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集团的成员包括乔治·波尔、大卫·洛克菲勒、约瑟夫·雷廷格博士、荷兰王子伯恩哈德殿下以及乔治·麦基（美国国务院幕僚，后来成为美孚石油公司的高级执行官）。欧洲和美国的顶尖精英常常聚集在彼尔德伯格年度会议上进行秘密协商和讨论政策问题。在接下来的媒体评论和报道上，一致协议“形成”了，但他们私下讨论的机密却并未透露。彼尔德伯格会议是战后英美政策形成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显然，彼尔德伯格聚集的巨头们在那年5月份作出的决定是，要发起一次对世界工业增长的巨大打击行动，使权力的天平重新偏向英美的金融利益集团和美元一边。为了这次行动，他们决定使用他们最具威力的武器——对世界石油流通的控制。彼尔德伯格的政策是引发全球性的石油禁运，以此来大幅度提高世界石油价格。自从1945年以来，由于美国的石油公司主导了战后石油市场，美元作为石油标价的标准货币已经成为国际惯例。因此，世界油价的突然急剧上涨，意味着购买这些石油的美元需求量也同样在全球急剧上升。
  这是一个以伦敦和纽约为中心的利益集团，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哪个利益集团对世界经济前景的控制力达到如此强大。英美金融利益集团对石油的控制力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它们清楚地知道，它们的方式之所以如此强蛮，是因为它们有优势。
  【1973年的石油危机】
  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入侵以色列，点燃了世称“赎罪日战争”的硝烟。与一般大众的印象相反，“赎罪日战争”不是简单的误算、失误或阿拉伯国家决定对以色列发起军事打击的结果奇∨書∨網。围绕这场“十月战争”的开打，华盛顿和伦敦秘密策划了一系列事件，并动用了由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博士建立的强大秘密外交渠道。通过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西姆查·迪尼茨，基辛格有效地控制住了以色列的政策反应。另外，基辛格还开辟了与埃及和叙利亚的沟通渠道。他的做法十分简单，就是在关键问题上向对方误传消息，确保战争和接下来的阿拉伯石油禁运。
  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包括截获的阿拉伯官员之间关于确认已经开始战争集结的通信，被当时尼克松总统的情报“沙皇”基辛格全部压了下来。那场战争及其后果，基辛格声名狼藉的“穿梭外交”，都是华盛顿根据5月召开的（也就是开战前大约6个月）索尔茨约巴登会议纲领安排的。全世界对此十分愤怒，阿拉伯产油国成了替罪羊，而应该负责的英美利益集团却躲在幕后平安无事。
  1973年10月中旬，联邦德国政府总理维利·勃兰特告诉美国驻波恩大使，联邦德国在中东冲突中保持中立，而且不允许美国使用联邦德国的军事基地对以色列进行补给。伴随着某种不祥预感，尼克松总统于1973年10月30日给勃兰特总理发了一封措辞强烈的抗议信，该信的大部分内容有可能是基辛格起草的。
  我们认识到，欧洲人比我们更加依赖阿拉伯石油。但是，我们认为，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不与我们保持一致，并不会减少你们的脆弱性……你们认为，这场危机不是联盟的共同责任，而且给以色列提供军事补给也不是联盟责任的一部分。我认为，我们实难苟同你们的观点……
  在中东冲突这个问题上，华盛顿绝不允许联邦德国宣布保持中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可以明确表示中立，因此她也避免了受到阿拉伯石油禁运的影响。伦敦再一次巧妙地躲过了国际大危机，在这方面，英国总是很有办法。让欧佩克油价上涨四倍的一个巨大后果是，英国石油公司、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和其他英美石油公司冒险投资的北海油田可以因此而产生利润，否则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将石沉大海，血本无归。当时，如果欧佩克油价不涨，这些新建的北海油田是否能赚到钱还是未知数。当然，这可能仅仅是一个巧合。
  1973年10月16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在维也纳召开了一次关于油价的会议，之后，他们将油价从每桶3.01美元提高到每桶5.11美元，涨幅高达令人惊愕的70％。在同一天，欧佩克组织中的阿拉伯成员国在历数美国在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种种罪状的同时，宣布停止对美国和荷兰出口石油——鹿特丹一直是西欧主要的石油港口。
  1973年10月17日，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拉克、利比亚、阿联酋、卡塔尔和阿尔及利亚宣布，她们10月份的石油产量将在9月份的基础上削减5％，而且以后每个月再降低5％，“直到以色列从1967年6月所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完全撤离，并且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得到恢复。”世界上第一次“石油危机”，或者像日本定义的“石油轰动事件”，已经迫在眉睫。
