索安在向克格勃对外谍报局提供中国“文化大革命”情报时，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正在考虑傅索安的命运问题。安德罗波夫在下令将傅索安从边境押解莫斯科后，曾在为其他事务去谒见勃列日涅夫时，顺便谈起中国红卫兵叛逃事件。当时，无论是安德罗波夫，还是勃列日涅夫，都想当然地把傅索安看成是中国的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她的红卫兵身份和“不同政见”以及叛逃行为，无疑可以作为苏联在全世界面前大肆攻击中国的一件武器。这就是勃列日涅夫命令克格勃把傅索安押解莫斯科的原因。但是，克格勃的有关专家在审讯傅索安后，发现这个叛逃者并不是什么“持不同政见者”，而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狂热分子，因为狂热得不得法，弄出祸事来了，在生死攸关之际，迫于无奈而叛逃投苏的。因此，这些专家经过讨论后，在送呈安德罗波夫的报告中提出建议：将傅索安送往中苏边境，予以遣返。
  安德罗波夫最初准备批准这个建议，但因为此事与勃列日涅夫也有关，他就显得慎重些，把专家们的这份报告书放在一边，暂缓处理。安德罗波夫虽然是特务机构头子，但他搞政治的本领远远超过搞特务，稍一考虑，就发现那份报告书所提的建议实际上是一个馊主意——勃列日涅夫1964年10月替代赫鲁晓夫上台后，在苏共和苏联政府内部面对着三派势力，一派是波德戈尔的，一派是柯西金，还有一派是谢列平。这三人在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闹剧中，都有功劳，如果他们联合起来，马上可以把勃列日涅夫赶下台。因此，勃列日涅夫在刚上台的二三年间，总是同这三派力量保持一定距离，引诱他们争斗，自己则坐山观虎斗。这种状况直到1967年才有所改观，勃列日涅夫的位置有所巩固，但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可以高枕无忧、为所欲为的迹象。因此，安德罗波夫作为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应当时时事事考虑到如何树立勃氏的威信，而不是拆台脚。眼前此事，是勃列日涅夫下令把傅索安押解首都的，如果无功而返，来个遣返回国什么的，就会被那三派势力作为“领导失误”的一条理由。因此，应当留下傅索安，以证明勃列日涅夫和他安德罗波夫本人在这件事上的英明。
  安德罗波夫接着开始考虑如何安置傅索安：送往东欧某个国家去养起来？不，这不稳妥！因为，她在那里肯定要跟外界接触，而一旦被外界知道这个中国姑娘越境后曾紧急押解莫斯科，容易使人对此产生不利于勃列日涅夫和克格勃的联想。所以，决不能让她去东欧或其他国家定居。这样，最稳妥的办法就是长期监禁。
  可是第二天安德罗波夫的主意就改变了，他考虑到如把傅索安长期监禁，可能会被外界人知情后引起猜疑，因为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偷越国境者，处理时根本不可能长期监禁，一长期监禁便说明其中另有隐情，而一旦被外界知晓了这个隐情，那又大大不妙了。
  安德罗波夫又考虑把傅索安安排在苏联国内的工厂或集体农庄工作，限制行动，划地囚禁，但却又没有把握绝对保证不被外界知情。
  想来想去，安德罗波夫头脑里忽然冒出了一个主意：何不把这个中国姑娘放在克格勃，把她培养成一名特工！
  几经考虑，安德罗波夫决定这么做，便向克格勃人事局下令，让他们对傅索安进行严格审查，判定把她训练成一名忠于苏联、忠于克格勃的特工的可行性。
  克格勃人事管理局，是克格勃的组织神经中枢部门。这个部门是克格勃诸多部门中惟一的一个受双重领导的部门，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规定，克格勃人事管理局在接受克格勃总部领导的同时，还直接受苏共中央组织部控制。人事管理局的职能是负责局内人事调动及吸收新的克格勃成员。每一个成员参加克格勃时，都经人事管理局严格审查，被认为合格后，送往特务训练学校接受专门训练。
  人事管理局接到安德罗波夫的命令后，专门成立了一个由七名军官组成的审查小组，对傅索安是否能当克格勃特工进行严格审查。审查小组调阅了总部及对外谍报局对傅索安的全部讯问笔录，经过分析、研究，决定通过对外谍报局对傅索安所交代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同时安排傅索安去外地过软禁生活。
  傅索安本人当时对这些情况自然是蒙在鼓里，她在莫斯科西郊的那个“特殊软金属研究所”的地下四室内被关了十一天，突然被警卫提了出去。还是在那间审讯室里，一名她没见过面的克格勃军官坐在椅子上等着她。见傅索安进去，那个军官出乎意外地站起来，迎上两步，跟她握手，用流利的英语说道：“中国姑娘，祝贺你，你自由了！”
  傅索安被这一幕弄得大为紧张，只觉得心脏在胸腔里怦怦乱跳，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她不知道对方所说的“自由”的含义是什么，是“遣返”呢，还是允许在苏联居注工作？那个军官说：“现在，请你跟我离开这里去一个新的地方。”
  傅索安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跟着军官走到院子里，坐上了一辆老式“奔驰”轿车。军官对司机嘀咕了一句俄语，估计是关照去何处，那司机点点头，把车开出了“特殊软金属研究所”，拐上马路，往莫斯科市内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