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初步审讯，叛逃者供称自己名叫傅索安，天津人，叛逃动机是“投奔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寻求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安德罗波夫阅完文件，皱眉沉思了片刻，望着副手：“彼罗朱柯夫同志，这个叫傅索安的叛逃者，现在在哪里？”
  彼罗朱柯夫略一欠身，回答道：“昨晚我收到这份急件后，立刻和边境方面通了电话，他们说现关押于边防军营房的禁闭室。”
  安德罗波夫微微颔首：“我认为对于我们来说，这也许会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难道由此会引起外交纠纷？”
  “外交纠纷是不会的……”安德罗波夫站起来，想说什么，但动了动嘴却未开口，伸手抓起一部红色电话机的送话器。这是“克里姆林宫专线”，电话线的另一头连着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可以直接同勃列日涅夫通话。这边安德罗波夫刚抓起送话器，那边勃列日涅夫已经有了反应，耳机里传来一个鼻音很明显的声音：“唔，是安德罗波夫同志？”
  “是的。勃列日涅夫同志，有一件重要情报向您报告……”安德罗波夫简要地把傅索安叛逃来苏的情况说了一遍。
  安德罗波夫之所以深受勃列日涅夫的器重，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的思想方法和勃列日涅夫完全相同，这也是他后来成为勃氏接班人执掌苏共大权的一个原因。现在，安德罗波夫刚把情况说完，勃列日涅夫已经领略了此事潜在的意义，立刻下令：“马上通知边境方面，必须严格保证这个叛逃者的安全。另外，立刻派一架飞机，把这个中国姑娘接到莫斯科来！”
  安德罗波夫对着话筒点头：“是！立即执行您的指示！”
  2
  江青给公安部长打电话：“我要活的！查到这个人后，给我押到北京来！”
  1968年3月中旬的一天，一辆蓝色“上海”轿车从北京城里快速驶往位于西郊的钓鱼台国宾馆。
  钓鱼台原是清廷皇帝及皇室成员在一年内的某些日子专门来此举行垂钓仪式的地方，解放后经过修缮辟作国宾馆，金日成主席、西哈努克亲王、恩克鲁玛总统、胡志明主席等众多国家元首访华时都在此下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外事活动减少，空出不少别墅，就作为一些中央领导人及中共文革小组部分成员的临时下榻处、这段时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顾问的康生就住在这里，这辆“上海”轿车中的乘客就是奉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的命令来拜见康生的。
  “上海”轿车驶到钓鱼台国宾馆大门口，停了下来，站岗的解放军战士迎上前去，查看通行证后，方才放行。轿车驶进大门，迎面是一座巨大的水泥屏墙，上奇#書*網收集整理面有用红漆临摹毛泽东主席颇有特色的笔迹书写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轿车顺着用道绕过屏墙，往里行驶了一会儿，在一幢别墅前停了下来。从车里下来一个身穿人民解放军陆军干部制服的中年男子，此人姓许，是中央文革小组抓专案工作的负责人之一。许某下车后，从公文包里取出江青手写的便条，走进别墅，递给了一个秘书模样的工作人员，对方看了看，便把他引进了客厅。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身穿紫色毛衣、外罩丝棉背心的康生走进了客厅。许某连忙迎上，做自我介绍后，说：“康老，江青同志再三叮嘱要我代她向您老问候！”
  康生“唔”了一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随手做了个姿势示意许某坐下。
  许某坐下后，用恭敬的目光望着康生，小心翼翼地开腔道：“康老……”康生不客气地打断道：“你的来意，江青同志在电话里已经讲过。现在，我给你十分钟时间，计你把有关情况说一下！”
  许其额外沁出了冷汗，公鸡啄米般地连连点头：“是！是！我把情况向康老汇报……”许某奉命求见康生，是为了“安子文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专案。
  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大体情况如下：“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鉴于当时处于民族存亡的紧急形势，急需大批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干部分赴各地开展工作，于是决定让安子文等六十一名被捕后关押于国民党“北平反省院”内的党的干部按照国民党的规定办手续出狱。这些干部遵照党中央指示出狱后，积极投入工作，对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此事当时经中央集体讨论所决定，所以这六十一人在历史上应当说是清清白白的，安子文在解放后还担任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却有人提出了“安子文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央文革小组遂决定进行专案调查。然而，专案调查的工作却开展得疙疙瘩瘩，不甚顺利。江青听许某汇报后，指手画脚发号施令道：“这事应当去向康老请教，康老是专案问题的专家、权威，没有搞不定的专案！”
