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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0日，王炳南离京。
  当日没有飞苏联的班机，周恩来连夜打电话亲自联系安排，调来一架专机送王炳南到伊尔库次克，然后换乘苏联飞机赴华沙。
  临行前夕，收到周恩来的一封亲笔信：
  炳南同志：
  现将发言要点（草稿）打送给你。在第一次会谈中，如果美方急于要表示自己的意见，可让他先说，照杜勒斯今天见记者的谈话，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如美方先提出方案，而方案本身又有研究余地，你不忙提出我方方案，而将其过分荒谬之点予以评论，其他则保留下次会议再予以全面回答。如果美方不提具体意见而又急于要知道我方意见，我方亦可使用这一发言要点，并将预定方案提出。
  如第一次会谈为纯技术性事务作安排，双方只作一般接触，则发言要点第一段稍加发展，可作你在第一次会谈时的底稿。
  如何，请酌办。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
  怀揣锦囊，踏上征程的王炳南感到心中愈加坚实有底。
  王炳南是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但实际上，早在三十年代，他的外交生涯便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交往，并非始自它成为新中国的执政党后，而是于抗日战争时期就有所接触。
  1938年，为了适应宣传党的抗日政策的需要，成立了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南方局外事组，王炳南任组长。在重庆，小组的工作任务是争取国际援助，重点对象为美国。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要求，王炳南小组广泛联络，深交朋友，工作活跃而富有成效，与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参赞范宣德交往频繁，同戴维斯、谢伟思兄弟等美国使馆一批年轻的外交官，结为好友，并同富有正义感、诚实直言的美国远东战区总司令史迪威将军建立了互相尊重、信任友好的关系。王炳南的得意之笔是，外事组经过艰辛努力，终于实现了打破国民党封锁、组织美国新闻记者访问延安，实现了以包瑞德上校率领的美军观察组长驻延安。他们向世界大量报道了受到人民拥护、积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向美国政府正确报告了中国局势，反映了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消极抗日。气得蒋介石大发雷霆，臭骂国民党庞大的宣传机构竟远不如共产党的一个小组。他怒气冲冲写了个条子给国民党宣传部，说尔等既无天才，又不学习，以致在宣传上处处落后于共产党，奈何，奈何！有方可医否？
  抗战结束，为防止国共两党发生内战，促成中国成立联合政府，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使华。王炳南作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之一，直接参与了国、共、美三方谈判，同马歇尔将军来往频繁，常向他转达周恩来的意见和信件，并同美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多有接触。在这段宝贵的经历中，王炳南更真切地了解了美国人的思维、作风和处事方式，学到了同美国政界高层人士谈判打交道的方法技巧。
  长期效命周恩来帐下，鞍前马后地奔走工作，王炳南锻炼摔打得深谋沉稳，行事果敢，判断敏捷，随机善辩，圆满完成了多项重大任务，成为党内公认的外交干才之一，深得周恩来的赏识与信任。
  贺龙元帅告诉他：中央最先挑选与美谈判人选时，不光你一个，但考虑到你在党内有从事十多年外事工作的经历，大量接触过各种不同类型的美国人，比较熟悉他们，因此周总理力荐你担任对美谈判代表，认为你是最佳人选。
  万里关山，千钧重担；唇舌交兵，寰宇风雷。王炳南想到自己是代表新中国、代表6亿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去和美国谈判， 这个霸道的大国不愿承认我们，却又不得不正视我们，找我们来对话，内心便升腾起一种无比的自豪感，信心百倍地去迎接这一场特殊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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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重新指派的谈判代表为美驻波兰大使雅各布·比姆。
  双方代表同驻华沙，会谈地点便自然而然从日内瓦转至华沙。大家免去了奔波劳顿之苦，还节省了不少时间。
  其实，会谈地点原本就可以设在华沙的。因倔老汉杜勒斯固执地坚持双方代表只能在中立国见面而作罢。此次会谈地点的变更，可视为美国的一次小小的让步。
  此刻，成群成批的炮弹正在台湾海峡猛烈爆炸，美国的一只足尖，已经触到了危机漩涡的边沿，情况紧急，为了避免仓促间失足落水，它需要尽快摸清中国的真实意图，会谈地点，便马虎一点了，迁就了中方的方便。
