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渐渐大亮，我的腔子里什么豪迈啦激情啦统统没有了，只剩下呼呼冒烟的肝火。跑到渡口去看，摆渡一次只能渡一门炮或一辆车，四十几分钟往返一次，按照这样的速度计算，24日夜间无论如何不可能进入阵地。最要命的是，那时福建沿海敌特很多，如果给台湾发个报，台湾乘天气转好派飞机来轰炸，庞大的车炮队根本就挪不动窝，也没有地方疏散，结局很可能是还没等我们炮击金门，对方就先下手为强，给我们来个火烧连营700里。能不着急？急得你恨不得揪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甩过河去。
  节骨眼上，28军詹大南军长从后面上来了。早有耳闻詹军长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初次谋面，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严厉。严厉得像个六亲不认的黑包公，那两道倒八字眉和紧抿住的嘴真叫你望而生畏。这样的主官平常生活工作中有时难以让人接受，但战场上绝对需要。战场上最怕那种三脚踢不出个屁来的粘乎肉头干部。没有说话如打雷、令下如刀下的严厉劲，你就甭想镇唬住三军，甭想调度千军万马。詹军长一过来先找负责渡口组织的83师马副师长，碰巧马副师长刚刚有事到别处去了，詹军长就骂街：
  把个渡口搞得乱哄哄的，他人跑到哪里去了？赶快给我去找，再不来老子毙了他！又指着工兵团长的鼻子骂：几小时内你要不把桥给我修好，我就毙了你！别人都远远躲着詹军长，我不管，跑过去敬个礼：报告军长，按作战计划，应该我们团先过，现在没办法，车子都挤住了。詹军长又骂：
  混蛋，通通给我让路，谁不让枪毙他！还别说，詹军长的几个“枪毙”真管用， 渡口的秩序马上好多了，二十八军100加农炮营立即给我让出一条道来。要不然，谁让谁呀，麻烦大了。
  我的团插到江边，还是过不去呀。听有人讲，下游几里远的地方，有座浮桥，过人没问题，过车炮不知行不行。我就拉上参谋长去看浮桥。那桥晃晃悠悠的，上面铺木头，乍瞅确实有危险性，粗量一下，汽车上去，两头轮子外侧也就各剩半尺来宽吧。看来看去没把握。车管股长说：我豁出去过一趟看！这个车管股长是国民党的解放兵，一级驾驶员，技术特棒，他居然把一辆车一门炮弄过去了，我们都捏了一把汗。再看，桥虽晃，但挺牢固。于是，下决心把部队拉过来，集中七、八个老驾驶员，由车管股长指挥，过完一辆再过一辆，终于，折腾到下午，我的团全部过了江。我只觉得，自己的心脏从嗓子眼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过了江，距厦门还有百十公里，前方再无障碍，司机们一路鸣笛一路狂奔，黄昏到达厦门。连夜看地形，挖工事，搞伪装，24日下半夜，大炮全部进入阵地，装定好诸元，就等着千里之外，从北京传来的毛主席那一声开打令了。
  刘华老人说：1958年，在我的记忆中就是一个“大”字，什么都是“大”大跃进、 大炼钢铁、 大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炮发言、大雨倾盆……
  1958年那个雨大得真是没法形容，再以后我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雨，而且不是下一阵子，彻夜下连天下，把所有人都下得头大火大脾气大。
  刘华，一位文质彬彬、学者风度十足的1939年入伍的老八路。先干政工，后学炮。改行是因为一次战斗，一群大老粗围着一门刚刚缴获的簇新的日本山炮干瞪眼冒傻气，谁都知道家伙好，谁都不知道咋样搞，唯有刘华喝过几天洋墨水，花几天功夫边琢磨边鼓捣，让一堆废铁变成了宝，从此，便和炮结下了不解之缘，操炮操了一辈子。1958年，任二十八军炮兵副军长，离休前，任福州军区炮兵参谋长。在福州炮兵干休所寓所内，他慢条斯理、文诌诌地回忆、叙说，你绝对看不出他曾是一位统制过数千门大炮的司令官。我想，和虎将詹大南做搭档，一文一武，一张一弛，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大概也算一种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安排吧。
  1958年主席决定炮击金门，事先没有一点迹象，我们也没有任何准备。
  7月21日军里正开着常委会研究日常工作呢， 突然接到叶飞一个电话，传达中央意图，下达作战命令，搞得我们措手不及。会议立即改题，别的问题都搁下，就谈作战。军长詹大南，我一个，参谋长张维滋，政治部主任丁士采，组成前指，以后叫莲河炮群，我任副总指挥。炮群以我们军一个军炮团三个师炮团为主，配属其他地方调来的炮兵部队，对付大金门，火力很强大。
