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期待着敌哨兵或单个行动的敌兵能够偷偷拾取传看，哪怕只有万分之几的命中率就算成功，没瞎忙。岛上的瓶罐有限，派人到厦门收集，还不够，又逼着我们琢磨便宜的能够成批制作的替代品。例如竹筒：把毛竹一节节锯下；空心里塞满传单，用木楔堵洞，再用桐油与海蛎灰搅拌密封。
  这种材料渔民过去用它造船堵漏，既不会脱落，也绝对不会进水；又如油纸球：把细竹子烤弯做成球形龙骨，放好传单，外面糊棉纸，再刷一层桐油，任凭风吹浪打它也不会破；又如油纸袋：放进宣传品用力一吹，纸袋鼓胀起来，把进气孔用绳扎紧，制作更显简便；还有木板标语牌：在小块木板上用钢笔写上各种标语口号，刷一层桐油防水保护字迹，丢进大海漂过去，那边收缴的敌兵不看也得看。逢年过节，元旦、春节、端午、中秋、“五一” 、 “七一”、“八一”、国庆，我们还要造几条办公桌大小的“礼船”里边放进各省市政府置办赠送的贵州茅台酒、山西老陈醋、金华火腿、宁夏枸杞子、云南香烟、西湖龙井茶等祖国大陆最有名的土特产品，再在船帮刷上“蒋军官兵投诚起义立功受奖”、“美帝国主义从台湾滚出去”、“祖国要统一，台湾要回到祖国怀抱”等标语，顺潮放送。后来听说，我们的“礼船”一到，国民党当官的就说，“共匪的东西，有毒，吃不得”然后，统统上交，全部“没收”到自己肚里去了。
  “飘”的工具主要是风筝。风筝的长处是解决了宣传品在金门纵深地带落地的问题，短处是放飞需要等待风向风力等特定条件。平日，我们发动妇女糊风筝，一旦风向对了风力够了，你看吧，数百只风筝便大雁南飞似的成群结队飞向了金门岛。国民竞兵有时拿枪打，民兵们高兴地说，打吧，打吧，打下来一定要认真读读我们的传单上写了啥！最大的鹰头风筝可以挂带三斤几百份宣传品，海风呼吁吹，我把牵绳缠在腰上，风筝能把人拽着小跑，衣服都给扯破了，力量相当大。风筝不是飞机，上了天人便无法控制，怎样让宣传品散落下来呢？群众中确实有聪明人，有人提出，在扎系宣传品的绳子上绑一截蚊香，点燃，风筝飞到金门上空，蚊香也燃到了尽头，正好把绳子烧断，宣传品不就下雪一样飘落了嘛。一试验，虽然是土办法，但基本灵验，关键是要计算好蚊香的长短，使燃烧时间与飞行时间一致起来。 我们希望放飞100只风筝，能有一半顺利到达金门，再有一半在国民党军营区或居民区上空实现抛洒，那便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
  最能体现厦门与金门既对峙又联系、既隔绝又对话那样一种关系的就是双方的宣传战了，长时间大规模的宣传战使这里形成了战争史上的奇特景观。小嶝是开展对敌宣传最早的一个乡，许多“办法”、“点子”都是小嶝先搞，其它地方再逐渐推广。后来，国民党军模仿我们，也向我们放风筝、搞海漂、打宣传弹、飘传单氢气球，总之，我们搞什么他搞什么，十分“虚心好学”但有一点他学不到，我们是前线军民全体发动，打的是一场攻心战的人民战争。
  人民自发而且有组织地投入战争，中国几千年来大概只有共产党做到了。毛主席向天下公开自己的战略思想，不怕敌人知道，因为他的战略，对手学不到也对付不了。
  1958年的炮战来得很突然。 记得8月22日那天，我正带着一帮民兵在一号码头搬木头，驻岛部队王教导员气喘吁吁跑来，说：洪乡长，明天要打金门，炮兵今晚上岛，请组织民兵挖炮位、搬炮弹，不适合留岛的群众也请马上向内地转移。
  战前准备千头万绪，时间又是那么紧迫，我真有点急了。召集民兵营、连长，十几分钟布置完任务，然后回趟家，对张福泉说：孩子送到大陆婶婶家去，你自己想办法弄饭吃吧，我顾不上你了。两年前，老张由小嶝调到大连海军工作， 8月20日，他刚刚回岛休假。我们所谓的“家”就是一个几千米的防炮洞。战斗打响，我忙得一塌糊涂，连这个“家”也回不去了，老张成了流浪汉，有时到乡政府去帮助听电话，有时主动跑到海边扛炮弹，今天在这个单位讨一碗饭吃，明天到那个单位要一杯水喝，可怜得很。 当时，我的老二生下来刚满4个月，瘦得像个猴子，一根骨头包一层皮，整天哭闹，我的婶母就上岛来向我哭诉，我咬咬牙，狠狠心，只能撒手不管。为了战争，真是什么都不管不顾了，什么私心杂念都没有了，人活着好像只为了一件事：战斗！
  小嶝的战斗可能是最残酷的，国民党老早就恨死了小嶝，所以他打我绝不讲手下留情，地面建筑全被炸烂，岛上一片焦土。
  我们的炮兵也不是吃素的，同敌人以凶对凶以狠对狠。然而，炮兵打炮好痛快，民兵搬运炮弹好辛苦。每天半夜12点钟以后，运输船准到，由于小嶝还未建成长码头，来船只能在浅海地段抛锚，抬炮弹必须下水。海水挺深，淹到我的胸部，浪头涌来，人都站不稳。我那时虽然年轻劲大，但扛80斤重的炮弹箱，上坡走将近一华里路程到无名高地，还是觉得很吃力。刚刚出水，浑身湿漉漉的，海风一吹，三伏天也会冷得打抖，关节炎一下加重了。算一下，解放后我在防炮洞一共住了11年，炮战中又带病下水，骨头全坏了，现在遇到阴天下雨。所有的关节都会痛，靠老张长时间按摩才能顶过去。