  但，在确定会谈的具体场所时，美国仍然锱铢必较，坚守着理念上它自设的虚幻防线，寸土不让。
  王炳南刚到华沙，比姆便打来电话。礼貌性地问候之后，比姆直白地表达了自己的急切心情：密斯特王，你旅途辛苦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但我很想知道何时才能同你见面呢？
  王炳南聪明地接过话题：比姆先生，祝你也有一个安静满意的睡眠，明天或者后天，我愿意在中国大使馆恭候你。
  比姆立即语塞，他显然对会谈的程式细节和东方的精明智慧缺乏心理准备，以至语言的组织发生障碍，他嗫嚅道：密斯特王，有关事项，请容再议，请容再议。
  王炳南笑笑、挂机。他知道，自己出了一道“高难几何”题，比姆答不出，需请示杜勒斯。
  过一会儿，比姆又来电话：阁下，很抱歉，我不能到中国使馆去，你一定可以理解的。我建议，会谈能否在瑞士驻华沙使馆举行？因为，日内瓦的经验表明，瑞士是一个热情好客对我们双方也比较方便合适的国家。
  杜勒斯果然老奸巨猾步步设防。他所以反对比姆到中国使馆来会谈，仍然是为了避免对外造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某种形式的承认。
  王炳南灵机一动，再出一个小小的难题，考考比姆，试试对手：比姆先生，贵我两国间事，却跑到人家的使馆去谈，你不觉得多此一举很累人吗？我建议我们可以采取对等的方法，轮流在贵我两国的大使馆会谈，大家体面方便，何乐不为？
  杜勒斯显然已有交待，比姆此番大概是有备而来，他说：No，No，大使先生，我坚持认为在目前我们尚未建立邦交的情况下，你我在瑞士使馆见面是非常合适的。
  外交斗争就是如此，有些事涉及原则立场国格主权，必须坚守阵地一步不退。
  有些事又不能太过较真缺乏灵活，以致影响大局和根本利益。此次会址设于何处，属枝蔓问题，中方并不十分在意，不必与美方纠缠。但，当然，中方也不可听任美方安排摆布。王炳南说：大使先生，你我现在已在第三国的土地上，要想见面，何愁场所，实无必要再到第四国的领地去了，我建议，可请波兰外交部提供会谈会场。
  比姆亦知趣，思忖片刻，说声Yes，点头允诺。
  会场问题虽获解决，但一番周折业已显示，即将重开的会谈决不会轻松，依然云山雾嶂，关隘重重，突破无期，善果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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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5日下午3时，金厦双方炮兵继续狂轰滥射，万里之遥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正式开场。
  华沙市内梅希里维茨基宫， 4张大桌子排成一个长方形，波兰外交部礼宾司长请中美代表团进入会场，双方人员分两边相向而坐，王炳南大使与比姆大使互相点头致意，都在用一种审慎研究观察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新对手。气氛礼貌而冰凉。
  四十多岁的比姆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美国职业外交家，沉着、冷静、头脑清晰。
  和他的前任约翰逊比起来，他显得稍稍呆板，缺乏幽默感，通常脸上没有笑容，讲话讲到激动之处，甚至有些结巴。但他具有学者的风度，文质彬彬，从不使用恶语攻击，像个教授。比姆此时仍是个快乐的单身汉，他直到五十多岁才喜结良缘，据说夫人能干、活跃、善于社交。比姆的好友都说，晚宴上和比姆坐在一起很乏味，但有他的夫人在场便弥补了比姆的不足。华沙会谈之前，比姆有过和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谈判的经历，号称与共产党人打交道的专家。虽然他不擅辞令，不是那种巧舌灵齿的外交家，但也决不是王炳南可以轻视的对手。
  王炳南请比姆先发言。
  比姆开始用刻板的声调朗读他事先准备好了的厚厚的讲稿。他说：美国要求中国方面停止对金门、马祖几个岛屿的炮击，要求台湾海峡地区立即实现停火；美国承认，中美长期以来对台湾及附近岛屿存在着严重争议，美国并不要求任何一方在这个阶段放弃自己的意见，美国的目的是消除可能被对方视为战争挑衅的行动，否则，军事行动将可能扩大，而美国决不能容忍和坐视与它有“共同防御条约”的盟友的领土被武力夺取；因此，中美当前的共同任务应为立即着手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言毕。比姆用一个潇洒的动作把讲稿轻轻抛向桌面，非常自信地向王炳南点点头，那意思是在说：OK，该你了！他已完成了杜勒斯交待的任务，不露声色地把美国置于台湾的当然合法的占领者的地位，并把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的责任全部推到了中国方面。
  1995年，俄罗斯著名国际问题评论家费加写道：“长期以来，美国像超凡的西部英雄那样在世界各处打抱不平行侠仗义，它絮絮不休振振有辞地重申自己的行为动因，宣称它所作的一切都是在替天行道。说实在的，美国并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国家，问题在于，他总是在首先违规之后再要求大家来共同遵守某个规则，于是，我们便看到了把大兵派往全球而同时高唱‘和平’的美国……在诸如国际和区域安全问题上，美国有九十九条道理讲给我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