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的高炮连迅速识别其为敌机F－86， 先后将其捕捉。战后总结，在敌机航路上本可以有8个炮连对其开火的，其中最有把握的位置是3连阵地，角度好，距离近，但由于这个连怕误射我机，指挥员稍一犹豫，战机失去。因而仅有1、4连对敌机开了火。1连在12000米距离捕捉到目标，9600米求出了射击诸元，7000米时发炮，共打了三个齐放，消耗85炮弹12发，肉眼都可观察到，弹迹偏差过大， 近弹都跑到1000余米以外去了，打得不准。4连指挥员是副连长杨章铭， 这个人头脑清楚，指挥果断，12000米距离捕捉到敌机后，一直跟踪到2600米，确实判明为敌机，而又无我机追击，立刻下达了射击口令，一个长点射，打出去37炮弹61发，弹迹集中，效果良好，观察到有3－4发命中敌机中部。敌机立刻拉烟，烟中带有红光，机身呈现倾斜状，歪歪扭扭向海上逃窜。后通过侦察，获悉敌有一架返航到外埔西面65公里处迷失，台湾派出一架SA－16前往搜寻救护。因此，我们判断这一架已经坠落，高炮为杜凤瑞报了仇。58年，空、炮协同作战，就属这次最成功，福空在521团召开了现场会， 总结推广了杨章铭正确、果断、机智、灵活的指挥方法。
  我的第五个问题：我方的基本研判是打掉了3架F－86。但在当天台北的“国庆”
  晚宴上，却有路靖等5名参战飞行员公开亮相，对此应作怎样解释？
  杨国华老人说：您真是一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之人。我想从另一角度提出问题，不知您是否深入思考过。
  国民党开始出来了8架， 有两架中途故障返航，晚上亮相的五个中有没有这两个人？国民党曾派舰船飞机前往出事地点救护，会不会把人捞上来了再于晚间曝光？会不会确实没有击落，而是击伤？把对方想的更卑鄙一点，会不会找了两个替身滥芋充数？总之，不能排除台湾在玩“障眼法”
  所以， 台湾报道有5人露面，我们仍然相信和坚持我方的判断。当然，作生意到底亏了多少只有自己最清楚，“双十”空战台湾方面的真实损失，怕只能恭候台湾有知情人出来讲大实话了。
  采访完成，我以为应该指出的是，继续考证1958年“双十”空战的军事结果，完全不会动摇杜凤瑞在人民空军中传奇英雄的形象与地位，因为人们敬重他纪念他，是他在生死存亡的临界所表现出来的气概与胆魄，而并非他究竟击落了一架还是两架敌机。
  在空14师荣誉室，我看到了杜凤瑞唯一一张生前照，佩戴少尉军衔的他，矮矮胖胖，貌不惊人，一副农家子弟的诚实憨笃样。“简介”告诉我，他祖籍河南方城，家境贫寒，童年命运凄惨，曾两次被卖掉，当过流浪儿，乞食为生，10岁给地主作小长工仍不得温饱； 1948年3月15岁时参加解放军，作战勇敢，当过司号兵，1951年被选送学飞，1955年以较好成绩分配到作战部队。从一个识字不满三百的文盲到把一架现代化飞机弄上天去， 到把飞行时间是其3倍的张乃军打落天庭，其间克服的困苦坎坷可想而知，其人超越自我战胜艰险的品格凸显无遗，正是这一点，使得那张极普通的遗照具有了令人怦然心动油然起敬的穿透性魅力。
  荣誉室前广场，立有杜凤瑞全身塑像。部队长封上校说：每年新飞行员要到这里讲传统，新党团员要到这里宣誓，先进模范人物要到这里颁奖授勋，老战士退伍要到这里献花。尽管杜凤瑞这个名字社会上已少有人提及了，但在我们部队依然如雷贯耳，几十年了，他始终是凝聚部队军心士气的一面旗帜。一个部队，只有珍惜自己的光荣史，才会有灿烂的未来。
  凝望塑像良久，感受自五内中升发：杜凤瑞早已从一尊有血有肉的躯体抽象为一种精神演化为一种象征，熔铸为这个部队乃至整个空军灵魂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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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十”空战后，台湾飞机一般不再接近距大陆岸线20公里内范围，并逐步退回到海峡中线台湾一侧。杜凤瑞和他的战友们终于使台湾认识到，以意志、决心和忠贞建筑而成的“米格墙”难以逾越。
  第十四章 两国三方演义
  毛泽东把炮弹打出之后，问：炳南在华沙还要不要见他的美国同行呀／王炳南临行前夕，收到周恩来一封亲笔信／蒋介石已有吩咐：要多叫美国记者提问， 奇#書*網收集整理我有许多话要对美国讲／10月1日，北京和台北同时有会／一整天，毛泽东足不出户，不批公文，不接电话，不见客，在书房里踱步、静坐、吸烟、喝茶／蒋介石拿到文稿，连读数遍，说：
