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技术一般，学习训练都还努力。那时飞行员穷孩子多，五十年代，特别讲究阶级出身，大部分从陆军调来，文化程度很低，但爱祖国、爱人民、爱党，大公无私，解放全中国全人类，这些基本觉悟比现在的人又强得多，共产党员的气质、品德、吃苦精神相当好。我记得他好像结婚不久，去探家，连续几天参加农业社的抗洪抢险，搞得很疲劳很辛苦。部队要打仗，一封电报把他召回来。我们团从丹东出发的头一天早上，他到了，直接拉到机场吃的饭。我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没问题。我给他借了件飞行服，带他恢复飞了一个特技，回宿舍准备准备，第二天就出发。临战前教育动员，我印象，他也没有讲太多话。这个人内向，平常开会话都不多，干啥事好在心里使暗劲儿，一般不表现出来。部队里一般有两种人能打仗不怕死，一种大大咧咧吊儿郎当稀里马哈什么都满不在乎的，一种不吭不哈肚子里头好同别人比试不服输的，周春富属于后一类吧。
  就是这么一篇零散不连贯的介绍，使我在某航校荣誉室看到放大了的周春富的照片时，仿佛那个带着飞行帽憨笑着的年轻人走下来站在我的面前，不然，他只能是一张挂在墙壁上的貌不惊人永远呈凝固状态的脸。我以为，一位离我们而去的英雄，如果能够还原为有血有肉的形象，你可以平等地与他交流畅谈，而不必从地面高高地可望而不可及地仰视他，如此，那望不见但无所不在的英灵便具有了穿透你的心壁、震撼你的魂魄的力量。
  “周春富，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评价绝对正确。但毕竟，那“伟大”离我们过于遥远，我怀疑，实现之时是否还有人记得“周春富”
  这个名字。因此建议，加上一个“为了亦很伟大的统一大业”虽然路仍漫长，但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伟大”的曙光。我相信，当我们这一代或我们的下一代在修筑“统一纪念碑”时，是绝不会忘记镌刻上“周春富”这个名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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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春富跳伞落海，事倩惊动了北京，毛泽东让秘书直接打电话告福州军区：想尽一切办法，务要救起这位飞行员。
  海军舰艇出动，同前来争抢的国民党海军发生小规模海战。平潭岛1800多条渔船，像篦头一样在茫茫大海上作网状搜寻。一天、两天、五天、七天，浩瀚的大海除了波涛还是波涛，当最后一次努力付之一片蔚蓝之后，营救船队鸣号回航。所有的船老大自动降下半帆。许多渔家按习俗烧香焚纸，将食物与烧酒抛向海面。妇女们掀起衣襟，揩抹发红的眼窝……
  此时，乌云滚滚而来，风吼浪怒，惊雷阵阵。
  九天之上终伏虎，热血化作倾盆雨。
  11
  是巧合也不是巧合，8月14日，恰是国民党空军的“空军节”
  1937年8月14日， 国民党空军高志航大队长带领十余架德国造活塞式驱逐战斗机，在杭州笕桥机场上空同前来执行轰炸任务的日本飞机发生空战，一举击落日机六架，以一个漂亮的胜仗，为中国艰苦卓绝的八年空中抗战奠基。
  二十一年后的这一天，国民党空军实实在在憋足了劲要再打一仗，既为前两回合的失利“雪耻”又为值得庆贺纪念的节日“献礼”
  《国共空战秘史》记叙道：
  10时32分，第一分队起飞，领队机：李中立少校、秦秉钧上尉，僚机：
  潘辅德中尉、尹满荣少尉。10时41分，第二批亦先后起飞，领队机：刘宪武上尉，僚机：刘文纲中尉、梁金中中尉。
  一小时后（11时35分） ，在地面管制与报告中心之引导下，我“F－86”机群飞越福建省外海，代表福建的穷困的平洋岛东北；即在我机下方，大约三万七十尺（英尺） 的空域，发现“MIG－17PF”一分队南飞中。十二海里外有另外一分队“MIG－17PF”
  李中立少校立即下令抛弃副油箱，攻击敌机。
  我四架“F－86F” 乃以超音速俯冲攻击， 李中立少校的耳鼓中响着“咻咻咻” 的飞机飞行声，他感到“人机合一”的快感。那四架“MIG－17PF”发现大势不好，即以优势的爬升性能垂直上升，以争取高位，进行作战，但已经来不及了，李中立少校一按电门，六挺五○机枪开火了，第一排子弹未命中目标，他又立刻按了一次，这一次他命中了一架，但这一架带着黑烟继续爬高，李少校又作了第三次攻击，它遂爆炸。
  第二小队的秦秉钧上尉也在同一时间内命中了一架敌机，并使它冒出白烟，那一架“MIG－17PF”的飞行员立即跳伞。为了捞救这一名飞行员，中共快速炮艇队（七艘）与我海军交火，一沉四伤。