  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炮战期间我们饭可以吃饱，但菜天天顿顿就是两个——盐拌海蛎子和咸萝卜干，吃得你一看到这两样东西就反胃吐苦水。肚里没得油水，却要一晚上扛十趟八趟炮弹并且连续几个晚上这样扛，人确实有点吃不消啦。所以，我们对解放军打急促射是既盼望又发怵，严惩敌人谁都盼望，看着堆积如山待搬运的炮弹箱又谁都发愁。但在小嶝你绝对听不到任何一句牢骚或怨言。炮弹从出厂到在敌人的阵地上爆炸，经历了连续不断的转运，我们小嶝是这个过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小嶝民兵为这个环节从未延误和卡壳而感到自豪。
  运输船拉来的不光是炮弹，还有圆木、水泥、石头、麻袋。但小嶝无法停大船，外运难以满足构筑工事的需要，材料大量还得靠本岛自行解决。
  炮战刚开始，阵地上缺木料，炮兵一个营长问我咋办，我说：只有卸门板了。那时岛上的老房子门板都很好，木头又重又结实。你要拆人家的，就得先拆自己的，我和干部带头拆了，别人才没有话讲。就这样，我带头，一天之内全岛几百户的门板拆得光光，成为名副其实的“夜不闭户乡”
  后来，阵地上石料又供不上了，这个好办，敌人炸毁一间房我们就扒一间房，不管它是正房偏房，也不管是盖房的备料或厕所猪圈，能用的砖、石全部抬走。抬的时候同房主连个招呼都不用打，因为一切为了战争，不要讲是谁家的，全部给我用上，补偿的事以后再说。有人讲笑话，炮战使小嶝实现了两个共产主义：物质上，被炸回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所有乡民都没了家没了私有财产，住防炮洞，吃大锅饭；精神上，则升华到了高级共产主义境界，做到了心甘情愿无偿地贡献一切。小嶝的群众太好了，多少年过去，没有一个人缠住我向我讨门板讨石料，他们硬是凭自己的双手，建起了一座新小嶝。
  当然，对前线民兵而言，最大的考验还是过生死关。打仗就会死人，尤其小嶝的炮工事做得太仓促，全是简易露天的，伤亡更难以避免。记得有一天下小雨，炮兵一个姓王的副指导员看我没穿雨衣，伸手抓过一条麻袋盖在我身上，对我说：小洪，今天的战斗可能特别激烈，你把阵地上的民兵都撤下去吧。我说：不行，基干民兵和部队混编是上级的命令，没有民兵，谁给你们运炮弹嘛。几小时后，这个王副指导员就中弹牺牲了，现在我还经常想起他来，想起来就非常难过：他穿一个红背心，整天乐呵呵的，爱出个洋相，会唱几句家乡小调。好好个人，一转身就没有了，这就是战争。那天，我们无名高地被打塌了一处炮掩体，部队伤亡十几人，民兵牺牲了4个， 名字我都记得：周坊、邱详仁、洪天雨、邱永利。人全被炸得七零八落肠子流了一地，尸体没有一个是完整的。部队上的同志，我们用白布一只胳膊一条腿一截身子包起，运回大陆。民兵尽量给他拼凑完整擦洗干净，换上寿衣装进棺材，然后才通知家属来看。不能多看，看几眼便钉棺下葬，因为死者面目全非血肉模糊，看多了怕家属接受不了心里难过啊。然后开追悼会，誓为死去的战友报仇！然后继续战斗。现在回想，伤亡如此惨重可无名高地上的基干民兵没有一个要求撤回来的，没有一个偷偷开小差的，这就是我们小嶝。战后有的首长称我为“女英雄”我诚惶诚恐，觉得受之有愧。可报纸上称小嶝为“英雄海岛”我心安受之，因为这确实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一战成名天下传，不管洪秀丛是否认为自己是“英雄”作为新中国值得骄傲的一代女杰，她的名字上了北京的报纸，印在小学生的语文课本里，也永远走进了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孩子心中。她可能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名字竟有如此大的魅力，三十几年过去，那个早已中年的“孩子”又千里迢迢跑到厦门来，楔而不舍地寻觅求见记忆里不会消逝的偶像。
  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仍是爱听故事的孩子式的：后来呢？
  老人笑答：几句话便可说情，文革中先由厦门水产局副局长的位子乘“降落伞”
  去当售货员，又一夜间坐“火箭”升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最后“官复原职”按局级待遇退休，总之，身不由己地被折腾一番后，又顺其自然地归于了平淡和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