  这不是彭德怀写的／一家远在南洋的报纸，居然拿到了北京的保密柜钥匙／毛泽东压住《再》文不发，而重新改写了一篇不大合乎参谋业务教程的国防部《命令》／老朋友的表现确实不够好，而美国的表现又有点“太好”了／毛泽东个性，一旦话离了口，火箭也追不回／如此尊贵的客人在台活动三天，报刊上竟不见一张合影照／美驻台“大使馆”丢失两份绝密文件，披露出惊世内幕／毛泽东一生笔不离手，撰文无数，但很少对自己的文章发表议论，这次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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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末的华沙， 阳光抚媚，风使人醉。王炳南大使兴致勃勃携若干同事驱车去郊游。华沙城外，有一片片翠绿的小树林和织毯般平展绒茸的原野，让人神清气爽，宠辱皆忘。众人正坐在一起谈笑、聚餐，机要秘书送来了外交部的一份特急电报，说北京有要事相商，请王大使火速返回。
  大家纷纷猜测，什么事，如此紧急？
  王炳南起身，笑道：各位继续尽兴，我先回去了，告辞告辞。他心里在想，这么紧急，只能与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事情有关，大概党中央、毛主席又有什么新的思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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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代的中美外交接触始于日内瓦。
  1954年4月26日， 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支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在瑞士召开。新中国首次与苏、美、英、法平起平坐，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站立在国际舞台的聚光灯下。尽管顽固偏执的美国代表坚持在公报上写明，中国参加并不合有对其新政府外交承认的意思，但荒唐的小把戏反衬出来的恰是山姆大叔的无奈，他已不可能剥夺中国龙开口说话的权利，也不可能阻挡新中国巨人昂首登临世界讲坛的步伐。
  日内瓦，强权与正义角力，真理同邪恶抗争，一片唇枪舌剑，时时电闪雷鸣，中国人的慷慨陈词与美国人的悖谬狡辩同台表演，周恩来的睿智豁达同杜勒斯的傲慢偏狭对比鲜明。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集中表现为中美之间的白热化对抗，这种形同水火的斗争甚至反映在一些小事上面，如：两国代表团决不会从同一道门进出会场，从不在会议休息厅聚在一起喝咖啡、吃点心，内部都有不主动与对方握手的禁令，以至当某记者询问美国副团长史密斯：“您和杜勒斯先生同周恩来有没有什么接触？”史密斯用美国式的幽默答道：“如果有接触的话，唯一的接触就是我们在卫生间共用过一条手巾（这种手巾卷在滚筒上，要用时往下一扯，后来者也照办）”
  然而，难以置信的是，坚冰下面仍有活水流淌，美国人冷酷的外表后面还隐藏着别样的想法，这确是一般人始料不及的。
  多年来，美国有一桩心事要和中国进行交涉：美国的一批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军人和在中国犯了罪的平民尚关押在中国。对落难同胞素具同情心的美国公众心理对政府形成了舆论高压，认为这些在押人员的命运受到了美国政府僵硬的对华政策的摆布，他们将成为这种“像花岗岩一样毫无弹性”的政策的牺牲品。面对干夫所指，艾森豪威尔甚至委屈地强噙老泪嗓音哽咽：我多么希望我的孩子们能早日回到祖国来呀！他的内心，正在受到矛盾之火的烧烤煎熬：既想向中国讨人，又不愿同中国接触；既想同中国作交易，又担心造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成事实。
  中国也有一批专家、学者、留学生被无理羁扣在“最讲人权”的国度里，周恩来说：像钱学森这样的世界顶尖人才，那是几万两黄金也抵不上的宝贵财富呀。中国又何尝不想使自己的儿女骨肉早获自由，让自己的“财富”物归原主呢？
  日内瓦的一次冷餐晚宴上，觥杯举碰间，英国驻北京代办汉弗莱·杜维廉神秘兮兮地向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传递了一个口信：杜勒斯确实相当激烈地反对你们，但他实际上又很有兴趣探索同你们缓和紧张关系及使在押人员获释的可能途径，如果你们同意，我本人愿意接受美国方面的委托，充当美国的代言人与你们进行商谈。
  获此消息，机敏犀锐的周恩来连夜召集中国代表团研讨对策。周恩来的决心果断而明确：中美作为两个世界大国总不能老死不相往来，迟早要进行接触的。我们不应该拒绝和美国接触，接触对我们有利。我们可以抓住美国急于希望在华的被押人员获释这件事，打开与美接触的渠道。但应告诉美国人，要么面谈，要么免谈，好在中美双方都有代表团在日内瓦开会，有关两国的任何问题均可以由两个代表团进行直接沟通，完全没有必要请英国代办作中间人来迂回进行。
  翌日，中国代表团发言人接发球抢攻，采取主动，向新闻界发表关于美国无理扣押中国侨民的谈话，而后表示，中国愿就被押人员问题与美国举行直接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