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活生生的人物就从这幅图画中走出，走向碧蓝碧蓝遥远的天际。我真想对着他的背影大声呼唤：作为在疆场上冲锋陷阵的军人，死后能被人盛赞一句“浑身是胆”有此四字盖棺足矣，当可无怨无悔，无愧无憾。
  刘维敏被厚葬于漳州，据说，时至近年每至清明，漳州仍有地方官员、军人和老百姓前往祭悼。
  刘维敏生前死后均未出名，但在中国最终完成了统一伟业的史册上，必将镌刻下这个不朽的名字。
  刘维敏是个大丈夫，死得冤，也死得值！
  3
  刘玉堤， 原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1958年8月25日空战的地面指挥，当年的空九师副师长。
  刘老的会客厅内，醒目地悬挂着他亲笔书写的一副对子，运笔刚健道劲：
  雄鹰高而健 老骥寿且康
  我还注意到了，厅内饰物，多为各种型号的飞机模型和姿态各异的鹰的工艺品，主题鲜明地提示主人曾与天空结下过不解之缘。
  刘老年过七旬，但万里云天铸就的豁达开阔性格不改，在电话中一听说我想聊聊空战，立即答复：“我早离休了，时间有的是，只要你方便，欢迎现在就来。”
  刘老学飞于东北老航校，属于人民空军的“黄埔一期”“老航校”们毕业后悉数走上了抗美援朝第一线，战死者长眠矣，生还者大多成为传奇式的空战英雄。
  刘玉堤乃其中著名人物之一，与原空军司令员王海并列，保持着空军击落击伤敌机9架的最高纪录，其中，击落6，击伤3，有8架是美国飞机。
  似乎比较好理解了，1958年，别人的战斗任务都是一级一级按系统下达的，而他刘玉堤的作战任务是刘亚楼一封加急电报直接下达的。刘亚楼把他摆到距金门仅40公里的漳州，意图再明显不过了，此战，人民空军不光要准备同从台湾岛上起飞的三百架国民党飞机一决高下，还要准备着同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三百架美国飞机再论短长。
  第一次同美国人打，心里没一点底数，升空的那一刻，他咬住嘴唇发狠：老子38年当八路，多少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你美帝国主义算球啥。俺不认识你，你有一个脑袋两只手，俺也有；你有一架飞机，俺也有，今天，就鱼死网破拼拼看！心理状态，是革命英雄主义加拼命三郎主义加二杆子劲头的混合体。空中幸会“双料王牌”戴维斯，几个回合殊死斗，戴氏两个横滚接一个倒扣，动作娴熟一气呵成，潇洒自如飘逸远遁。不由暗暗赞道：狗日的，飞得真他娘棒！按下机头从8000米追到几百米，死活撵不上，还险些撞了山，但也挺高兴，不管怎么说，今天是我打你。
  下来了就和同志们反复研究，琢磨在空中的每一个动作，非得对“没撵上”的教训
  有了几分心得才罢休。果然，第二回就打下一架来。眼瞅着敌机着火冒烟往下砸，
  乐得双手忘了操纵飞机一个劲拍巴掌，嘴里“噢”、“噢”地嚷起来。落了地，同志们都羡慕他夸奖他，他却一点也不骄傲满足：这回是第五次开枪才打掉的，为什么前四次没打上？又和战友反复研究，直到对失误有了几分心得才罢休。如此这般，每打下一个美国佬，便总结一番“教训”飞行技艺竞有了惊人的长进。蓝天角斗场上，倒栽葱的敌机是飞行员拿命搏来的“金牌”他成了志愿军空军得“金牌”
  的大户。
  刘老同国民党空军只有一次亲自过招的机会。那天，一架RF－84利用云层作掩护，向着机场鬼鬼祟祟飞来。早听说国民党同行的飞行术好生了得，他要头一个上去学习讨教。 一招一式地“切磋”了两分钟， RF－84不支，一个鹞子翻身，打开加力，循来路贴山尖夺路狂奔。他大步流星紧紧追赶，机关炮作连珠发，攻击角从45°一直打到了0°，看得真真切切，逃窜者的翅膀给凿了好几个洞。战报报上去，刘亚楼的贺电拍过来。全师上下群情亢奋，增强了打国民党空军的信心。唯有他对自己战绩表击伤栏内新填的那个符号☆不满意，逢人便大谈“深刻教训”米格15速度没RF－84快，这个没办法，但在600米距离上使用固定光环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告诫大家”今后超过500米都要使用活动光环，把敌机套牢了再开炮。
  “打了胜仗找教训”这就是刘老保持“九连胜”的秘诀。我对如此思维逻辑感到有意思。
  此逻辑对8月25日空战是否也适用？我问刘老。
  当然。