  刘宪武上尉也在我机打下二架“MIG－17PF” 后，追击另外的残敌，但由于速度太快，在开火时，飞机已经飞至米格前方。
  潘辅德中尉乃再接再厉的追击这一架“MIG－17PF” ；一连串的子弹都准确的命中了它，但它仍蹒跚而飞，摇摇欲坠；后来情报证实这一架坠毁。
  我“F－86F”一架在返航中因机件故障，坠海，中共大喜若狂。
  “八·一四”平潭空战，三:一的战绩，我“F－86”胜利。李中立少校、秦秉钧上尉各打下一架，刘宪武上尉、潘辅德中尉合力打下一架。
  终于打下了米格机，真正“大喜若狂”的还是台湾。台北许多报纸出“号外”沿街到处鸣放鞭炮。空军总司令陈嘉尚由台南赶到桃园五大队，召见、勉励参战飞行员。五大队政战组向空总政战部给有功者邀功，李中立得奖金一万元（台币）秦秉钓五千，其他二名各得三千。空总副司令徐焕升奖给每人一块金表。当晚王叔铭接见参战人员。16日，蒋介石亦在台北召见李中立等，“见我空军健儿少年风流，英姿焕发， 总统甚爱之， 紧拉李少校等手，以慈父待子侄般口吻鼓励道：望发扬‘八·一四’光荣传统，团结戮力，给毛共以更沉重之打击”
  杨国华老人说：国民党说击落我们三架，太离谱太夸大。夸大战果是国民党空军的习性，一般他们飞行员只要开火都讲自己打掉了飞机，反正吹牛不上税。事实上，我方只有周春富一人牺牲。二中队长机赵俊山，在丹东当到师长离休。六号机张远扬，离休后回了老家四川。七号机刘永长，现在在本溪。王立荣的一中队，根本就没打。这七个人七架飞机，连毛都没掉一根嘛。另外，很有意思。我们得到一个内部情报， 国民党空军对参战F－86照相枪进行检查判读，李中立的胶卷上连个影子都没有。空总追查为什么打下飞机没照上，桃园五大队答复大概照偏了，照相机齿有故障。
  严格讲，空战像没有观众和裁判的球赛，如果双方同时走出场来宣布自己是获胜者， 你把黑脸包公拽来，有时也难明断。事情就是如此，1958年8月14日，形成了两个截然相反的三比一，在世人心头烙下老大一个“？”
  我非史学家，没有本事将历史的混浊过滤为清澈，我所能做的只是将呈多棱状的历史转着圈拿给世人看，其中的真假虚实是非曲直玄妙高深只能请有志者有兴者去探微品评了。
  我承认，我对历史的观察有些古怪奇特，视线常常停仁在一些旁人不大关注的表象上面，例如，我发现，1937年的“八·一四”日本的木更津航空队是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越过海峡，到大陆实施轰炸的，恰被由北而南移防的国民党空军五大队撞个满怀，一顿好打；而1958年的“八·一四”则轮到国民党空军五大队由台湾桃园起飞，越过海峡，向着本是他们的土地施展威力了。间隔二十年，同一个五大队仅仅是交换了一下攻击方位么？历史永远地记住了高志航而没有记住李中立是否可以说明，960万平方公里的那一大片天空不会无差别地对待两个“八·一四”因为她的完整与同她相对应的土地一样，具有不容切割的属性，维护则受褒，反之则遭贬。
  再如，我还发现，五、六十年代两岸空军交锋频频，台湾方面对战死飞行员几乎从不公布与张扬，公众有几人知道刘光灿？死战者进入冥冥世界都得学会忍耐寂寞甘当“无名英雄”大陆方面不同，牺牲一位立即宣扬，周春富、王自重、杜风瑞，都成了响遍全国的忠烈楷模。你能说反差中不存在相异的微妙的心态反应？古人云：既战，骨枯壑盈，尸积江塞，理炽者彰，气虚者匿。说的便是对伤亡情形的公布与否同战场态势和战争性质间存有某种关联。战争心理学，古人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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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慧而想象力丰富的古人早在公元前约一千年就发明了风筝，用一根丝线把人类欲像鸟儿一样翱翔的美丽梦想飘上天际。公元一千三百年左右，中华民族杰出的祖先们又制作了与螺旋桨形状相似的风车旋翼和玩具竹蜻蜓，楔而不舍地编织着想象中的能够通往白云深处的云梯。而西方古人与东方古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在穿上仿制的鸟翅，从塔顶或悬崖上纵身一跳的时候，眼睛是从上向下俯视的，于是，一位名叫泰齐尔的思考者于1670年用意大利文写出了他的设想：成群的航空器在城市上空飞行，投掷长矛石块攻击敌方吓呆了的军队和市民——人类还没有实现在空中行走的理想呢，便想到实现这一理想后最先应该干点什么。人类升空的理想和理想实现后的理想最终由西方人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