  于是，许某便来钓鱼台拜见康生了。
  许某把调查情况择要汇报完，正好十分钟。康生听了，在镜片后面转动着眼珠子，嚅动着嘴唇嘟哝道：“没有章法……战线铺得过宽……没有找准知情人……”见许某打开本子准备记录，马上阻止：“不许记录！”
  许某连忙合上本子，连钢笔一起放进公文包。
  康生突然问：“你会写文章吗？”
  许某不知所措地回答：“凑合着写过几篇，不过水平极其有限他还想往厂说，却被康生打断了：“搞专案就像写文章！要有材料，有了材料还要会取舍。取舍，懂吗？”
  许某茅塞顿开：“晤，懂！懂了！”
  康生打了个哈欠，掏出手帕，摘下眼镜拭泪水，边动作边说：“‘北平反省院’的事，你去找一个人，这个人姓张，弓长张，以前在‘北平反省院’管档案的。凡是进过反省院的人，他应该都清楚他们在里面的表现；。这个人解放初期住在天津，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可以通过公安机关去查一查，听说他很会刻图章。”
  其实，康生说得出此人的姓名、地址，就在几年前，他还派人去天津向那人“借”过一幅米芾的字。但是，即便是江青本人来问他，他也只会说这些，这是康生风格，也是阴谋家的风格。
  许某离开钓鱼台后，立刻去见江青，把康生的话详细说了一遍。
  当天晚上，江青给公安部长谢富治打电话，要求由公安部出面查张××这么一个人。
  谢富治回答：“江青同志，没问题，不论死活，都一下给您找到！”
  江青的话有些不合逻辑：“我要活的！查到这个人后，给我押到北京来！”
  谢富治只好点头：“好的。”
  但是，谢富治没有料到，就在他下命令让天津市公安局查找张××时，这个人已经被人打伤，送进了医院。行凶者，正是两个月后越境逃苏的傅索安。
  傅索安，1949年6月5日出生于天津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是医生，母亲是一家科研单位的英语文字翻译。傅索安从小就长得很漂亮，她的周岁照片曾被照相馆放大后陈列在橱窗里。从生下来直到1968年，傅索安曾拍过不少照片，有的还请人画上了彩色。这些照片，在博索安后来越境叛逃后，都被她的父母付之一炬了。
  二十年后，比傅索安小七岁的弟弟傅索强曾凭他少年时的记忆对1968年时的傅索安作过了一个白描式的叙述：“她个头很高，大约不会少于一米六七；不胖不瘦，好像体重在五十四至五十五公斤之间；脸形是鸭蛋形的，五官长得很端正，分布得很均匀，黑白分明的眼睛大而亮，看起人来总闪着光波，眼睛上部长着一对浓黑的月牙眉。她和当时的同龄人一样，爱穿一套草绿色的军装，右臂套着个红袖章，剪得很短的头发上压着一顶军帽。”
  根据这个叙述，可以想象傅索安当年乃是一个比较俏丽的高个姑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傅索安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
  她在班级里担任着班干部、英语课代表，又是共青团支部副书记，是一个很具号召力的活跃分子。傅索安喜欢看书，这个习惯又使她养成了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习惯。因此，她考虑问题往往比她的同学要深些广些。正因为如此，所以傅索安在“文化大革命”伊始别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学校的一般教师时，她已经在写“制定和忠实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区、市教育局长头头的大字报了。当她的同学跟着炮轰教育局头头脑脑时，她已登上火车去了北京，成为8月18日毛泽东主席首次接见的红卫兵中的一员。接着，傅索安开始了“革命大串连”。她的串连有别于当时绝大多数红卫兵，不是游山玩水式的，而是一种社会调查。三个月中，傅索安的足迹走到了新疆、内蒙古和东北三省，不但去城市，还下农村，她甚至还在内蒙古农村认了一位“干娘”，这个举动为她的越境外逃提供了一个主要的有利因素。
  1966年底，傅索安回到了天津。其时，她的母校已经山头林立，全校初高中各班级林林总总总共有二十多个“造反兵团”、“战斗团”之类的造反组织。傅索安岂是甘于寄人篱下之徒，所以断然谢绝了几个同班、同年级组织拉其入伙的邀请，自己发起组织了一个“横空出世造反总部”。“横空出世”与同校其他造反组织相比，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其成员打破年级界限，从初一到高三都有，而且不限家庭出身，“红五类”、“黑七类”一视同广，只要本人有革命决心、造反干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