  空战的一个特点是交战双方时刻都在变换着位置状态，飞行员要根据高速动态的敌情我情进行一系列的判断、作动作，获胜方只能讲在关键的一秒钟内把握住了战机，却不敢讲所有的空中处置都是绝对正确。因此，总结一次战斗，通常的“打了胜仗谈经验，打了败仗找教训”的思维定式就显得很不够，如果能够更换一种思考方式——打了胜仗既谈经验也找教训——大概更有利于战术技术的提高吧。我同飞行员讲这个道理常常拿足球赛作比喻。经过一场快速运动的混战对抗，进球多的一方赢得了胜利，但胜利方却不敢讲场上每一个判断和动作处置都正确没问题。我以为，能够认真总结赢球之后还有什么不足、教训的球队，才有可能“长球”和继续赢球。
  1958年8月25日空战， 毫无疑问，是我方一次胜利的空战。我们打掉他两架，数字准确。国民党说打我们3比1，他乱吹。1958年，我的空九师没有一架被他击落。当时，为了政治需要和鼓舞士气，他瞎吹一气罢了，但以后再吹就成了笑话了。
  我们击落他两架，都是刘维敏同志一个人打的，别人没有机会开炮。
  这个同志确实英勇，凭他的技术、飞机性能和所处情况，如果他看到敌众我寡，决心主动摆脱敌人，轻而易举，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由退出战斗的。
  但他绝不临阵退避， 单机与敌4机格斗，从机场东南打到机场东北，打到敌人也只剩下一架单机，相当了不得呀！
  战争的样式有千百种，可以说没有哪一种像空战那样残酷、激烈、紧张、刺激。空战是两架飞机在天空中成双捉对地短兵相接白刃格斗，较量的是飞机、技术，更是精神和意志，谁英雄谁狗熊，几秒钟之内便见分晓。
  刘维敏同志在人生的最后时刻，生命迸发出耀眼的光彩，一下子便映照出此人“真英雄”的肝胆和本色来。
  但严格讲，“8·25”空战又是一次教训深刻、惨痛铭心镂骨的胜仗。
  首先，空空、空地协同有问题。那天，汕头十八师起飞一个大队到漳州本来是支援我九师作战的，但事先没有协调好，没有人通知我十八师带队长机的呼叫代号，加上无线电又乱，致使十八师大队始终和我没有联络上。当时空中可是乱了套了，九师、十八师两个大队在漳州机场上空发生误会，已经互相拉圈占位准备攻击了，我不得不跑到指挥所外边目视指挥，一边喊九师的飞机，一边叫十八师大队赶快离场，还得联络高炮，注意力全在防止自己人发生误会上面了，场外刘维敏报告正在空战压根就没有听到。要不是十八师大队跑到我的头顶来“捣蛋”我们指挥会顺利得多，可能不致于造成刘维敏单独对付几架敌机的不利局面。自然数百架飞机在很短的时间内集结在一隅，各部队间作战协同本来就是一篇大文章，非经多次演练磨合也难以很快达到默契，而临战状态下又不可能进行这样的演习， 这就使得“8·25”那天混乱的出现带有必然性。好在胜利并没有遮掩教训，失误立即引起了各方面重视，加强各部队间协同的许多措施很快出台，空中敌我机识别问题，飞机转移本基地空域的联络、指挥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第二，是空、炮协同方面有问题，且问题严重。我空军大规模入闽后，已发生多次高炮向自己的飞机开火的险情，而这一仗，自己的高炮真把自己的飞机给打下来了。即便我们打掉了两架敌机，但我的九师和整个前线也没有一丝喜庆气，一个好好的战友无谓地牺牲了，谁还能笑出来。
  我的战况报上去，北京彭老总高度重视，当即要求刘亚楼和炮兵司令陈锡联一起赶到漳州，在空九师师部召开了“歼击航空兵与高射炮协同作战”现场会议。会上，刘亚楼发了大脾气，几次拍了桌子，把高炮骂了个灰头土脸。到会的人，包括我在内，也都情绪激烈地批了一通高炮。但很快，大家脑袋也就冷静下来了，发火归发火，关键问题还是要认真总结教训，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严重事故。
  教训在哪里？
  一般来说，在大规模的战争行动中，特别是在航空兵部队与高炮部队协同反击敌人大机群轰炸扫射的时候，要做到在任何时候都能保证高射炮兵绝对不误射我机，是很困难的。反过来说，在直接支援地面紧张战斗情况下，要做到在任何时候都保证我轰炸机或强击机绝对不误炸我地面炮兵或步兵阵地，同样也很因难。但是，这次战斗所发生的高炮误射我机事故，并不是属于上述情况，而是出于我们主观上的缺点错误。因为当时我们仍在照搬延用二次大战根据螺旋桨飞机所拟定的组织空、炮协同的条文，机械地规定在一个空域中区分出高炮打这一批、歼击机打另一批敌机，甚至规定高炮通过火力拦阻来分割攻击我机的敌机。其实，在现代作战条件下，喷气式歼击机活动范围广、高度高、速度快、机动性大，空战中时东时西、忽高忽低， 瞬间可由一万米高空下降至几百米低空，180°转弯半径一分钟就是几十公里，显然，硬性地划个空战的空域以及规定空域的高度来限制歼击机与高炮进行战斗协同，必然会因敌我识别不准确、通信联络不及时而导致误射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