  刚刚行动，就赶上特大暴雨，泉州桥被冲垮，向厦门开进的部队都挤在泉州了，到处都在猛按喇叭，到处都是泥和水、车和炮，泉州乱成了一锅粥。我跟着詹军长去视察渡口。詹军长大发脾气，见人就骂，除了对我客气一点，连对参谋长张维滋也是大喊大叫没个好脸色。詹这个人脾气急躁，对部队要求严格，很多人见他就像耗子遇见猫一样乖，真怕他。其实他这人是个很好的同志，骨子里待人很宽厚。
  渡口处，军区工兵团正在抢修桥梁，詹军长把团长找来，劈头盖脑一顿训，最后，拍拍手枪：限你几点几点把桥修好！修不好，老子就毙了你！
  （我问：如果工兵团长未能完成任务，詹大南真会枪毙他吗？刘华说：不会。杀人也不能那样随便，还得经过军事法庭嘛。而且，真要杀，我，还有军常委其他同志也不会同意嘛。
  六几年我在福州住院，碰巧那个工兵团长也住院，姓什么我忘记了，黑黑的，大高个子，山东人吧。我们聊天聊到了1958年那段，我就替詹大南向他道歉陪不是，说：当时我们对你态度可是不大好哟。他笑笑说：没什么，打仗嘛！不过，詹军长要真把我给毙了，死得也够冤枉的。
  其实，你就是隔一小时枪毙一个团长，泉州大桥也是抢不出来了。多亏了下游的一个浮桥，部队勉勉强强全部通过了。但时间耽误了一天多。
  只剩下两天时间，又要冒雨抢修野战工事，又要解决那么多部队的宿营、吃饭问题，一个人长两个脑袋八只手也干不过来呀。军部设在莲河方向一个叫火烧灰的村子里，有一段时间里，军找不到师，师找不到团，团找不到连队，乱套了。
  最乱还是7月24日夜部队进入阵地的那个晚上， 好乱哟，没法形容的乱啊！整整一夜，我紧张得连说话的声音都没有了，想喝点水没有水，想打个电话没电话，说实话，我当时很没信心。
  上面只知道按地图下达命令，说一声“限时进入阵地！”要知道，地图上标的路都是一些土路、小路，窄得很，加上下雨，到处泥浆，部队同时出来，又堆到一块了，谁都想头一个进去，谁也不让谁。现在检讨，我们指挥上确实有不少问题。我真急成了没头苍蝇热锅上的蚂蚁了，因为我们完全在金门的火力范围之内，如拂晓前部队不能就位隐蔽，敌人发觉首先向我开炮，损失将无法估计。我们根本就没法还炮，也没法疏散，只能干挨打。
  我下了一道命令：哪一门炮，哪一辆车出现问题，确确实实走不了，立即推到路边，翻到沟里去，不能影响大部队行动！
  万幸，天亮前各部队都到了位，坏天气也有好处，使敌人观察不便容易麻痹，我们这边千军万马大折腾，那边仍然在糊里糊涂睡大觉，真让人难以相信。但现在回想起来，也确实险象环生，让人后怕。
  任务面前无困难， 命令面前无条件，这是我军的传统。7月25日晨，我们炮群按照军委和军区的要求，完成了大规模炮击金门的准备。
  詹大南老人说：1958年那场大雨确实可恶，差一点让我贻误了军机。我们炮兵进入阵地是限定了时间的，我向军区立过军令状：保证全军按时进入：进入不了，你们可以枪毙我！
  詹大南，穿上红军军服戴上八角帽后的第一个职务是给红二十五军军长、日后的徐海东大将当警卫员；摘下领章帽徽前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对詹大南而言两个职务之间不光是一级级阶梯，还有数百次战斗和无数次从死神手掌逃脱的经历。1993年夏，我专程到南京军区高干俱乐部采访他，年逾七旬依然威严的老将军正在专心致志听书法讲座，摸了一辈子枪杆的手接着握笔杆，武将铁硬的外壳原来也包装着多样的兴趣和丰富的追求。我的第一个问题纯属好奇，所以问得极为小儿科：战斗中，您毙过执行任务不坚决的部属吗？他大惑：打仗就是一个目的，消灭敌人，怎么能随便杀自己人呢？我的第二个问题：如果工兵团长不能按时架好桥，您真会枪毙他？他依然大惑：我说过要枪毙他？记不得说过这样的话了，确实记不得了。我不想再自讨没趣，赶紧转话题，问起关于那场雨。老将军一拍茶几，恨恨说：他妈的，1958年，要是老天爷撞到我的手里，我非拿枪把他毙了不可！
  泉州桥被冲垮了，部队确实很乱，我就亲自跑到渡口去指挥，我的官最大嘛。打仗，不论防御还是进攻，哪里最重要最吃紧主官就应到那里去。
  部队看见你来了，才有主心骨，你也才能了解第一手情况，以最快的速度做判断、下决心。
  我在渡口的脾气可能是大了一些，但必须给下边一些压力嘛，你一压，点子啦办法啦都出来了，天大的因难也就克服了。军委给军区的是死命令。
  军区给我的是死命令。我给下边也只能是死命令。一级压一级，压垮的不是部队，是困难。
  部队打胜仗凭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