  值得注意的是，石油危机在1973年末才真正到来。当时，美国总统正好卷入所谓的“水门事件”，亨利·基辛格因此成为事实总统，全权负责处理危机中的美国政策。
  1974年，为了设计一项迫使欧佩克降低油价的战略，尼克松政府派遣一位白宫高级官员前往财政部，但他被粗鲁地赶出了门。在一份备忘录中，这位官员描述道：“是银行界的领袖们不愿意接受让石油降价的建议，极力主张使用‘再循环’计划来适应高油价。这才是致命的决定……”
  当时的美国财政部，在部长助理杰克·贝内特的领导之下，与沙特阿拉伯货币局（SAMA）达成了一项秘密协定，该协定于1975年2月在由财政部部长助理贝内特写给国务卿基辛格的备忘录中被最终定了下来。贝内特曾经帮助尼克松总统制定了至关重要的1971年8月的美元政策。秘密协议条款规定，沙特阿拉伯的大部分石油税收收益将用于弥补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年轻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家、当时的怀特维德公司驻伦敦分公司专门经营欧洲债券的负责人大卫·马尔福德被派往沙特阿拉伯，担任沙特阿拉伯货币局的首席“投资顾问”。他的任务是指导沙特阿拉伯把石油美元投资到正确的银行，自然都是些伦敦和纽约的银行。彼尔德伯格计划正在按计划推进。
  作为尼克松总统最权威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已经牢牢控制了整个美国的情报系统，还控制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就在十月赎罪日战争之前，他说服尼克松提名他为国务卿。由于扮演着重要角色，基辛格拥有两个头衔：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这是空前绝后的。在尼克松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月，没有任何人像基辛格一样拥有这么大的权力。更加有意思的是，基辛格还在1973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就在1974年1月1日德黑兰会议之后，第二次石油价格上涨开始了，这一次油价上涨了一倍，欧佩克原油基准价达到11.65美元。这是伊朗国王强烈要求的结果，是基辛格秘密施加压力让他这样做的。他提出这样的要求，真是令人吃惊，就在几个月前，他还反对欧佩克把油价涨到3.01美元，因为他害怕这会使西方出口商提高出口到伊朗的工业设备的价格，这些设备是伊朗推进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进程所急需的。华盛顿和西方国家在十月战争中对以色列的支持，激起了与会欧佩克国家的愤怒情绪。就连基辛格掌管的国务院都不知道基辛格与伊朗国王之间的秘密诡计。
  从1949年到1970年末，中东原油价格平均约为1.90美元/桶。在1973年初涨到了3.01美元/桶，也就是在那时，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在索尔茨约巴登会议上讨论了未来欧佩克石油价格上涨四倍。到1974年1月，油价上涨四倍已成事实。
  【石油危机的经济影响】
  1973年底，对美国的石油禁运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可以用“恐慌”二字来形容。从整个1972年到1973年初，以埃克森公司为首的大型跨国石油公司一直在奉行造成美国国内原油短缺的政策，这一点十分奇怪。尼克松在幕僚建议下所做的一系列不寻常决策，为这些公司开了绿灯。因此，在1973年11月石油禁运的时候，影响可以说是剧烈的。根据1959年美国贸易协议法的规定，白宫有责任控制美国的石油进口。
  1973年1月，尼克松任命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为总统经济事务助理，主管白宫的石油进口政策。财政部副部长威廉·西蒙，曾是华尔街债券商，他被委以石油政策委员会主席的重任，导致10月石油禁运的关键几个月的石油进口供应政策，就是由该委员会制定的。
  1973年2月，尼克松被说服建立一个特殊的“能源三人执政”体系，也就是白宫特别能源委员会，其中包括舒尔茨、白宫幕僚约翰·厄利希曼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尽管在华盛顿或其他地方没有人意识到，但一切正在悄悄地按照彼尔德伯格的计划布局。到1973年10月，美国国内原油库存已经处于令人担心的低水平线上。欧佩克的原油禁运引发了公众购买汽油的恐慌，纷纷呼吁实行配给制度，随之产生了排长队加油的现象和经济衰退迹象。
  石油危机对美国最大城市纽约的影响最为严重。1974年12月，世界上最大的九家银行，由大卫·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顿银行、花期银行和伦敦－纽约投资银行、拉扎德兄弟银行牵头，通知老派古板的政客——纽约市长亚伯拉罕·毕姆，要他把纽约的巨额养老基金的管理权交给这些银行成立的委员会，即市政协助公司，否则这些银行和他们的媒体伙伴将施加影响，摧毁纽约的财政。